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复活那伟大的精神！要再生那高洁的心情！……青年们，有热血的青年们，来，来，我们一同跑上高加索的山头，去朝拜那为人类受罪的普罗密修士；奔往锡狄亚北部的山野，去顶礼那为人类而战的战士。他是我们的导师，是人类的光明；是我们的生命之海，是我们的力之泉，他代表了伟大，象征着高洁；他是宇宙的光荣，是世间的骄傲。……哟，伟大的普罗米修斯！……愿你的伟大化作春风来吹醒我们的花朵！愿你的高洁化作秋雨来洗清我们的污浊！愿你的伟大好似长江大河的流遍人间！愿你的高洁好似洪水的泛滥地上！[1]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哪一个时段，像二十世纪上半叶般文学与政治联系如此紧密，以致文学几乎完全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普罗米修斯为人类而战的精神，不仅激起革命人士的战斗激情，也是文人抒发胸志的最佳主题。普罗米修斯的题材渗透进了文人的血液中，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以上文字，摘录于杨晦写自1926年12月的《普罗密修士》。这篇文章是“杨晦同志翻译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基拉著名悲剧《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之后所写的附录”[2]，字字充盈着对普罗米修斯深情的崇拜，极富代表性地概括了普罗米修斯这一外来形象带给中国人精神上的震撼。和普罗米修斯一样，杨晦也是“伟大”与“高洁”的象征。他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和教育家，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他一生以笔为剑，与黑暗势力顽强搏斗；他称道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3]，以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头精神；他勇敢地和“虚伪的世故、勾心斗角的行为、尔虞我诈的争斗进行斗争，自己经受多大的损失也不后退”[4]。他将普罗米修斯的气质，化在了自己的血液中：“他坚强的性格和忧郁的心情在西方的某些悲剧里得到共鸣，他谈讲那些悲剧的情节，象是在述说自己亲身的经历。”[5]

注释：

　　[1]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2]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3] 冯至：《从葵亥年到葵亥年》，摘自《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代序”第5页。

　　[4] 冯至：《从葵亥年到葵亥年》，摘自《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代序”第3页。

　　[5] 冯至：《从葵亥年到葵亥年》，摘自《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代序”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