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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莫氏复刻缩宋本《陶渊明集》底本探疑
2020年09月22日 10: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6期 作者:蔡丹君 字号
2020年09月22日 10: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6期 作者:蔡丹君
关键词:《陶渊明集》;独山莫本;旌德李氏翻宋本

内容摘要:“独山莫本”《陶渊明集》是贵州独山人氏、清代藏书家莫友芝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根据“旌德李氏翻宋本”(即李文韩刻本)翻刻的一种陶集。此种陶集在清末以后流传甚广,在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公开之前,甚至被一些研究者当作宋本陶集来参考。本文通过辨析,发现李文韩刻本是以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为底本的。不过,虽然在具体的文字内容上与汲古阁本大致相似,但其存在对编次的大量改动。

关键词:《陶渊明集》;独山莫本;旌德李氏翻宋本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独山莫本”《陶渊明集》是贵州独山人氏、清代藏书家莫友芝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根据“旌德李氏翻宋本”(即李文韩刻本)翻刻的一种陶集。此种陶集在清末以后流传甚广,在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公开之前,甚至被一些研究者当作宋本陶集来参考。本文通过辨析,发现李文韩刻本是以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为底本的。不过,虽然在具体的文字内容上与汲古阁本大致相似,但其存在对编次的大量改动。

  关 键 词:《陶渊明集》 独山莫本 旌德李氏翻宋本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汉魏六朝别集文献集成”(13&ZD1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蔡丹君,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大矢根文次郎先生在《陶渊明研究》第三卷中,罗列了《陶渊明集》版本情况,名之曰《陶渊明集叙说》。这个目录十分简要,只列题名、卷数、撰者与存佚情况,虽名为“叙说”,实则有目而无叙。其中,“北宋本”一栏列“独山莫本”一种,定为“不详”。①关于这里所谓的“独山莫本”,有多重疑问。第一,“独山莫本”究竟何意,是存是佚;第二,“独山莫本”所对应的宋本,究竟是哪种宋本,是思悦本、宋庠本,还是曾集本?它又与更早的江州本等诸种宋本陶集究竟有何源流关系;第三,“独山莫本”的翻刻形式,在清代以降的《陶渊明集》翻刻系统中有何影响、地位,《陶渊明集》研究诸学者为何如此重视。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探究之关键。

  一、何谓“独山莫本”

  大矢根文次郎先生所谓的“独山莫本”,是指清代莫友芝翻刻宋本《陶渊明集》之底本。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眲叟,贵州独山人,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富于藏书,有藏书室名为“影山草堂”,所藏多明清精刻、明抄、明校本。②久居曾国藩幕府,曾主持江南官书局,校勘经史,著有《郘亭知见传本书目》。③大矢根文次郎先生将“独山莫本”定为北宋本,是指其底本乃为北宋本。倘若其说成立,那么“独山莫本”对应的究竟是哪一种北宋本呢?大矢根文次郎先生并无交代。

  在《陶渊明集》版本系统中,被俗称为“莫氏翻雕本”、“莫氏翻宋本”的陶集,并非稀见版本。它流传很广,收藏者遍及海内外。如南开大学图书馆目录中有“清咸丰十一年独山莫氏复刻缩宋本《陶渊明集》”一种(以下简称莫氏翻宋本)。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一书在其版本叙录中提到了燕京图书馆所藏的这种陶集,而且考出此本曾归废名所有。④

  此种陶集,前后印行次数较多,形制有若干种。

  一种是一册四函缩刻袖珍本。⑤此种陶集,为七行十五字,长17.4厘米,宽12.8厘米,栏高9.9厘米。封面题曰:“陶渊明集,甲午三月,景盦题。”扉页以篆字题曰:“陶渊明集,阳子烈十卷本,咸丰辛酉嘉平皖城行营收旌德缩刻宋本初印者,以此板后印多漫不可读,绳宜宝之,郘亭眲叟呵冻记”,后有莫友芝印鉴。其编次依次是:萧统《陶渊明集序》(以下简称萧《序》),卷一至卷十,颜延之《陶征士诔》(以下简称颜《诔》),萧统《陶渊明传》(以下简称萧《传》),阳休之《序录》(以下简称阳《序》),宋丞相《私记》(以下简称《私记》),《曾纮说》,《书靖节先生集后》(即思悦说,以下简称《书后》)。集后有二跋。其一为莫友芝识语,其文曰:“毛斧季秘本书目注宋板《陶渊明集》云《桃花源记》中‘闻之欣然规往’,今时本误作‘亲’,谬甚。《五柳先生赞》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检《列女传》,是其妻之言也。他如此类甚多,即‘四八目’比时本多八十余字,按所举二条并与此本合通,本校语亦多于时本,然则此所据即毛氏宋本也。咸丰辛酉冬莫友芝识。”其二为莫友芝之侄绳孙坿识语,其文曰:“谨按书中宋讳缺笔,至宁宗嫌名之廓,李氏所据乃庆元以后椠本,其注称宋本作某者数处,盖指宋丞相定本也。桐城徐椒岑以见行陶集乏善本,亟醵金翻雕公同好。且属摹先征君手题书衣数语,刊之卷首,以当署检云。光绪二年六月庚子绳孙坿识。”

  另一种则是线装二册通行本(见图1)。⑥此种陶集,亦是七行十五字,长、宽与栏高之数,与一册四函者没有太大区别。无目录,其编次依次为:萧《序》,卷一至卷十,文后分别是颜《诔》、萧《传》、阳《序》《私记》《曾纮说》和《书后》。该种莫氏翻宋本的编次和内容以及两篇识语,与以上缩印本所呈现的,是基本一致的。

  

  图1 周作人藏莫氏复刻缩宋本《陶渊明集》卷首

  从扉页题字与这两篇识语来看,“清咸丰十一年独山莫氏复刻缩宋本”的来历是,莫友芝在咸丰辛酉年获得了一部由嘉平皖城行营收藏过的李文韩所刻的陶集,这本陶集号称是“阳子烈十卷本”,也即阳休之编整过的十卷本。莫友芝从其中的部分异文、避讳等方面断定,这一种陶集应该是以“毛氏宋本”为底本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藏有莫氏翻宋本,并非袖珍本,而是普通翻刻本,编目题为“咸丰旌邑李文韩刊本”,其封面题签有“莫友芝藏”四字。大概就是此种陶集的原本面目,即咸丰翻刻本。而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这本,应该是光绪影刻本,即桐城徐氏椒岑刊本。从莫友芝之侄子绳孙的识语来看,光绪影刻本是在光绪二年(1876年)由桐城徐氏椒岑以咸丰刊本重仿之,且将莫友芝所藏此本陶集的书衣上的数语刊之卷首了的。而且,绳孙同样断定李氏所据之底本,约为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1)以后的本子。但是他没有直接说,这一种翻刻陶集的底本就是汲古阁旧藏十卷本,而是强调其中提到的“宋本”是指“宋庠本”。据《莫绳孙年谱》,光绪二年绳孙在上海洋务局任职,三十三岁,但未有提及绳孙将此种陶集交付徐氏重刊一事。⑦莫友芝认为,此种陶集的底本,是“毛斧季秘本”,也即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此本陶集历经毛氏汲古阁、黄氏士礼居和杨氏海源阁收藏。黄氏藏书,转归长洲汪士钟。咸丰庚申以前,汪氏藏书散失,为常熟瞿氏、聊城杨氏所获。此书约在道光乙酉至庚戌年间归山东杨以增,《海源阁书目》《楹书隅录》《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均有记载。如杨绍和在集后识语中言及其流传情况:“后与南宋椠汤东涧注《陶靖节诗》,并为吴门黄荛圃所得,颜其室曰‘陶陶’,而以施氏、顾氏注《东坡先生诗》之《和陶》二卷媵之。倩惕甫王先生(即王芑孙)为之记,盖皆世间绝无之秘笈也。汤注本先公于道光乙酉,获之袁江。又明年,此本及《东坡和陶》复来归予斋,距荛圃之藏,已花甲一周,不知几经转徙,乃聚而之散,散而之聚。若有数存乎其间者,果天生神物,终当合耶。昔子晋藏《东坡书》《渊明集》,斧季诧为隋珠赵璧,似此岂多让哉!我子孙其永宝用之。”⑧海源阁藏书散失后,此书和宋刻汤注陶诗一起,被现代爱国藏书家周叔弢(暹)先生收藏,周先生之后将其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⑨此种陶集由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名为“宋刻递修本《陶靖节先生集》十卷”。袁行霈先生《陶渊明集笺注》即以此为底本,曾充分肯定和详细介绍了它的版本价值。⑩

  桥川时雄所看到的也是“咸丰旌邑李文韩刊本”为底本的复刻本。他在《陶集版本源流考》中将“咸丰影刻本”、“光绪影刻本”置于“南宋各刊本纪要”一节来加以概述,将其版本来源归属为“汲古阁秘本”,谓曰“咸丰翻刻本”,即为“《陶渊明集》,凡十卷,咸丰十一年辛酉旌德李氏文韩刻”。(11)关于咸丰李文韩刊本来自于毛本之翻刻,该附文记录甚详,与南开大学藏“清咸丰十一年独山莫氏复刻缩宋本”莫友芝跋内容一致,同时也提到了徐氏的光绪影刻本。桥川时雄在《陶集版本源流考》中有大量对陶集内容的引录,皆来源于莫氏翻宋本或莫氏仿刊本,每及于此,均是以小字注明于正文之内。如言及“北齐阳休之陶集序”时,即自称“据莫氏翻宋本而录”;关于阳休之生平,也说是“据莫氏翻宋本而录”。(12)桥川时雄认为莫氏翻宋本的底本即为汲古阁旧藏十卷本。关于这一“毛斧季旧藏”之陶集,桥川时雄虽然表示自己并没有经见,但也认为它作为南宋刊本并无疑问。他说:“按此本(汲古阁旧藏)之为北宋刊本,诸家言之凿凿。(佥)以为世间无二之佳本。余未睹此书原本,然亦认为南宋椠刊,至可珍重,无疑议者。前辈亲睹此本者,惟惊悦不已。未甚究其编次。探其源流,遽目为北宋刊,且藏之者,亦什袭珍藏,不肯示人,加以考覈,则明珠拱璧,惟照耀秘笈耳。兹据其影刻本,卷一诗九首、卷二诗三十一首、卷三诗三十九首、卷四诗四十八首(内一首联句)、卷五赋辞三首、卷六纪传赞述十三首、卷七传赞五首、卷八疏祭文四首、卷九之十为‘四八目’,‘敬’、‘桓’、‘征’、‘贞’、‘真’等字仍缺末笔,又《桃花源记》作‘欣然规往’之‘规’字。”(13)

  桥川时雄对此种陶集评价极高。“互校现在陶集各本,亦自有其要领,若将陶集各本之全部,详示其文字异同,则徒费纸笔耳。就陶集各本观之,何本最可以为基本,何本只可以为补助,不可不决定其资料之价值也。余既叙陶集各本梗概,又谓在现存陶集中曾集本(今存,又有影刻影印)、旧藏汲古阁十卷本(有莫氏仿刊本)、焦竑旧藏本(有焦氏明翻本)乃为校勘上之三枢轴,说见前篇,三本之中,以何本为最可据。今难遽言,然曾集原刊本,现已详其所在,则以此为底本,亦近妥当,次为汤汉原刊四卷本,及李公焕元翻宋十卷本,亦可补助以上三本,以资于校勘。除此五本外,亦复无一本可观者矣。”(14)而且,在《陶集版本源流考》中,诸多《陶渊明集》的相关引用,如阳休之的序以及阳休之的生平等,皆从中择出,可见其重视程度。

  丁福保对莫氏翻宋本大加赞许,将之推至很高的地位,几乎等同于宋本。他同时以曾集本和“独山莫本仿宋袖珍本”(也即“独山莫氏复刻缩宋本《陶渊明集》”)为底本来校陶渊明诗,可见他对莫氏翻宋本之重视。《陶渊明诗笺注·自叙》曰:“余家藏陶集余二十种。兹以重刻宋绍熙壬子曾集所刊大字本为主,而辅之以独山莫氏所刻仿宋袖珍本,为校订参考之用。此二本似同出一源。书中遇‘殷’、‘敬’、‘桓’、‘构’、‘敦’等字,皆缺末笔,其祖本稿为南宋刻无疑也。书中优点有六端,试略述之。《读山海经》诗第十首,俗本皆从《曾纮说》改‘形夭无千岁’为‘刑天舞干戚’,此本不然。其善一也。又第十一首‘巨猾肆威暴’,‘猾’下尚有‘一作危’三字,因此推知‘巨猾’乃‘臣危’二字之误(《山海经·海内西经》,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击之山上木)。(15)其善二也。《桃花源记》‘欣然规往’(规,谋也。见《后汉书·赵宪传》注),可证俗本作‘亲往’之误,其善三也。《九日闲居》诗,俗本皆作‘世短意常多’。按宋讳‘恒’,故改‘恒’作‘常’。而此本尚作‘恒’,仅缺末笔。其善四也。《五柳先生传赞》‘黔娄’下注有一‘之妻’二字,正与《列女传》合,而俗本无之,其善五也。卷首四言诗,俗本每以一首为数章,或数首者,而此本皆作一首,未分章节,较为近古。其善六也。此外佳处,皆较他刻为多。如欲一一举之,不能尽也。”(16)

  除了丁序外,《陶渊明诗笺注》卷首还有裘可标序,裘序则谓此书在古典、古义、别字、古韵这四个方面,颇有考证,匡正旧注亦不鲜。桥川时雄评价其说:“此本亦颇有善解,校读正确,笺陶中之佳作也。”(17)

  所以,至此可以明了,被认定是南宋刊本之影刻本的“独山莫本”,来源于“咸丰旌邑李文韩刊本”,若干年后又衍生出了“桐城徐氏椒岑光绪翻刻本”。此种陶集,桥川时雄称之为“莫氏翻宋本”,丁福保称之为“独山莫氏复刻仿宋袖珍本”。而大矢根文次郎先生将“独山莫本”单独列出,大约是认为这种陶集的底本是宋本,其概念与其他诸位研究者所云之“莫氏翻宋本”、“莫氏翻雕本”有所不同。

  从前文可知,莫氏所翻之《陶渊明集》,不是直接来自于宋本,而是来自于李文韩的翻宋本。关于李文韩是何许人,莫友芝没有加以介绍。一般认为其是清初时期一位著名旌德刻工。国家图书馆藏有李文韩刻本(登记号29974),题为“康熙年间刻本”,封面有“苦雨斋藏”签,卷首有钤印“会稽周氏凤凰专斋藏”,卷末有“岂明”钤印,可见收藏者确为周作人。此种陶集,其形制为七行十五字,除了卷首、卷末没有莫氏识语以外,其他内容可谓与独山莫氏本完全一致,同样是以《归去来辞》为上卷之末,分成上、下两册。根据其他记载,李文韩所刻《陶渊明集》十卷,还有铁琴铜剑楼藏书,其上有徐兆玮题诗:“瓶庐卷帙散如烟,手迹摩挲一惘然。雠校园公姚墓志,好凭名印考乡贤。汲古储藏秘本存,郎亭考索诩专门(徐注:莫氏跋谓:毛斧季《秘本书目》所举二条并与此本合,所据即毛氏宋本)。我宗好事曾翻版,貌类中郎有虎贲(徐注:余藏桐城徐椒岑复刻本)。甲戌冬至日,为旭初内表阮题,虹影居士。”(18)李文韩还刻过汤汉注本《陶渊明集》十卷,此种陶集有沈廷芳跋并录,查慎行跋,何焯评。李文韩刊本之陶集,在《郘亭日记》中未见提及,故而具体何日及自何地所获,难于确知。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将之定为“腊月”而已,将《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附录卷一《书衣笔识》之《陶渊明集》之识语收入其中。(19)从晚近以来学界对陶集的使用情况来看,这种陶集很少进入到学者们的视野,当是因稀见之故。而所谓“独山莫本”最终底本,也即李文韩刻本之底本,实为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此种陶集公开于世的时间靠后,莫友芝没有看到过原本,而是大约从“毛斧季《秘本书目》注宋板”中知道有这样一个“秘本”。桥川时雄也是说“余未睹此书原本”,甚至于丁福保也没有见到过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事实上,咸丰年间莫氏缩宋本之初印本现在也已经不常见,常见的大部分是后来光绪二年翻刻的莫氏翻宋本。

  二、莫氏翻宋本与宋本陶集之关系

  由于莫氏翻宋本产生年代既晚,是清代中期所刻。故在如今看来,其文献价值似乎不太值得关注。但是,在周叔弢先生将陶集宋本之珍品——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捐赠到北京图书馆、正式公开之前,莫氏翻宋本作为一个相对可靠的宋本陶集替代品,对那时的陶集版本流传研究和文献校勘等工作,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关于莫氏翻宋本的具体底本,争论极多。莫友芝认为,他所获得的陶集,底本是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集。莫氏的说法,并非是根据实物获得的判断。因为,他并没有亲眼见过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集,而只是根据某些传闻和记录来进行猜测。他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说过:“汲古阁有宋巾箱本,每半页十行,行十六字,末有治平三年思忱(当作悦)跋。近旌德有仿刻,佳。”(20)由于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集长期处于秘藏状态,“旌德有仿刻”者是否根据实物,难以确知。桥川时雄也认为其是来自汲古阁旧藏十卷本,但是又保守地声明自己只是猜测,没有看到原本。《陶集版本源流考》中诸多的引文,皆来自于莫氏翻宋本,例如《曾纮说》全文,即引自于此。

  现存宋本《陶渊明集》共有四种,即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编目书号8368,即本文所指汲古阁旧藏十卷本)、宋绍熙三年(1192年)曾集本《陶渊明诗》(另《杂文》一卷,即本文所指的曾集本)、宋刻递修本《陶靖节先生集》四卷(残卷)、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另《补注》一卷,俗称汤汉注本)。从实物角度而言,能够与莫氏翻宋本进行比较的,也就是汲古阁本和曾集本这二种了。以下将二种陶集与莫氏翻宋本有联系之处,加以讨论。可从以下数端,来观察莫氏翻宋本与诸宋本之间的区别,并由此推定其底本:

  (一)编次

  汲古阁旧藏十卷本,存四卷(一至四卷),二册。该本形制,每半页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版框高20厘米,宽14厘米。版心上端无字,中间刻“陶集”二字和卷数,下端记刻工名。该本之编次依次为:卷首(无目录)、卷一(诗九首·四言)、卷二(诗十三首)、卷三(诗三十九首)、卷四(诗四十八首)、卷五(赋辞三首)、卷六(记传赞述十三首)、卷七(传赞五首、《五孝传》)、卷八(疏祭文四首)、卷九至卷十(《集圣贤群辅录》)。其中,卷三之首录思悦甲子辨,卷十附颜《诔》(与正文连属)、萧《传》、阳《序》(次页另起)、《私记》、《曾纮说》,不录思悦《书后》。此本最后还附有南宋吴仁杰撰《年谱》一卷。所以,在编次上,独山莫本与之虽然接近,但略有区别。莫氏翻宋本中,有萧《序》在卷首,存思悦《书后》,但是未附南宋吴仁杰撰《年谱》一卷。因此,如果莫氏翻宋本的影刻底本,是来自于汲古阁旧藏十卷本为底本的陶集,那么它在刊刻时也是打乱了原来的编次的,并非是直接影刻了汲古阁旧藏十卷本。

  曾集本即指南宋绍熙三年由曾集刊行的陶集。曾集本是宋刊本中最为重要的版本之一,多见于藏书家之记录。莫友芝并没有认为他所翻刻的这种缩宋本,是来自于曾集本。丁福保先生则认为它与莫氏翻宋本同出一源。此种陶集,曾藏于瞿氏铁琴铜剑楼,后移于北京图书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艺文印书馆刊行了曾集本的影印本,题名为《陶渊明诗》,线装本一册,分为“陶渊明诗”和“陶渊明杂文”两个部分,共六十三页。集之首页,有“曾集自题”,共一页。文后有颜《诔》、萧《序》。从这个影印本上的藏书印可以看出,曾集本曾被多位收藏家收藏过,印鉴能辨认的有:“墨林秘玩”、“项子京家珍藏”、“项墨林鉴赏章”、“携李项子家宝玩”、“项墨林父秘笈之印”、“墨林山人”、“平阳汪氏藏书印”等。项氏是明代藏书家,因此这个本子比汲古阁的收藏更早、更容易看到。

  曾集本在编次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分卷,无序目;二是不分章,九首四言诗(《停云》一首,《时运》一首,《荣木》一首,《赠长沙公族祖》一首,《酬丁柴桑》一首,《答庞参军》一首,《劝农》一首,《命子》一首,《归鸟》一首),无论组诗与否,皆题为一首。独山莫本的底本编次,和曾集本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四言诗不分章。丁福保发现:“《桃花源记》卷首四言诗,俗本每以一首分为数章,或数首者,而此则皆作一首,未分章节,较为近古。”(21)对陶集中组诗的分章问题,桥川时雄亦有总结云:“分章者,创于明版,如李公焕元翻宋本,题下缺‘一首’二字,每首不分章,亦在章间,夹以圆圈,邅变之迹,可知也。四言九首之中,五首有序,行文简略,颇得小品文之体矣。又按《酬丁柴桑》一首,前章六句,恐是不完之作,脱落二句,句意亦不通,又不类于此首后章为八句。他首四言诗,亦八句为一章之通例也。”(22)

  之所以会存在莫氏翻宋本与曾集本有关联的看法,应该是由于有人将汲古阁旧藏十卷本视为与曾集本有关。黄丕烈有汲古阁所藏北宋刊本,十行,行十六字。桥川时雄断定,“莫黄所记,即为曾集本”,因为从其形制上来看,“兹据其影印影刻本,每半页十行,行十六字,与莫黄所记洽,此本与诸本特异者”。(23)

  (二)异文

  《陶渊明集》版本的甄别,主要是依靠其中的异文。

  汲古阁旧藏十卷本,全书小字校注异文,书“宋本作某”者,仅有九处(这里所谓的“宋本”意思是宋庠本);而书“一本作某”及“又作某”者,则有七百五十三处。绝大多数异文是从宋庠本,不从他本;仅有极少数异文是从他本,不从宋庠本。除无目录、录思悦甲子辨及极少数异文从他本外,基本上是宋庠本原样。它应该是以宋庠本为底本,以他本为参校本的,且校语基本上保存了宋庠本全书校语原样。此种陶集为历代藏书家和研究者所称道。袁行霈先生以汲古阁旧藏十卷本为底本,以五种宋元刻本为校本,并以总集、类书、史书为参校,在《陶渊明集笺注》中注出异文约七百四十余处。

  曾集本全书小字校注异文,书“宋本作某”者,仅有九处;而书“一本作某”及“又作某”者,则有八百零三处。曾集本绝大多数异文是从宋庠本,不从他本;仅有极少数异文是从他本,不从宋庠本。这表明,曾集本系出自宋庠本,是以宋庠本为底本,以他本为参校本的。“某一作”、“某子注”,比之他本甚多。根据丁福保比对,“此外佳处如小注之一作某某,书中所用之古字别体,及同音通借字,皆较他刻为多”。(24)莫氏翻宋本保留的异文情况,更接近于汲古阁旧藏十卷本,书“宋本作某”者,亦为九处,书“一本作某”及“又作某”者,则有七百零四处。亦有引南唐本(有《问来使》一首)、韩子苍本及宋庠本。

  具体来说,莫氏翻宋本中有几处重要的异文,与汲古阁旧藏十卷本、曾集本略似。首先是《桃花源记》之“欣然规往”。诸宋本中《桃花源记》之“欣然规往”,俗本作“欣然亲往”。莫友芝在识语中提及旌德李文韩本中的此处异文,认为其是判定它来自宋本之关键。汲古阁旧藏十卷本有道光二十八年汪骏昌跋:“此宋板渊明集,汲古阁故物,其藏书目,谓与时本迥然不同。《桃花源记》‘欣然规往’,俗本作‘亲’,《五柳先生赞》注云:‘有得开卷之益也’。因摘汲古书目中语,录诸简端,后之藏是集者,庶几知其所以可宝欤?”(25)杨绍和为此本作识语,对其中有特色之异文加以考订,其中也提到:“此北宋椠《陶渊明集》,乃毛子晋故物,《汲古阁秘本书目》云:‘与世本夐然不同’。如《桃花源记》‘闻之欣然规往’,今时本误作‘亲’,谬甚。”(26)丁福保云:“‘欣然规往’(规,谋也,见《后汉书·赵宪传》注)可证俗本作‘亲往’之误。”(27)其次是《五柳先生传赞》注的“之妻”。汪骏昌、杨绍和都提及“五柳先生赞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按《列女传》,是其妻之言也。(28)丁福保亦云:“《五柳先生传赞》,‘黔娄’下注一有‘之妻’二字,正与《列女传》合,而俗本无之。”(29)再次是莫氏翻宋本《读山海经》诗中的异文,和这两种宋本一样,也保留了“形夭无千岁”,而没有改为“刑天舞干戚”。另外,如《拟古诗》中的“闻有田子春”句,陶集俗本皆作“春”,但曾集本、莫氏翻宋本皆注云“一作泰”。

  关于丁福保凭借莫氏翻宋本来推测“独山莫本与曾集本同源”的观点,郭绍虞先生是肯定的,因为二者相同之处确实颇多,“其尤重要者,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四《文辨》,称《晋书》《宋书》载渊明《归去来辞》‘寓形宇内复几时’句,当以时字为韵。并谓‘近见陶集本作“能复几时”,此为可从,盖八字自是两句耳’。案今世所传宋、元以前各本陶集,惟此曾集本与莫氏仿宋袖珍本作‘能复几时’,故知丁氏谓‘同出一源’,信也。若以余所考莫氏仿宋袖珍本为自江州本出,则曾集本当亦如是,但异其编次耳”。(30)而这个编次问题,郭绍虞先生认为并非是考察版本来源的关键。

  从细节上来说,江州本陶集被认为与莫氏翻宋本有关,是因为它们在卷三《四时》的诗注中,均引刘斯立语。关于刘斯立为何人,郭绍虞先生也有过考证。他先是察看了《宋诗纪事补遗》卷七十五“刘斯立,江西安福人,咸淳三年解试进士”一语,认为时间上有问题,无法对应,又阅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刘斯立谢诸公启》条,称“刘斯立跂,莘老丞相长子,贤而能文,建中靖国间丞相追复,斯立以启谢诸公”云云,然后明白,“始知斯立乃刘跂之字,与咸淳间之刘斯立为别一人,不必以引刘语为异也”。(31)故而,郭绍虞先生认为,此种陶集与曾集本同源,而“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条,举曾集本而不举江州本,亦一时失考也”。(32)而丁福保在谈及莫氏翻宋本之底本渊源时,是将曾集本、江州本并举的。(33)

  (三)避讳

  在避讳方面,莫氏翻宋本中,遇“殷”、“敬”、“桓”、“构”、“慎”、“敦”等字,皆缺末笔。这一点与俗本采用改字来避讳的方式十分不同。例如,按宋讳,俗本会改“恒”作“常”。而此本尚作“恒”,仅缺末笔。

  (四)对《曾纮说》之态度

  莫友芝所翻刻的陶集,保留了《曾纮说》。《曾纮说》被视为宋本陶集的标记。其文曰:“余尝评陶公诗,语造平澹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而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平生酷爱此作,每以世无善本为恨。顷因阅《读山海经》诗,其间一篇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且疑上下文义不甚相贯,遂取《山海经》参校。《经》中有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猛志固常在’意旨相应。五字皆讹,盖字画相近,无足怪者。间以语友人岑穰彦休、晁咏之之道,二公抚掌惊叹,亟取所藏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献言:校书如拂几上尘,旋拂旋生。岂欺我哉?亲友范元羲寄示义阳太守公所开陶集,想见好古博雅之意,辄书以遗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临汉曾纮书刊。”(34)

  毛氏父子曾为此种陶集撰写题记,收至《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判定它为宋本之中的上品。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云:“盖此北宋曾氏刊本也。”(35)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云:“北宋本《陶渊明集》十卷。”(36)自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开始,此本被疑为南宋本:“前人号为北宋本,然其字体雕工颇与余藏《乐府诗集》相近,或是南宋初杭本”。(37)陈杏珍推断其为南宋本,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其中“遘”字缺笔,“不是在补版叶,而是在原刻叶上”;二是“慎”字不缺笔,故其版刻年代应在宋孝宗之前;三是根据众多南宋刻本中对刻工名字的记录推断,其刻书年代是在南宋初年。她根据其中严格的避讳,认为是产生于高宗时期,也就是绍兴年间。丁延峰也根据刻工洪茂、方成见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文选》六臣注递修本中,再根据《陶渊明集》避讳至高宗止,而认为此本应是绍兴初刻、绍兴后期补刻。这一观点也是正确的。

  黄丕烈之所以断定此种陶集为北宋本,与其后所附宋人曾纮所撰之《曾纮说》有关。“宣和六年七月中元临汉曾纮书刊”这个时间落款,应该是黄丕烈将之定为宋本的主要原因。黄丕烈称:“余又见有影写宋本,但有杨之《序录》、宋之《私记》,而曾说不传,可知此刊之秘矣。”(38)这番推论后人多有怀疑。如陈杏珍说:“此文落款所署‘曾纮书刊’四字不好理解,纵观全文,也难以得出曾纮刻印陶集的结论。而且,将介绍刻书事宜的序文自名为《曾纮说》,这种情况实属少见。这个标题不像一般刻书时所印的新序标目,倒很像后人翻刻时所辑录的前人旧序标目。”(39)

  那么,《曾纮说》是从何时开始进入到此种陶集之中的呢?根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陶集附《曾纮说》极可能始于宣和王仲良刻本。而南宋乾道间林栗江州刻本和曾集刻本均袭用此文,此证据见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予家渊明集十卷,卷后有阳休之《序录》、宋丞相《私记》及《曾纮说》、《读山海经》误句三条,乾道中林栗守江州时所刊。”(40)故而江州本中,同样有《曾纮说》。而曾集本以附注的形式刻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后,没有单独题列《曾纮说》,说明认为它是可有可无的,与原本并无必然联系。在言及此本源流时,郭绍虞《陶集考辨·北宋本》“宣和王氏刊本”条曰:“谓宣和有曾氏刊本者,当误。文末所谓‘宣和六年七月中元临汉曾纮书刊’,刊字盖出后人妄加,未可谓为刊本之证。曾集本录此则,在《读山海经》诗后,‘书’下无刊字,益知所谓‘书以遗之’者,盖书原本上耳,非别有刊本也。”(41)也就是说,世上本无曾纮刊本,曾纮不曾刊刻印行陶集,《曾纮说》只是附在了曾集本之后。但是,邓小军教授认为郭先生此说有误。他的观点是:第一,宣和有曾纮刊本。第二,此本《曾纮说》“刊”字赫然存在,并无确证,如何能说“刊字盖出后人妄加”?第三,《曾纮说》实具有“刊后记”及《读山海经》“校勘记”之性质。曾集本在《读山海经》诗后录《曾纮说》,显然是以之作为该诗“校勘记”来附录;删去《曾纮说》之“刊”字,显然是因为此本是曾集所刊,欲避免误会是曾纮所刊。换言之,曾集本在此处附录《曾纮说》,是取其“校勘记”之内容,不取其“刊后记”之内容,故删去其“刊”字。第四,《曾纮说》“书以遗之”中,书即书写、书信。“书以遗之”,是指书“形夭无千岁”之校语给范元羲。如何能据此说“非别有刊本也”?(42)这番说法,还是以猜测成分居多。刘明分析了这一公案,认为“大概刻者为了冒充北宋曾纮刻本,遂在‘曾纮书’后别有用心的加上‘刊’字。此字出现在原刻版叶,且与上文不存在字气不贯的问题,知绍兴间初刻此本时即已刻入,目的是冒充北宋本”。(43)

  江州本为林栗所刊,已佚。它被认为与莫氏翻宋本之底本同源,首先殆因其收入了《曾纮说》。《陶集考辨》曰:“案此本不见诸家著录,惟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谓:‘予家《渊明集》十卷,卷后有阳休之《序录》,宋丞相《私记》及曾纮《说·读山海经误句》三条。乾道中,林栗守江州时所刊。第三卷首有序云……愚按陈振孙伯玉亦云有治平三年思悦题,思悦者不知何人,今未有考。’因知此本即自思悦本出,惟曾纮《说》则为此本所增辑耳。”(44)关于江州本与莫氏翻宋本之底本间的联系,应该只是丁福保的猜想。

  其实,从题外情理分析也不难理解郭先生的推论。史上没有记载过曾纮刊行过任何一种书籍,他并非是一个图书收藏或者刊行者。曾纮字伯容,号临汉居士,宋南丰人。其父曾阜,与曾巩为从兄弟。东莱吕本中将曾纮、曾思父子取入“江西诗派”。杨万里云:“伯容一世豪俊,而能文,其诗源委山谷先生……有官而终身不就列。”(4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自黄山谷而下三十五家,又曾纮、曾思父子诗,详见诗集类。诗派之说,本出于吕居仁,前辈多有异论,观者当自得之。”(46)

  总之,从以上多处来推测,版本形态上最接近莫氏翻宋本的宋本是汲古阁旧藏十卷本,但是二者也并非毫无区别。也就是说莫氏翻宋本绝非来自于对汲古阁旧藏十卷本的直接影刻,而只是一般的仿刻。同时,它又与曾集本、江州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它的底本有无可能是一种清代的宋本陶集集成本呢?这也是我们下文要继续探讨的。

  三、莫氏翻宋本与其他两种清刻陶集之关系

  在清道光与咸丰之间,《陶渊明集》的刊刻出现过一个小高潮。有两种产生于这一时期的陶集,与莫氏翻宋本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推究莫氏翻宋本的底本来源也能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其中之一,是温陵李氏重刻本。此本即李廷钰道光二十年重镌本。此本亦为常见。长15.8厘米,宽27.4厘米,栏高17.6厘米,每页十行二十字,单鱼口,宣纸色白。扉页有“道光二十一年重镌”、“渊明全集”、“温陵李廷钰题”字样;次为目录;卷第一有萧《序》、萧《传》与颜《诔》、诗四言九首,卷第二为五言三十一首,卷第三为诗三十九首、五言,卷第四诗四十八首,卷第五为赋辞三首,卷第六有记传赞述十三首,卷第七传赞五首,卷第八疏祭文四首。卷九至十为《集圣贤群辅录》;末附阳《序》《私记》。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一部,书末还有抄写《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二十一叶》,署名为同治丁卯南海士人梁氏鈔识于卷末。集后有“秋柯草堂藏书”字样。

  此本自称为翻宋本,除了多出目录,减去《曾纮说》不录,以及编次次序有所不同以外,其中卷一至卷十的内容全与莫氏翻宋本相同,可谓一字不差。其中较为重要关键处,亦是如此,如集中《归园田居》六首,没有删除江淹拟作,《桃花源记》作“欣然规往”。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对此本有著录,还将之与莫氏翻宋本加以详细比较,云:“惟此本系程乡李鸿仪所书之写刻本,卷末李氏跋云:‘近惟吴氏刊行前明琅琊焦氏遗本。毛氏重摹苏本,号为完善’,又云:‘往闻有宋相莒国元献公刊定旧本,求之数十年,始获,爱玩珍袭,如守璜璧,每良朋闲燕,出对欣赏’,(佥)曰:‘此宋以前旧本也,编次十卷,与阳《序》合’。卷首四言,各家每篇析作数首,此本前各连为一章,固是六朝旧体,其为元献晚获旧本无疑,元献于此集,综录校雠,忝疑补阙,厥功匪细,后来诸家资为证注。尾载治平三年重刻思悦《书后》,深可疑讶,查《宋史》元献卒于治平初年,相去至迩,何以乃云‘宋朝宋丞相,一似异代人语’云云。按李氏原本,并非宋刻为据,但原文注字,全与莫氏翻本同,则所依据者同,谓之宋庠本,误也。”(47)所以李氏应该是集合了诸种当时的陶集,加以一定的主观编排,形成了此种陶集之形制。

  李氏《重刊宋本陶集跋后》,对陶集版本亦有探讨之功,兹录于下:“余少爱渊明文辞,冲淡可以涵养性真,讽诵流连,积以岁月。家藏近刻十数本,率皆诗也,而全集则自梁萧统编辑以后,日就放失。北齐阳休之叙录所称三本,《隋志》《唐志》所云八卷五卷,询之藏书家,咸未经见。近惟吴氏刊行前明琅琊焦氏遗本、毛氏重摹苏本,号为完善,此外新旧本各数十家,或传或不传,岂不以绵世十代,年逾千纪,什一之叹,自昔已然。抑以宋元以来,嗜诗者众,则文在所略,各竞新刻,则古本愈湮,良可慨然。已往闻有宋相莒国元献公刊之旧本,求之十数年,始获爱玩珍袭,如守璜璧,每良朋闲燕,出对欣赏,敛曰:‘此宋以前旧本也’,编次十卷,与阳《序》合。卷首四言,各家每篇析作数首,此本首各连为一章,固是六朝旧体,其为元献,晚获旧本无疑,元献于此集综录校雠,忝疑补阙厥功匪细。后来诸家资为证注,尾载治平三年重刻。思悦《书后》,深可疑讶,查《宋史》元献,卒于治平初年,相去至迩,何以乃云宋朝,宋丞相一似异代人语。当时士大夫称宰辅如潞国温公,无有称文丞相司马丞相者,不知何人伪撰,无俟深辨。其集中甲子纪年考证最为明确,近时顺德温氏汇评,全录其语,反逸其名。今仍存之,不忍尽没。至《读山海经》诗‘形夭无千岁’,宣和间临汉曾纮检对本经改为‘刑天舞干戚’,矜诩创获,由是各家遵用此本。在前故得仍旧,余味此诗,只咏精卫一事,谓溺水夭死,形无千岁,衔石填海猛志固在,上下文义,何尝不贯?金陵何义门引周益公语亦云未可凭信,则曾说在所不取。按《私记》,云《序》《传》《诔》或署卷端,或编集卷后,卷首无录,得此本伦次乃贯。兹岁久漫漶,间有脱误,爰加校正,俾复其旧,并补目录,以便检阅其中有与各家互异者,不敢妄注一字,盖余此刊志在复古,欲使昭明以来所传旧本,广播艺林,世之炫博喜新者,或加非笑,不遑恤也。梓成用志数言于末。皇清道光二十一年二月朔温陵李廷钰谨跋。”(48)结合此种陶集之正文卷一至卷十的内容来看,温陵李氏重刻本与莫氏翻宋本确实相似,极有可能是来自于同一底本。但是他在这篇跋语中,其实没有交代清楚究竟如何获得了此种陶集之底本,只是提到当时的若干种翻宋本、仿宋本,认为它们离宋本“古本”的样貌已经有些遥远了。虽然提到了诸宋本,但是并没有说明自己所刻陶集与这些宋本之间的真正关联。李氏跋语中强调自己在获得其底本后,加上了目录,但并没有对内文进行任何改动和注释。另外,跋语署错了何焯的籍贯,何氏为苏州人,非金陵人。

  其中之二,是杨霈巾箱本。杨霈巾箱本凡十卷,产生于莫氏翻宋本之前,道光二十一年刊印,题为“陶渊明诗集”,又被称为“十芝堂刊本”。此种陶集与莫氏翻宋本可能有间接联系,比如这种巾箱本在编次上也完全与李文韩刻本一致。杨霈自谓,此本以影宋巾箱本为底本,然此本除间有某一作某之小注外,与坊间俗本无异,并没有其他可指称之别致处。其具体编次为:卷首有萧《序》,陶氏二谱总论,卷一至四诗,卷五至十文,卷末有阳《序》《私记》,及杨霈所作之跋。其跋云:“陶集无善本,几成古今憾事,后得影宋巾箱本,较他本特加精审,兼用所藏别本,参校得失,益以《辍耕录》所载二谱,其有各本夹注‘一作某’者,不敢意为去取,皆并存之,以付梓人”。(49)

  由于杨氏自己窜改之处太多,已经导致无法辨别其所据之真正底本。桥川时雄就认为它“不似曾依据佳本也”。(50)又说:“按此本卷首陶氏二谱,乃自陶宗仪《辍耕录》摘载,有王质栗里年谱尚可,并入陶华年谱于陶集中,甚无谓也。”(51)可谓评价并不高。郭绍虞《陶集考辨》云:“然按其编次,尚与旌德李氏缩刻宋本相近。观卷三引思悦《辨甲子》一文,作‘思悦考’,不作‘尝考’,即知其确见宋本。惟杨氏不免以意增窜之处,此则《跋》中所谓兼用别本考校之失。谓未依据佳本,则不尽然也。”(52)郭先生的意见是,杨氏本很可能本与旌德李氏缩刻宋本底本同源,但是生生被杨霈自己给改成了一个糟糕的本子。此本之后,又有咸丰九年以杨霈本重雕于翰选楼之《陶渊明诗集》凡十卷,该本缩小版式,刻字拉杂,错误更多。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发现,产生于康熙年间的旌德李氏缩刻宋本,在道光二十年左右重新受到热烈关注,它引发了多家陶集刻者的兴趣。它的底本应该就是毛氏汲古阁刻本。

  自毛氏汲古阁秘本书目将此书定为北宋刊本以后,此鉴定一直为后人所认可。但是此种陶集几乎从未公开,故而莫友芝、桥川时雄、丁福保等人,皆未曾见得。目前仅可能确定的一次流出,大概是在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之间,杨敬夫在天津捆售杨氏海源阁藏书时,汲古阁旧物也随之流向人间一事。(53)所以此时的诸多清刻本如何获得这一底本,就是一个未解之谜了。

  四、余论

  综全文所论,独山莫氏复刻缩宋本《陶渊明集》(即莫氏翻宋本)之底本,乃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但是,它并非直接影刻于此种宋本陶集,而是取自李文韩翻刻宋本。而李文韩刻本获得底本的过程很难确知。目前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题署李文韩刻《陶渊明集》十卷本之周作人藏本,被认为是李文韩刻本之原本,但因为是孤例,所以证据不足。该陶集也可能是去除了首尾的莫氏翻宋本本身。目前从其他两种清本陶集——温陵李氏刻本和杨霈巾箱本来推断,汲古阁旧藏十卷本在道光二十年之前有过一次流出,并为人复刻,但具体情形如何,缺少材料证明。前人所认为莫氏翻宋本之底本来自于曾集本或江州本的,皆因未睹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原貌,仅据宋本陶集之间某些相似的细节来加以推断,事实上不足为据。而且《陶渊明集》诸种刻本的编次问题虽然非常重要,但不是探究其底本来源的首要依据,因为后人之窜改甚多。判断陶集底本之主要依凭,仍在《陶渊明集》之异文。

作者简介

姓名:蔡丹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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