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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礼记》版本新论 ——十三卷刻本以前抄本的流传及十三卷刻本的生成蠡测
2019年11月12日 11:30 来源:《中州学刊》 作者:马晓玲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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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大戴礼记》传世版本以十三卷本为主,历代史志目录、公私书目均有记载。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有“《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考证出《大戴礼记》在东汉至南宋时期至少有八十五篇本、桥仁编选本、卢辩注本、十三卷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三卷四十篇本7种版本流传。北周时卢辩以桥仁编选本作注并拟定篇卷,汉晋古注、唐宋经疏类书征引的是原八十五篇本。韩元吉将隋唐以来流传的十三卷抄本和卢辩注本合刻,其篇卷及目录依据十三卷本,若其正文与卢辩本内容重合则以卢辩注本正文和注刊刻,其余内容则依据十三卷本正文,韩元吉刻本是今十三卷本的源头。

  关 键 词:大戴礼记/十三卷本/刻本/抄本/韩元吉

  基金项目:郑州大学2012年优秀博士论文培育基金项目与郑州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项目《大小戴谱系、故里及礼学考述》(12R01901)。

  作者简介:马晓玲,女,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大戴礼记》传世版本以十三卷本为主,历代史志目录、公私书目均有记载。关于《大戴礼记》十三卷本的由来,黄怀信先生认为《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十三卷本即卢辩节选三十九篇注二十四篇本,隋唐传本与今本不异,惟尚未分出《明堂》篇,今传本即卢本之旧①;甘良勇先生则认为《大戴礼记》版本有三个系统:一是郑玄《六艺论》中所载的八十五篇本,二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实际内容多于四十篇少于八十五篇的十三卷本,三是韩元吉刊刻的十三卷四十篇本。②《大戴礼记》十三卷刻本以前版本的实际情形仍需再探讨。

  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中除《大戴礼记》十三卷的记载外,还著录有“《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学界对《大戴礼乔记》关注不够。若以《国史·经籍志》的著录为突破口,从目录学的角度,结合历代书目和刻本序跋所载版本信息,则探索《大戴礼记》版本可另辟蹊径。

  一、卢辩注八卷本与《大戴礼乔记》八卷关系考述

  1.《大戴礼乔记》八卷的著录与真实性考辨

  焦竑《国史·经籍志·礼类·二戴礼》著录有“《大戴礼记》十三卷,汉戴德撰”和“《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③。清代学者对《大戴礼乔记》持怀疑态度,雷学淇曰:

  明人朱氏《授经图》、焦氏《经籍志》皆有《大戴礼桥记》八卷,注云桥仁著。此因《桥玄传》误谓仁从同郡戴德学,故附会为此,实伪书也(汉以来书目不载)。季卿止从次君学,未尝从延君学,《桥玄传》“德”字乃“圣”之误耳。④

  “乔”、“桥”音同,古人名字多以音同音近字代之。桥仁,字季卿。戴德,字延军,号大戴;戴圣,字次君,号小戴。朱氏指朱睦,其《授经图》不载《大戴礼乔记》,可能是雷氏误记。雷氏评判《大戴礼乔记》伪书的依据有二:一是汉以来书目不载,二是桥仁只从戴圣学而不从戴德学。但这两种评判依据均不能成立,书目不载而实有典籍多出,桥仁完全有可能在戴德亡故后改师戴圣。焦竑的著录当属可信,《大戴礼乔记》当非伪书。

  首先,我们结合焦氏仕宦、藏书经历及学术品性判断其记载可信。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状元及第,官翰林院修撰。他一生博览群书,对经史、诗赋、小说等无所不通。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被推荐纂修国史,从《艺文志》开始,耗时两年十个月完成了《国史·经籍志》,后因主持天府乡试被弹劾,辞官归里中止修史。《国史经籍志》最后由其门人陈汝元于万历三十年(1602)校刻刊印。《国史·经籍志》所著录的宋前图书主要以郑樵《通志·艺文略》为基础,元后图书则参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并参考明代前中期官方藏书及私家藏书,资料广泛,著录丰富。同时,焦竑身在史馆,可以翻阅《明实录》及禁中典籍,万历以前官修国史保存的资料也多能见到,他又极为重视其他资料,涉猎野史、文集、家谱、碑志等300多部。此外,焦竑还是晚明最大的私人藏书家,与齐东戏曲家李开先有“北李南焦”之称。其澹园藏书楼又名曰“五车楼”,取名源自《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民间俗称“焦状元楼”。焦竑又编有《焦氏藏书目》二卷,以抄本和宋明刊本居多,惜不传。焦竑对其收藏的书籍几乎都亲自校勘,并有“澹园焦氏珍藏”“子子孙孙永保”“弱侯读书记”等印章。

  其次,我们可以结合桥仁的家世、经历等判断桥仁有著《大戴礼乔记》的可能性。《后汉书·桥玄传》记载:“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⑤《汉书·儒林传》载:“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⑥桥仁究竟是戴德弟子还是戴圣弟子?不少学者误认为《后汉书·桥玄传》中的“德”当为“圣”字之讹,如王鸣盛《蛾术编》卷六、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雷学淇《介庵经说》卷六、黄侃《礼学略说》等。孙显君对此已有辨析:“戴德年长于戴圣,并先于戴圣而亡,因此桥仁很有可能先师戴德再师戴圣。”⑦孙氏的观点令人信服,惜未深论。桥仁在元、成帝时师从戴德学礼,由于戴德亡故,大概在戴圣第二次担任博士之际又师从戴圣,平帝元始二年(2)至四年担任大鸿胪。西汉经学处于创立期,师法尚未趋于一尊,《汉书》中记载改换师法的现象比较常见。《大戴礼》至哀、平帝时期得立学官,并由弟子徐良担任博士。桥仁从自身经历出发,斟酌大小戴师法异同著《大戴礼乔记》是很有可能的,其具备编选的学术条件。可惜,由于《大戴礼记》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如《礼记》,《大戴礼乔记》更不会引起时人关注,淹没不彰,直到明代焦竑时方见著录。

  综上所述,焦竑《国史·经籍志》的著录当属可信,《大戴礼乔记》并非伪书,而是桥仁编选的著作。

  2.卢辩注八卷本与《大戴礼乔记》关系蠡测

  北周时卢辩注《大戴礼记》有八卷二十四篇,又曾讲解《夏小正》篇,故卢辩注本共二十五篇,因《夏小正》与《保傅》同为一卷并不影响八卷之数。卢注八卷本与《大戴礼乔记》八卷之间是一种巧合,还是具备因袭关系?解开这个谜团是探索《大戴礼记》版本的重要突破口。

  卢辩注本的由来无外乎两个途径,一是自己编选,二是使用前人编选本。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朝代更迭频繁,社会极不稳定。卢辩历经西魏和北周,一生戎马倥偬,两过家门而不入,又积极参与朝廷制度改革,于繁忙之际注解《大戴礼记》已属难得,自己编选的可能性不大,卢辩注本很有可能依据的是前人编选本。

  卢辩“累世儒学”,其父为太常丞,其兄研究《礼记》为当时硕儒,其家学具备浓厚的礼学研究氛围。他曾任太子少傅、少师,或许与其对《大戴礼记》的研习有密切关系。卢辩研习《大戴礼记》的同时,对《礼记》也颇为熟悉,其经历与桥仁相似,他应该能够注意到《大戴礼乔记》。《大戴礼乔记》很可能是卢辩注选择的底本,卢辩有可能对《大戴礼乔记》原篇分卷作注解形成了八卷本。也就是说,《大戴礼乔记》至少经历了两次编订,即桥仁编选篇目(可能含原有篇次),卢辩分卷并作注。由于残缺不全的篇次和注释及《大戴礼记》本身的不受重视,历代书目均不载《大戴礼乔记》。

  二、《大戴礼记》抄本的流传

  孔颖达《礼记正义·叙》曰:“(郑玄)《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⑧郑玄所见《大戴礼记》为八十五篇。陈邵《周礼论序》载“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⑨,仍称八十五篇,可见八十五篇本至晚流传到西晋。然而《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大戴礼记》则为十三卷,我们结合文献著录方式由篇到卷的变化可以推测,八十五篇本至南北朝时可能散佚。南北朝之后,《大戴礼记》流传的版本至少有十三卷本和前文所提八卷本,相对而言,流传较广的则为十三卷抄本。

  探讨十三卷本之前,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另一种情况,即汉晋古注、唐宋经疏类书对八十五篇完本的征引。雕版印刷术发明前,书籍靠传抄流传极为不易,古注引书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从唐代开始,因典籍流传不易盛行类书编纂,类书的一个重要取材范围便是古代注疏,因而唐宋类书内容具备很强的因袭性。汉晋古注、唐宋经疏类书的征引是《大戴礼记》潜在流传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而且很可能是最接近《大戴礼记》本来面貌的形式,可以称之为八十五篇本的遗留。有学者依据唐代经疏类书征引《大戴礼记》不见于韩元吉刻十三卷本判定韩元吉刻十三卷本非《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版本⑩,虽结论可信,但其论证方式却有失偏颇。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大戴礼记》以抄本流传,直到元代至正十四年(1354)后,刻本才取代抄本占据主要地位。《大戴礼记》抄本除了上文所言的八十五篇本、桥仁编本、卢辩注本外,至少还有十三卷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卷四十篇本4种抄本。

  《隋书·经籍志》著录:“《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其礼类小序又云:“凡五种,合二百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11)《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大戴礼记》十三卷与八十五篇之间的关系如何?十三卷本是八十五篇的完本,还是戴圣删为四十六篇所余下的三十九篇残本?《隋书·经籍志》并未记载《大戴礼记》十三卷所包含的篇次,但我们仔细研读上下文义,可以推测,十三卷本应该是戴圣所删之三十九篇。同时期的司马贞《史记索隐》言:“戴德撰《礼》,号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见今存者有三十八篇。”(12)这里记载的比《隋书·经籍志》少一篇,是因为《夏小正》篇单行。

  《崇文总目》著录《大戴礼记》“十卷三十五篇,一本三十三篇”(13)两个抄本。

  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五载:“《大戴礼》今存四十篇,其篇始于二十九,篇次不伦,又一本止十卷三十三篇,第一至三十三,恐是后人改正(《馆阁书目》)。”(14)前者应该是十三卷本,盖“三”讹为“二”。《中兴馆阁书目》今已亡佚,章如愚引其载《大戴礼记》篇目,记载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存四十篇本,另一种为十卷三十三篇本,其篇目自第一至第三十三。单就“礼记始末”一条,章如愚便3次征引《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书目》虽然亡佚,但章如愚生活的时代距离该书编写时代不远,其所载《大戴礼记》当属可信。十卷三十三篇本应是北宋时人抄写时重新厘定的卷数篇次。

  “淳熙乙未岁(1175)后九月颍川韩元吉书序”载:“予家旧传此书,尝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15)范太史指范祖禹。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进士甲科,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负责唐代部分,后司马光荐为秘书省正字,后任给事中、国史院编修、侍讲学士等职,著有《唐鉴》、《帝学》、《仁宗政典》、《范太史集》等。元祐(1086-1094)时任侍讲,曾讲《尚书》《论语》《礼记》。他讲《礼记》时,“至‘拟人必于其伦’,曰:‘先儒谓拟君于君之伦,拟臣于臣之伦,特其位而已。如桀、纣,人君也,谓人为桀、纣,必不肯受。孔、颜,匹夫也,谓人为孔、颜,必不敢受。’东坡深叹其得劝讲之体”(16)。对于《礼记》,范祖禹主张节讲:“臣等奉旨讲《礼记》,伏缘《礼记》汉儒所集,非圣人全经,尝有去取,欲乞《丧礼》十三篇不讲外,如篇中有不须讲者亦节讲。”(17)北宋时《礼记》通论诸篇受到经筵讲习的重视。从礼学渊源及侍讲经历来看,范祖禹藏《大戴礼记》抄本的可能性很大。范祖禹曾负责《资治通鉴》唐代部分的编写,又任国史院编修,那么,其所藏《大戴礼记》抄本很可能是《隋书经籍志》所载十三卷本。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大戴礼记》抄本流传有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西汉元、成帝时戴德《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平帝时桥仁《大戴礼乔记》(篇数不知)→北周卢辩注《大戴礼记》(乔仁编选本,拟定八卷二十五篇)。第二条路线是:西汉元成帝时戴德《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唐初《隋书经籍志》载十三卷(可能为三十九篇,无注)→唐玄宗开元时司马贞《史记索隐》所称三十八篇(《夏小正》篇单行,无注)→北宋庆历(1041-1048)《崇文总目》载十卷三十五篇,一本三十三篇→北宋嘉祐元年(1063)后范祖禹藏本(抄本,十三卷四十篇)→南宋淳熙二年(1175)韩元吉十三卷四十篇(刻本,十三卷四十篇,有注兼无注)→淳熙五年(1178)陈骙《中兴馆阁书目》载十三卷四十篇,十卷三十三篇(第一至第三十三)→今十三卷刻本。

  北宋是《大戴礼记》版本流传的重要时期,《大戴礼记》可能至少有4种抄本:《大戴礼》桥仁编、卢辩注八卷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三卷四十篇本。其中,十卷三十五篇本当亡于北宋末南宋初,而十卷三十三篇本则因淳熙五年韩元吉刻本的流传而亡佚。韩元吉刊本与范祖禹家藏本篇卷相同,当时距庆历仅约20年,范祖禹藏十三卷抄本是十三卷本流传中的重要一环。

  三、《大戴礼记》今十三卷本生成过程蠡测

  韩元吉是刊刻《大戴礼记》的第一人,对《大戴礼记》文本的定型和传播具有重大贡献。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号南涧。幼年丧祜,“靖康之乱”后寓居信州僧寺,并师从尹焞、张九成研习经史,奠定儒学功底。他早年立志科考,却均以落第告终。自绍兴十二年(1142)为处州丽水县属官,始步入仕途。绍兴二十八年(1158)为建安知县,根据沿海产盐的便利发起食盐买卖为百姓造福。三年后以右通郎转任司农寺主簿,后历任司农寺丞、淮西宣谕参议、左司员外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等。乾道七年(1171)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出使金国贺金主生辰。两年后任礼部侍郎,同年十二月除敷文阁待制出知婺州。淳熙元年(1174)遭浙东提刑按劾改知建宁府。他勤于政教,多次作劝农文,鼓励百姓重视耕作。淳熙三年(1176)为吏部尚书,提出了整顿吏治的建议。淳熙十三年(1186)被孝宗封为颍川郡公,一年后卒于信州南涧。韩元吉平生交游甚广,与陆游、朱熹、辛弃疾、陈亮等人有诗文唱和。著有《南涧甲乙稿》和《南涧诗余》。《南涧甲乙稿》七十卷,已佚,今传本是清人劳格从《永乐大典》辑录而成,有文十五卷、诗赋六卷,词一卷,其版本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979—1984册)。

  序文称:“乃刊置建安郡斋,庶可考焉。淳熙乙未岁(1175)后九月颍川韩元吉书。”(18)因被封为颖国公,故韩元吉自称颍川人。从时间上讲,淳熙二年乙未韩元吉尚在建宁府任上,刊刻《大戴礼记》与其政教思想、重视耕作有着密切关系。南宋时期教育兴盛,刻书业发展迅速,地方官刻主要有公使库刻书、各路使司刻书、各州刻书、州郡县学刻书4种。州郡县学刻书包含有州军学本、郡斋本、郡庠本、郡府学本、县斋学本、县学本、学宫本、泮宫本、学舍刻本、书院刻本等多种形式。韩元吉选择建安郡斋的形式刊刻《大戴礼记》,大概与其曾为建安知县的经历有关。

  韩元吉刻十三卷本是今十三卷本的源头,序文只言其刻本与范祖禹家藏抄本篇卷悉同而未提其他,也就是说,范藏本与韩刻本除篇卷相同外,其他信息应该不同。韩刻本十三卷包含有注和无注两部分,其中八卷二十四篇有注五卷十六篇无注。其刻十三卷本之所以会出现有注兼无注的情况,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韩元吉刊刻时将范祖禹藏本与卢注本相结合。这里有一个问题:卢注本篇次、卷次是否相连?桥仁编选《大戴礼乔记》包含有《大戴礼记》原有篇次,依据常理推测,卢辩依据桥仁本注解时很可能重新拟定卷次和篇次,即从卷一至卷八,第一篇至第二十五篇。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推测今十三卷本的生成过程:《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三卷本流传至北宋范祖禹家藏抄本,韩元吉将隋唐以来流传的十三卷抄本和卢辩注本合刻,其篇卷及目录依据十三卷本,若十三卷本篇目有注则以卢辩注本正文刊刻,无注则依据原有正文刊刻。

  韩元吉刻本在元代的流传不详,明代则先后经历了陆深、项元汴、高士奇、顾广基等人收藏,到清代有金璠藏书。

  到了元代,《大戴礼记》十三卷本有了新刻本。郑元祐《大戴礼卷后跋》载:

  海岱刘公庭幹以中朝贵官出为嘉兴路总管。政平讼理,发其先府君御史公节斋先生所藏书,刊诸梓,置之学官,《大戴礼》其一也。遂昌某向尝学于金华胡汲仲先生之门,每以诸生拜御史公,得闻绪论上下数千载,亹亹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发于嘉兴公。公以某尝承教于御史公也,故授某识之卷末云。(19)

  郑元祐(1293-1364),字明德,本遂昌人,后随父远徙钱塘,又流寓平江。著有《侨吴集》和《遂昌杂录》。前者后人整理为《郑元祐集》;后者多记录宋末轶闻及元代高士名臣遗事,间有忧世之言,其言笃厚质实,非陶宗仪《辍耕录》诸书捃拾冗杂可比。跋文所言胡汲仲,郑元祐曾从其学。刘贞,字庭幹,郑元祐称为“嘉兴公”,出任嘉兴路总管时,以先父御史公刘节轩藏《大戴礼》刊刻。因郑元祐师从胡汲仲时,胡与御史公过往甚密,元祐得闻御史公高论,故刘贞刊刻《大戴礼记》时,请郑元祐为之作序。当时与《大戴礼记》一起刊刻的书籍还有《吕氏春秋》,其本事《吕氏春秋序》交代更详,可参看:

  江南内附初,北方贤士大夫宦辙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惟恐弗逮。元祐恨生晚,无以参侍诸大老若徐公子方父、畅公纯父。刘公居敬父,号节轩先生,尚及以诸生拜之于诸老先生坐席间。久之,金华胡汲仲先生讲道虎林山之僧舍,疏檐古屋之下,中设一末(笔者按:末疑当作木)榻,宾友终日相过从,其获延致中坐与先生剧谈古今南北士大夫不数人,而节轩先生则其一也。公疏秀而明润,玉立而长身,时时与先生论先秦古书。以为秦自用商鞅,驱其民不战则耕,禁绝先王之学,固不待李斯建言之时也。然吕不韦乃能招延四方辨博之士,成《吕览》一书,其书虽醇疵相参,至于奇闻异见,有裨世教。若《月令》为书,《小戴》取之以记礼,先儒不为其不可也。顾其书板本不复刊,而读者亦甚寡。元祐闻先生此言也,时年二十余,今忽四十余年矣。已而元祐饥驱东西漂,颇闻节轩先生不乐仕,仅以监察御史终位。不究德而始发于其子嘉兴公,以文儒起家,扬历朝箸,出为嘉兴路总管。念其家所藏书皆节轩先生所手校,于是出其一二,俾以刊于嘉禾之学宫,与学者共,而《吕氏春秋》其一也。公念元祐尝受学于胡先生之门,固以诸生拜御史公者矣。《吕览》既刊版,乃俾元祐为之序。御史公,海岱人,讳克诚,字居敬,累赠至礼部尚书。嘉兴公,名贞,字庭幹,由嘉兴擢授海道都漕运万户云。(20)

  刘节轩、刘贞父子的校刊促进了《大戴礼记》在元代的流传。经过宋元两代,《大戴礼记》十三卷刻本得以定型,并广泛刊刻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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