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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一种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
2020年10月19日 16:38 来源:文艺报 作者:孙元元 字号
2020年10月19日 16:38
来源:文艺报 作者:孙元元

内容摘要:非虚构成为文坛上的热点事件,是在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发起“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之后。然而,非虚构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人民文学》的影响力,也不只靠它呈现的个人经验的鲜活,某种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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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虚构成为文坛上的热点事件,是在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发起“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之后。梁鸿回到故乡调查走访,直击乡村现实,写下《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卧底传销组织,写出传销纪实《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从个人的打工经验出发,表现工厂和工人生活。李娟同哈萨克族人一起生活的观察、感悟和思考,构成《羊道·春牧场》和《羊道·夏牧场》两部作品的主要内容。阿来的《瞻对》基于翔实的史料考证和大量的民间采访,还原川藏地区一个部落坎坷的民族融合史。题材多样,不一而足,很好地实现了“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的宗旨:以“吾土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

  然而,非虚构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人民文学》的影响力,也不只靠它呈现的个人经验的鲜活,某种程度上,从未停止的诘难和争议也大大增加了其知名度。检视相关文学批评能够发现,对非虚构的质疑主要围绕几个问题展开:一是非虚构是否意味着不虚构、无虚构?它能否还原真实?如果不能,是否有违叙事伦理?二是非虚构与报告文学有何区别,为什么要用非虚构取代报告文学这一概念?三是非虚构作品文学性孱弱,划归文学之列是否得当?

  从字面意义上看,非虚构意味着不虚构、无虚构。在很多评论者看来,还原真实理应是非虚构的题中之义。如若作品中出现有选择的摄取、引导性的访谈、议论事件或人物、借景抒情等不够客观的情形,非虚构便会受到不宽容的对待。在批判者的观点中,非虚构作品不能存在虚构的成分,而应该做到全景呈现、事无巨细、绝对客观。否则,它便无法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但是,诚如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指出的那样,“‘非虚构’以否定的句式下定义,本身就是个奇怪的词”。亦即,非虚构或许并非/没有必要/不可能如它字面所示,做到不虚构、无虚构。任何叙述都构成虚构,“作者的意图、态度、经验等等,它们未必就一定是现实的反映。这些意图、态度和经验,在文本中更有可能只是虚构化行为的产物”(沃尔夫冈·伊瑟尔语)。被称为非虚构的作品中,虚构的成分原本就无所不在。与其从名称出发,吹毛求疵于其中虚构成分的有无或多寡,不如将其看作一种直面现实的写作。张柠、许姗姗在《当代“非虚构”叙事作品的文学意义》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非虚构“不在于语言重述环节的绝对真实与否,而在于是否脚踩大地,面对真实的场景,拒绝二度虚构,致力于去展现一种更高层面上的真实,或者说存在”。

  对于非虚构和报告文学的关系,学界也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比如认为非虚构是文类的概念,报告文学是文体的概念,后者从属于前者;比如认为报告文学产生于“共名”时代,有着统一的时代主题,非虚构则来自“无名”时代,文化选择更为复杂多元;比如认为用非虚构取代报告文学的做法对文体建设有害,容易助长投机意识,因此在进行类型化描述时,非虚构更富涵盖力,在单体文学的阐释中,用报告文学更为适宜,等等。这些观点都有说服力,但人们似乎将关注点过多地放在了二者的区别上,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报告文学的地位举足轻重。30年代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新时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等都是佳作。虽然也曾沦为市场经济的追随者,丧失了独立品格,但大多数时候,报告文学都自觉运用文学的形式,真实、及时地反映社会事件或人物事迹,是当之无愧的“文学轻骑兵”。这种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在非虚构中同样得到了体现,从这个意义上看,非虚构和报告文学一脉相承。事实上,这种精神不唯报告文学和非虚构专属,它在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诗歌界的“及物写作”、新世纪初的“底层写作”中或许也有迹可循,甚至在更早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在那些有着文以载道追求的诗歌、散文和史传里就已然蕴蓄深厚。

  由于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等学科介入现实的方法,非虚构文本难免表现出间性特点,不符合人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期待,因此经常被质疑类属问题。但是,始于19世纪,四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纯文学概念是否应该被反思?尤其是面对当下复杂的文化现象,在纯文学之外,文学是否应该做出更具包容性的选择?已有学者提出“大文学”的概念,认为日记、书信、思想随笔、现代杂文等都应当纳入文学范畴。毕竟,将文学和政治、社会、历史沟通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贯的追求,“文史不分家”的杂文学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而在促使我们反思对文学的认识之外,非虚构更直接的意义在于为萎靡不振的当代文学注入现实感。80年代以来,文学专注于技巧探索和形式革新,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只是当社会转型加速,现实愈发纷繁复杂、瞬息万变,文学依然在象牙塔中向壁虚构,便会与现实脱节,让人感觉隔膜。余华的《第七天》创新表现手法,但在对现实的处理上,却有信息堆积、新闻串烧之嫌,缺乏厚重感。苏童的《黄雀记》意欲通过描摹“丢魂”众生相表现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惶惑心理,虽然抓取了“小拉”“万元户”“邓丽君”“夜总会”“洗头房”“第三者”等时代文化的关键词,却更像符号的罗列,没有真正切入时代的肌理。周大新创作《湖光山色》的初衷之一“是想把当下乡村变革中的真实境况表现出来,引起读者们对乡村世界的关注”,但实际呈现出来的文本却暴露出他乡村经验的不足。比如主人公在每天进账数以千计的情况下,先是给过来帮忙的亲戚每天6元,后来又给雇佣的打工者每月200元。如此设定乡村经济数据,显然与新世纪之后的乡村现实龃龉。

  新媒体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各种快餐式阅读充斥人们的生活,挤压着原本就狭窄的文学的生存空间,很多文学刊物被迫停刊便是例子。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如果文学继续远离现实,不去“厚描”生活,很容易被传播快速、内容丰富的新闻取代。非虚构以其直面现实的精神为文学注入活力,使作家走出书斋,走向广阔的大地,用文学的方式深度表现现实,将文学重新带回公共视野之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文学的边缘化处境。虽然难免粗粝,缺乏精雕细琢的文学性,但它毕竟为当下的文学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2020年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和决胜之年,涌现出一批以乡村脱贫攻坚为题材的作品,但人物形象单薄、矛盾解决简单是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存在的问题。现实远比想象更精彩,在这样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局中,或许不需要煞费苦心设计情节和人物,只是耐心地“下生活”,用心观察、聆听和感悟,原原本本地将当下乡村发生的新变和农民的思想动态深挖、表现出来便是上乘之作。这里并不是说非虚构作品优于虚构类作品,在表现真实、感人至深方面,二者并无高下之别。汲取非虚构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也未必一定要像非虚构作品那样原生态地呈现田野调查的过程,非虚构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和方法消隐在作品深处。

  当然,很多非虚构作品自身也存在不足,比如思想贫乏、深度不够、概念化、同质化等等。但令人欣慰的是,它还在探索和发展当中。继《人民文学》之后,又有《收获》《十月》《当代》等刊物开设非虚构专栏,刊载非虚构作品。作家基于个人经验的创作多了起来,比如冯骥才的《激流中》写自己在80年代的经历,展示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具有文献价值。依托新媒体的非虚构势力不容小觑,“正午故事”“谷雨”“人间The livings”等微信公众号专注于非虚构创作和推广,受关注度颇高。我们有理由相信非虚构会走得更远,创作出兼具现实性、思想性、人文性和艺术性的佳作。也希冀在其直面现实精神的感染下,文学能够真正走出象牙塔,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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