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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史诗《亚鲁王》产生时间及文化生态刍论
2016年04月22日 11:28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 作者:刘心一 郭英之 字号

内容摘要:《亚鲁王》叙事对自身历史高度推崇,通过葬礼现场的吟唱,体现出过去与现实“共在”的历史观。对核心情节“龙心大战”和“盐井大战”考证后发现,这是发生在江南和西南的抢夺自然力(环境)和生产力(财富)的战事,联系情节和史料推测出史诗产生时间上限应是公元三世纪左右。从麻山地区具体生存环境出发,深入探析《亚鲁王》体现的西部苗民之文化生态与史诗的独特价值。一、活在当下的始祖崇拜从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叙事中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自身历史的高度推崇直至“神化”。三、西部苗民的文化生态作为在贵州西部麻山地区发现、由当地西部苗语传唱的《亚鲁王》,还应该从具体生存环境出发,深刻理解其产生原因和文化生态。

关键词:亚鲁王;史诗;苗族;文化;西部;盐井;苗民;推测;葬礼;方言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亚鲁王》叙事对自身历史高度推崇,通过葬礼现场的吟唱,体现出过去与现实“共在”的历史观。对核心情节“龙心大战”和“盐井大战”考证后发现,这是发生在江南和西南的抢夺自然力(环境)和生产力(财富)的战事,联系情节和史料推测出史诗产生时间上限应是公元三世纪左右。从麻山地区具体生存环境出发,深入探析《亚鲁王》体现的西部苗民之文化生态与史诗的独特价值。

  关 键 词:亚鲁王/祖宗崇拜/产生时间/文化生态

  作者简介:刘心一,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节事管理、民俗文化、跨文化交流;郭英之,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市场和会展市场。

 

  在贵州省西部麻山地区发现的口传史诗《亚鲁王》,其价值将随着时间的逝去进一步为人们重视和认识。与大多数民族古歌、神话传说等“历史遗存物”不同,《亚鲁王》作为葬礼上的“引路经”是在苗民社会功能性活态存活的。它一端浸润在当下,一端连接着远古;它同时既是过去又是现在,既是历史又是现实,这种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民俗文化样本。

  结合《亚鲁王》的传唱语境和史诗情节探究分析葬礼仪式活动中体现出的历史观;通过史诗核心情节的考证,联系相关文献史料,尝试推测判断史诗产生的时间上限;并进一步从具体生存环境出发,在与东部苗民生存状况的比较中,探究西部苗民特有的民族心理,以及这部史诗的独特价值所在。

  一、活在当下的始祖崇拜

  从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叙事中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自身历史的高度推崇直至“神化”。但史诗中没有其他神灵,有的只是造物的神性始祖和对祖先的至上崇拜。而且不光人类,万物都有其受尊崇的神性始祖,创世部分提到动物植物时都称为“蝴蝶祖宗、老鹰祖宗、红稗种祖宗、糯谷祖宗”等等,史诗传唱者作为亚鲁的后人,他们认为身边的一切、处身其间的生存空间,都是亚鲁始祖安排好的,由祖宗开创的世界成为苗民整个生活的“历史性”起点。

  这种“历史性”还体现在苗民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源远流长”上,开篇第一节从远古女性始祖火布冷统领“仲寞”(宇宙)时,就开始“造牛造马造钱币”,这是苗民基本生活物资的最初来源;在大洪水之后萤火虫祖宗找到火种,“带到沙石关,烧去七百个土丘,烧掉七十匹山坡”①,这显然遗留着初始农业刀耕火种的痕迹;然后各个动物祖宗寻来谷种,开始了“种糯米养活后人,养鱼虾抚育子孙”的祖源地特有生活方式。

  由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农耕为主、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主,并不重视贸易“仕农工商”买卖人都身居末位。然而,史诗却体现出完全不同的思想——第一个统领宇宙的女始祖在人还没有造出之前就先造出钱币开辟了市场,男性始祖火布当统领“仲寞”后首先做的是在“天外的中央”(34页)造12属相的集市;亚鲁童年即由母亲带领他开辟12生肖集市(71页),从卢呙王处逃回到自己王国首先做的也是骑马去开辟12属相集市(80页),迁到新居地“岜炯阴”后又两次去开辟12生肖集市(132页,136页),“集市”的重要性也在后面卖盐等叙事中充分体现出来。

  然而,史诗中吟唱的纵向历史却又一直延伸到当下,“历时”形成的一切事物都“共时”地存活在身边,著名学者陈国钧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贵州做民族调查,调查报告《贵州苗夷社会概况》中提到:“各路苗夷民商业以赶场为重心,尚在日中为市实物交易时代。赶场地点或在城中,或在广场,或在山坡,分布如网,场期以干支为名,如鸡场,狗场,牛场等等。”[1]13这和史诗中讲述的集市完全一样。史诗中提到的动物植物都存在于现实之中,传诵中的一切都活在苗民周围和当下,而半个多世纪后的当今,我省西部乡镇还随处可见此类地名和以12生肖轮转赶场的方式。

  2012年5月,与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行同仁,抵达史诗流传地紫云县宗地乡大地坝村蜂糖组,参加了苗民韦老长的葬礼,聆听、并观看诵唱的整个仪式。整个诵唱从祖先亚鲁一直唱到死者生平,发挥着“指路经”的功能,以引导逝者回归祖源地。葬礼现场覆盖亡灵的精美“太阳”旗②、上路的草鞋,携带的糯米团干粮、稻谷种和弓箭藤盔等等物件,在史诗《亚鲁王》中均可以找到依据。而史诗叙述的相关细节,如亚鲁与荷布朵智夺领地的事发山崖,村民及《亚鲁王》的收集翻译者也都可以具体地加以指认。

  在麻山苗族地区,现在仍有3000多名歌师在传唱,仅大地坝村就有75个东郎,因为每个家族都需要有自己的东郎。《〈亚鲁王〉文论集》收录了8位歌师的口述史,都提到学习传唱《亚鲁王》的目的,是便于为自己家族老人“开路”。巴茅寨歌师黄老华说:“我去学开路,是为了给家族老人办事时有个根据,……如果不是我们家族的,就不懂得把我们的老人指到哪里去。”[2]戈岜歌师梁老四说:“来听的人很多,有寨上姓吴的、有姓梁的,还有其他姓的人,大家都想听听自己家族的来源或者了解亡人家族的来源,……然后唱到亡人以前去过哪些场坝,平时都喜欢买些什么。唱到有些环节,孝女就会不自觉地哭起来,在场的亲戚都会流泪。”[2]正像我们在砍马仪式中看到的,那株可以“上达天庭”陪亡灵归家的“神树”被砍倒前,苗民将用一缕细线从树梢一直牵到丧家,在这里没有其他神灵,有的只是祖宗崇拜,一切都那么遥远,一切又那么切近,口传史诗将开天辟地的神话岁月与亚鲁子孙的当下生活无缝衔接,这便是《亚鲁王》传唱至今的社会根基。

  简言之,葬礼现场是一种过去与现实的“共在”,“仪式”连续着不间断的历史,“亚鲁”衔接着不同的时间和空间③。麻山地区的山山水水、动物植物和史诗传唱的内容相互印证,老祖宗为子辈开创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这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也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在一代代歌师的传唱中,在生生死死的生命轮回中,《亚鲁王》影响塑造着苗民的心灵,以他为代表的苗族始祖一直活在历史中,又一直活在当下,形成与自然环境相呼应的独特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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