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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明代诗坛上的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
2020年05月18日 10:49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作者:陈文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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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既可以是四个横向并列的诗坛空间,也可以是四个纵向的历时态的诗坛现象。而从历时态的角度考察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在明代诗坛的更替递嬗,尤其具有文学史意义。

  台阁体滥觞于洪武年间,而鼎盛于永乐、宣德时期,延续于正统、天顺年间,其风格标志即所谓“富贵福泽之气”;“台阁坛坫移于郎署”则是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发生的最为深刻的文坛格局异动,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尤为前后七子所推崇;嘉、隆年间的谢榛、王世懋等人,青睐王、孟、韦、柳的诗风,代表了山林一脉;万历间崛起的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由台阁而郎署而山林而市井,这一诗坛演变路径,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史信息和文化史信息。

  一、台阁体兴盛:永乐至天顺年间特有的文学现象

  台阁体兴盛于永乐至天顺年间,其代表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身居台阁的政要。之所以将他们所代表的诗文风格界定为台阁体,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台阁文风与台阁体是不能画等号的。盖所有的王朝都有台阁,所有的台阁都有其“大制作”即朝廷公文。这些朝廷公文的风格,无论唐宋还是明清,都须雍容典雅、堂皇正大。但学术界通常不说唐代的台阁体或宋代的台阁体,而只说明代的台阁体,就是由于台阁之成“体”乃是明代永乐至天顺年间特有的文学现象。它有两个显著的标志:其一,这些台阁作家不仅写作朝廷公文时以“点缀升平”为宗旨,即使是日常的个人写作,也习惯于端着朝廷重臣的架子;其二,他们诗文中的那种“富贵福泽之气”,不仅在朝廷公文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弥漫于朝野上下,影响了当时各类文体的写作。换句话说,只有当台阁重臣的非职业写作也用了职业写作的腔调,只有当这种台阁重臣的职业腔调成为朝野上下共同的腔调时,我们才称这种文风为台阁体。

  台阁体的兴盛乃是明代永乐至天顺年间特有的文学现象。这一时期的台阁趣味,不仅逾越了职业写作的界限,非职业的个人写作也被笼罩;不仅逾越了翰林院,翰林院之外的中下层文人也被笼罩;不仅逾越了诗文等雅文体,小说、戏曲等俗文体也被笼罩。这是一个台阁趣味弥漫朝野的时代。台阁体的体制基础是内阁制度。内阁制度的建立是洪武吏治向永乐以降文官政治演变的一大标志,体现了皇权对士大夫的优容或安抚。如果说永乐时期,士人们更多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逢迎朝廷,违心地用文章点缀升平,那么,宣德以降的士人已不只是习惯成自然,而是诚心诚意地把会写这种文章视为必须而可贵的涵养了。为国效力不仅是他们的职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上行下效,上下同心,台阁体就这样形成了。

  二、明中叶政治生态与“台阁坛坫移于郎署”

  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台阁坛坫”之所以“移于郎署”,台阁重臣主盟文坛的地位之所以被一群郎署官员所取代,主要是由于台阁文风与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台阁体的衰落和七子派的崛起,乃社会生活的变化使然。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间崛起于北方的一批诗人,包括以李梦阳为首的开封作家群,以康海、王九思为主的关中作家群。前七子和上一辈的李东阳都是尊唐派,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差异:李东阳对以山水田园诗见长的王孟一脉怀有深切的好感,李梦阳却只认可“雄阔高浑、实大声弘”的杜诗,以传承杜甫的诗风为其职志。

  “台阁坛坫”之所以“移于郎署”,在总体的时代氛围之外,台阁与郎署的职能差异也是一个具体而直接的因素。台阁与郎署在明代的政府布局中地位不同,职能也不同。台阁要员职权有些游移不定。他们本是皇帝的秘书,职务是草拟皇帝发布的旨谕,大学士的称谓,就表明了这一事实。到了后来,皇帝如果没有旨意的话,大学士就成了决策者了。大学士的职权,就这样游移于秘书和决策者之间。在这种尴尬处境中,他们即使作为决策者,也不免有几分秘书心态,不时揣摩帝王的旨意行事。与台阁要员的职能不同,郎署官员一方面是朝廷旨意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台阁甚至是帝王的批评者。作为台阁和帝王的批评者,他们代表的是士大夫阶层和社会力量。

  在明代前期,主盟文坛的,如杨士奇、李东阳,均为台阁政要。可以说,台阁政要主盟文坛,这是明代前期形成的一个惯例。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首的郎署官员,即前七子,其文坛影响力盖过了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惯例。这两个惯例,在嘉靖年间各有传人,相互之间一度相持不下。出身于翰林而又担任大学士的严嵩以杨士奇、李东阳的传人自居,自以为他理所当然应是文坛盟主。而以郎署官员为主体的后七子却偏不把他放在眼里,并最终使这位阁老丧失了文坛影响力,为“台阁坛坫移于郎署”画下了一个显目的句号。

  三、王孟诗风在嘉隆年间的勃兴

  就在李攀龙主盟诗坛的嘉靖年间,王孟诗风得到不少诗坛名流的青睐,以山林为题材的创作渐趋兴盛。对山林的关注在主流诗学中本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嘉靖年间对于山林诗的关注,与“山人”数量的急剧增长密切相关。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可粗略分为“在朝的儒者”“在官的儒者”和“在野的儒者”。所谓“在朝的儒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台阁政要。他们是新的身份贵族,虽然这种身份不能由后人直接继承。为了保持现有的利益,他们和政治权力密切结合,很容易沦为政治的保镖。所谓“在官的儒者”,最典型的莫过于郎署官员。他们介于“在朝”与“在野”之间,当他们较多知识分子属性时,可以成为社会力量的代言人;但如果较多官员属性,他们也可以站在国家力量一方压制社会。所谓“在野的儒者”,其主体是那些未能中举的生员(俗称秀才)。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时至嘉靖年间,读书人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明代前期,以致朝廷一再扩大生员的录取规模。嘉靖以降的生员,考上举人、进士的比例很低,绝大多数只能一辈子做“在野的儒者”。生员数量的迅速增长,导致了这一群体生存压力的增加。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把考上举人、进士作为主要的人生路径,而是致力于把自己的文化教养转化为一种市场资源,如从事出版、讲学。同时,为了增加号召力,他们有时会刻意突出其在野身份,晚明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山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山林诗的兴盛与山人的兴盛,两者的衔接处在其共同的隐逸倾向。《舌华录》收录有关陈继儒的轶事,集中渲染的是其隐士品格。据《舌华录》说,陈继儒曾归纳出山居胜于城市的八种好处:不责求苛细的礼节,不见不熟悉的客人,不胡乱饮酒吃肉,不争田产,不听世态炎凉,不纠缠是非,不用怕人征求诗文而躲避,不议论官员的籍贯。陈继儒所描述的这种山人生活,也是山林诗的主要描写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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