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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发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路径
2018年09月07日 09:01 来源:《文艺争鸣》 作者:段吉方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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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历史、现实和文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选择、接受、融合、发展、阐释、创新过程。这一过程既面向过去又指向当下和未来。就过去而言,它已经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形态和中国范式;就当下和未来而言,在面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文化发展现实过程中,它在不断融入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实践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理论问题与实践观念。相比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则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既存在部分重合,又有不同的理论侧重和问题指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研究要求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现实作出理论反应与概括总结,在这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延续发展。但它的问题性又不仅限于此,还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共时维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历史发展相联系,在继承与反思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借鉴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阐释,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更新和范式转换。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是一种相互联系互为表里的问题。本文从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学术史发展历程出发,探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发展的学术思想迈进及其呈现出的理论问题,以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提供一种学术扫描与理论归纳的路径。

  一、选择、接受与萌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早期历程

  从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大致经历了“五四”时期与20世纪20—30年代“左联”时期的“选择、接受”阶段;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毛泽东《讲话》)时期的“融合、发展”阶段;20世纪60—70年代艰难前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阐释、创新”阶段;21世纪以来“综合、超越”阶段。在不同的学术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在面对具体语境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形式。“五四”时期与“左联”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萌发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基本上是以译介和介绍为主。鲁迅、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萧楚女、冯雪峰等一批知识分子最早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主要有两条路径:分别是“日本路径”与“苏联路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成仿吾以及之后的胡风、周扬等留日学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主体,在1927年至1936年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如鲁迅从日文转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藏原惟人编译的《文艺政策》;郭沫若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林伯修翻译了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之路》;夏衍翻译了罗莎?卢森堡的《俄罗斯文学观》;何思敬翻译了耶考芜莱夫的《文学方法论者普列汉诺夫》;周扬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等著的《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任钧翻译了华希里可夫斯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等。此外,成仿吾还推介了福本和夫的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文艺思想,钱杏邨接受了藏原惟人受苏联影响而提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理论。由“苏联路径”引进的则包括“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这一时期被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有郑振铎译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沈雁冰译卢那察尔斯基的《俄国文学与革命》、郑超麟译托洛茨基的《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陈望道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这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引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也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接受特征。

  从选择方面来看,就像荷兰学者佛克马、易布思提出的,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前苏联相比,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不像前苏联那样纠缠于如何努力吸取欧洲文学遗产的问题,而是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对于这种理论上的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界有着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研究整体上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早期传播的理论历程和整体状貌的探究。朱立元教授在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中,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现实,深入辨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过程和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虽然其中有时两者的进程不完全同步, 但总体上是一致的。”张宝贵在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中曾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开始就是应中国的社会实际命运而生,它绝非一种单纯的文艺理论现象。”他认为:“文艺对现实的介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富生机的部分,不应以强调文艺的自身规律为由,对之进行忽视、漠视、消解甚至否定。”董学文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的反思》中主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同其他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没有可靠的根基。”确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仅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是无法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这个事实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探究,必须首先回到它的特殊的历史语境中。

  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中,学者们还具体探究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贡献。张艳国在他的论文《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中提出,“李大钊和瞿秋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道路的重要宣传家与理论家,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阐释俄国道路,针对革命道路、革命手段和革命目标,俄国国情与革命和社会建设关系”,“在理论指导、思想基础与价值认知相同的前提下,他们的认识又各具特点,存在差异,但共同展示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道路的思想睿智与科学认知。”孙郁在他的论文《鲁迅与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提出鲁迅与列宁主义的相似点:“社会学的批评眼光;“不断进击”的思想;国际主义情怀”,展现鲁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早期阶段的重要贡献。艾晓明的论文《胡风与卢卡契》是探究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她从胡风与卢卡契共同的美学信念出发,提出“他们在同一时代、同样的思想背景下开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追求,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本国的阐发者、实践者,都是自觉应用这一理论建构了自己的文艺思想体系”,从而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中重新估定了胡风的理论贡献。刘中望在他的论文《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中指出,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重要著作与经典文本由俄文向中文的直接翻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向中国传播初期“阐释文本的混杂”“译介的双重间接”等不良倾向和影响,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观念、原则和方法的确立直接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理论范式。但他也指出,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思路的总体框架中,他的编译式即“撰述”翻译方式带有极大的政治功利性,体现了瞿秋白作为政治家的理论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理论家之间的深刻矛盾。黄念然的系列文章则分别阐释了周恩来、周扬、冯雪峰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做出的理论探索。

  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早期传播的理论形态研究有明显理论收获。季水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当代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经典著作评注期,二是理论体系探讨期,三是当代形态建构期。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百年的传播与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二是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转型,三是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创新精神,二是二元对立思维,三是研究方法和思想资源单一。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三途并行向一途独进,三足鼎立向一家称雄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同时有其失误:经典文本与阐释文本的混杂性,翻译传播中的双重间接性,注重政治功利的实用性。”赖大仁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包括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形态,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包括原典性“译介话语”“毛泽东文艺思想”等“领袖话语”以及理论界的“学术话语”基本形态。理论形态的研究非常必要,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在理论上的深化,这些研究成果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方式有积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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