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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
2020年04月26日 09: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作者:叶晔 字号
关键词:文学复古;全录式总集;文本凝定;文学代胜;嘉靖刻本

内容摘要:摘要:作为复古时代、辨体时代、印本时代的三重叠加,明代文学有其庶民文学特征之外的另一重要面相,那就是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凝定。“分体全录”的编纂思维及事实,既得益于前人的“文学代胜”观,也激发了明人“文学代胜”观的新变。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在明代的文本凝定,与先秦学术在汉代的文本凝定,它们同为“以复古为创新”的思想活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在文献史、观念史上的两个重要节点。应该说,汉唐文学文本的凝定,固然是由各方面原因综合而成的,但追求“以复古为创新”的明代作家们,他们作为读者对更大量古典文学文本的阅读需求,以及编纂者、出版者出于各自目的(推广文学思想、树立文学权威、谋取商业利益等)对这一需求的尽力满足。

关键词:文学复古;全录式总集;文本凝定;文学代胜;嘉靖刻本

作者简介:

  摘要:作为复古时代、辨体时代、印本时代的三重叠加,明代文学有其庶民文学特征之外的另一重要面相,那就是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凝定。明人的古典宗尚与阅读需求,推动了“全录式”总集编纂事业的蓬勃开展;“分体全录”的编纂思维及事实,既得益于前人的“文学代胜”观,也激发了明人“文学代胜”观的新变;嘉靖印刷业再兴下的宋本翻刻风气,在较短期内完成了对宋前文学遗产的整体“打捞”。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在明代的文本凝定,与先秦学术在汉代的文本凝定,它们同为“以复古为创新”的思想活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在文献史、观念史上的两个重要节点。

  关键词:文学复古 全录式总集 文本凝定 文学代胜 嘉靖刻本

  作者简介:叶晔,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杭州310028)。

 

  对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研究者来说,明刻本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除了少数的经典作家有宋本存世外,大多数非经典的作家,他们存世的最早本子,皆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刊印。此前的版本流变情况,因没有实物,我们很难探究。而对明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汉魏六朝隋唐的文学作品,更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它们作为明人复古的宗尚对象,在文献层面被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印,在文学层面被有针对性地阅读、摹拟,并尝试超越,成为明代文学生态中必须正视的一股力量。通过实在的书籍,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与明代文学得以交缠在一起。

  本篇所谓的“文本凝定”,由“文本稳定”与“文本汇集”两个维度及发展阶段构成。抄本时代的“文本的不稳定性”,是当代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学界分歧较大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的有效性,进入印本时代后,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古典文学文本得以进一步稳定。但只有文本稳定,尚不能解决“经典时代”的问题。经典作家可以通过别集的传播来养成,经典时代必须通过更大型的总集才能实现。受限于刊印能力、崇古风气、辨体精神等多方面的因素,宋代的总集编纂,主要是文学导向式的,即文本的选录重在体现编者的思想及诉求。直到明代,出现了大量以文献为本位的总集编纂行为,“全录式”总集开始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原已稳定的汉唐文学文本,进入了“文本汇集”的新阶段,并在文献文化史的层面,实现了断代文学的“文本凝定”。在此基础上,作为经典的汉唐文学,不仅在观念史层面上,同样在阅读史的层面上,由“经典文本”扩展至“经典时代”。

  本篇的目的主要有二:首先,旨在跳出庶民时代的思维方式,通过对明代作为复古时代、辨体时代、印本时代的综合考察,从建设性而非原创性的角度去理解明代文学,更好地挖掘明代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独特意义。其次,关于文本研究的洞见与不见,近年来被学界所广泛讨论,特别是古典文学文本的稳定性问题,引起了学界较大的争议。虽然基于印本文化的近世文学,未必适合介入这一话题的讨论之中,但寻求不同时代的文本稳定问题的共通性,以更完整地建构中国古典文本发生、发展的自足系统;或通过不同时代的文本变异情况的差异性考察,对文本的“稳定过程”作长时段的通贯研究,依然是学界应该努力深化的方向。无论哪一种情况,对明代文学研究来说,都在寻求与其他断代文学形成更深入而有效的学术对话,以建构更加全面且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古典文本研究话语。

  一、从明代的文本文献与明代文学之关系谈起  

  无论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中,还是在晚清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无论是西人的观点,还是日韩的学说,不管时代的文学思潮如何风起云涌,普通读者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基本上由两个维度构成,即在传统文学视域下的中国雅文学发展之低谷,及在现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俗文学发展之高潮。

  前一种情况,来自本土叙事,主要有两种呈现方式,一是继承自《列朝诗集小传》《四库全书总目》而下的清人批评遗产,视明前期馆阁、中期复古、后期性灵、幽孤等为古典诗文“走向何方”的不同面相;二是继承明人提出的“宋无诗”的极端立场,发展为至宋元戛然而止、无问明清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不将宋以后的诗文创作纳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序列之中。如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 故只写到“唐宋至今文体”“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连诗歌都不提及。后一种情况,源于西方的文艺精神,继承了欧洲的“中国文学史”观,也包括西学影响下的日本经验。英人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及多部问世于日本明治后期的《支那文学史》,对晚近国人的文学观念影响甚大。如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就认为“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儿、索士比亚专美于前也”。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本土的文学史观经历了从学术到文艺、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蜕变过程,较之林传甲、黄人等人的开山之说,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依然得以保留了下来;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评价,亦从贬到褒,渐次升温,但“文学代胜”观念下的择取式肯定,仍是我们理解作为整体之明代文学的主要途径之一。

  以上两类评价,其侧重点不同,由此造成了明代文学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亦不同。但无论古典诗文,还是小说、戏曲,大家在讨论的多是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至于建立在明存文本文献的基础之上的明代文学世界,较少被留意。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基本单元,是作为作者的明代文学家,及作为创造性文本的明代文学作品,文学史就是由这些单元串联而成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由于戏曲、小说的崛起(无论是事实层面的崛起,还是研究层面的崛起),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层累型、衍生型文本在明清诗文中的成长空间;也因为印本时代的降临,我们不再关注前代文学文本在明清两代的存录形态与变异情况。所有这些偏重,都无可厚非,毕竟作为近世中段的明代,理应有它独具特色的文学特征,不应跟着前代文学的特性亦步亦趋。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学中的明代,是一个“复古”的标志性时代,直到“五四”以后,借着俗文学、性灵文学的创作潮流,通过对小说、戏曲、小品文等非传统文类的标举,才在中国文学史中打开了新的局面。“复古”对于明代文学的评价来说,是否沉重的负担,我们且置不论,但对汉唐文学的文本传播与接受来说,处在一个“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时代,绝不是什么坏事。

  近年来,随着作品的异文及其改动情况,被解释为经典“变动不居”的一种反映, 明代在汉唐文学之经典化进程中的意义,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以莫砺锋、陈尚君等为代表的唐代文学专家,对明代在唐诗流传纷歧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一视角亦为海外汉学家所认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晚明文学文化”一章,就以书籍史为书写主线,代表了英美汉学界关注明清出版文化的集体姿态,认为“直到明代中叶,无论是唐诗经典,还是唐代著名诗人榜,人们都还没有明确的共识”,指出晚明是“伟大经典的共识得以确立”的时代。其作者之所以下此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印本的流通传播,“万历以降,印刷工业的发展使得‘古’有利可图”,“晚明成为很多文类经典化的最重要的时期”。可见无论本土学者,还是海外学人,大家的关注重点,都在从经典的事实结果,转移至经典化的“发生过程”。

  前代文本的经典化,足以在文学思想的层面,与后代的文学创作发生有效的联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留存于明代的文本文献与明代文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前提下,笔者希望退后一步,将关注点停留在文献文化史的层面。在严格意义上,经典化是一个有关读者受众的社会文化问题,经典的意义无法离开读者的阐释而独立存在;而“文本凝定”属于广义的文献学问题,其凝固的状态及程度如何,较少随读者的意志而转移。二者存在立足点上的差异。而且,经典化主要聚焦于优秀文学作品,优秀作品的文本稳定,按理说要早于普通的作品,且经典视角未必关心那些普通作家的作品流存情况,也不关心名家的普通作品的流存情况,但文本的凝定,必须覆盖经典之外更广阔的文本世界。

  在立足于明代、寻求内部对话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思考,如何对中古文学文本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作出旁观者的呼应。既然“文本的稳定与否”是这一领域争议的焦点,那么,我们尤需明辨,文本稳定与文本凝定,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在笔者看来,文本凝定至少由两个维度构成:一个是文本稳定,既指在印本文化中,抄写、口耳等媒介因素已无法对文本的变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包括总集的出现、选本的多样化等,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个别选家的擅改行为对文本稳定的负面影响。另一个是文本汇集,在印刷业渐趋繁荣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同质文本,在体裁、类型等文学范畴的规导下被汇聚到一起。百卷以上的大型文学总集的编纂与流通,让很多中小作家的作品,得以有一个相对集中且具口碑的储藏地与展示区,从而超越于经典文本,实现“经典时代”的整体凝定。在古人存在明显阅读局限的情况下,如何让普通读者通过尽可能少的书籍,来认识尽可能全面的前代文学面貌,既是一个知识获取的难题,也是一个知识标准化的难题。这种以书籍为单位的文本凝定,减少了阅读选择中的复杂及不可知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学文本在个体阅读行为中发生变异的可能。以上文本凝定之二维,都建立在印本文化的基础之上,但文本稳定是一种无关人之精神的技术必然,文本汇集则是一种时代风气及读者需求驱动下的使然,不应混为一谈。

  近四十年来,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极具立体感的明代文学研究成果,我们有理由展望,这是一个具有丰富维度与开放空间的研究领域。但回顾已有的成绩,我们也会发现,细部的不断深化难以撼动对明代文学的整体思考。一旦我们想要将多维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断代文学史的书写,可用的方法并不多,足可信赖的仍是基于文学原创的“作家—作品”串联法。但这样的书写方式,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较少谈及先明文学在明代的传播、接受情况(相关成果难以被安置于断代文学史中),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呈现文学家作为读者、改者、编者的其他面相(明代文学的阅读史、知识史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改写、编选等行为,因被置于文学思想史的框架下,已被基本认同,并被局部纳入文学史书写中)。作家研究一直是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其有效性已被学术史充分验证,但其偏重面与精细度,尚无法完全澄清文学文本之发生、传播、变异的具体情境。

  由此,我们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整体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中,除了优秀的作家、作品,还有那些未必出色的原创文本及其作者,及前代文本的阅读者、复制者、改写者等。文学史作为一种实物史,有具体的文本及作为其媒介载体的书籍传世,故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等,满足于线性时间上的认知。明代文学与前代文学的互文性关系,以及前代文学在明代的实物生存态(非观念生存态,此在政治史、经济史中亦可成立),同样是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与明人的文学创作一起,构成了整个文学世界的复杂网络。即使我们秉持原创至上的批评标准,也有理由相信,建立在书籍阅读与知识建构之上的原创研究,比架空于物质媒介与阅读行为之上的文本分析,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一旦认识到在无关姿态的文学世界中,前代文本的意义未必逊色于原创文本,那么,我们在对“前代”概念予以重视的同时,也需要留意,任何时代的“前代文学”,都有“被阅读的前代”与“被保留的前代”之别。明人眼中的先明文学,是“被阅读的前代”;而今人眼中的先明文学,它在明代的处境,是“被保留的前代”。“被阅读的前代”与“被保留的前代”的重合程度,取决于文献的整理完整度与书籍的出版、流通密度。现在的普通读者,可以轻易地读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诗》《全元诗》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宋文》《全元文》,那么,被当代人阅读的先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被保留至今的先明文学。然而,这种便利性,不是自古以来一贯如此的。唐人对先唐文学的了解,除了名家别集外,主要来源于《文选》及各种类书;宋人对先宋文学的了解,除了唐人的阅读遗产外,还有一些宋人新纂的类书及《万首唐人绝句》等诗歌总集。这就意味着,中小作家的文本留存,或通过稳定、完整的别集形式,但他们的文本受容,却是通过“类”或“选”的方式,经由普通文人的阅读而达成的。而且,在印刷业尚未充分成长之前,刻本书籍的流通密度,其实相当有限,不应乐观估量。虽然南宋后期出现了坊刻商业行为,但类似情况对整个文学世界中的普遍阅读到底有多大影响,尚可商榷。至少在明代中前期,文史经典无处可寻的情况,经常出现在文人的笔下。普通士大夫的阅读局限,及其可阅读文本在“被保留的前代”中的比重,需要重新经受考验。

  综上而论,明代的整体文学世界,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个是明人的文学创作世界,即我们日常所说的明代文学;一个是明人的文学阅读世界,涉及前代文学文本在明代的受容情况,这属于阅读史、接受史的双重视域;一个是明代的文学留存世界,虽然大多数不以藏书、学问见长的明代作家,未必有机会读到这些作品,但它们确实借一些学人的编采及刊刻行为,以文本文献的形式,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以在一定的文化空间内传播。这个“文学留存世界”,在严格意义上,是明代的而非明人的,是学者视角的而非读者视角的,但它又非一蹴而就,确实由作为作者或读者的明人持续建设而成。其中所体现的“全录式”(却未必严谨)的文献整理精神,实得益于明代延绵持久的文学复古生态。上一个文学复古期(中唐至北宋),因尚未发生印刷革命;上一个商业印刷的发展期(南宋中晚期),因没有文学复古之氛围,都不足以完成古典文学文本凝定的时代使命。

  二、复古时代:古典宗尚与“全录式”总集的编纂  

  如前所言,以明人原创姿态出现的文学世界,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向无异议;但前代文学在明代的受容情况,此在明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学界有不少争论。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一批有关经典文学受容的研究著述,究其发生,大多由接受对象的研究者发起,而不是由接受发生时代的研究者发起,这一点早就引起了学界的省思。总的来说,多数明代文学研究者无意过多地介入此领域,因为在他们眼中,前代作家、作品在明代的受容,并不是上乘的选题。现在的困局在于,经典作品在后代的接受史价值,已不再不证自明;但将前代文学的接受研究,纳入明代文学的研究体系之中,同样需要经过论证,这多少有些进退维谷的尴尬。在明人常规阅读范围内的经典受容研究,尚且如此待遇,未必能进入普通明人阅读范围内的非经典文本,其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合理性,就更要经受重重考验了。

  经典受容之所以在明清文学研究者的眼中居于二等,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对作家之创造力与能动性的优先认同。虽说受容与创造、读者与作者是一体之两面,很难割裂开来,但我们难免偏爱能动性更强的一面。由此造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即经典受容的研究到底有多大意义,取决于后世作家的创造力。如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在经典宗尚之上的文学创新行为,至于这条创新之路走得有多远、是否成功,或许有不同的声音,但其建立在崇古的姿态之上,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历代学人中主张七子“蹈袭”的不在少数,也有人对李梦阳、何景明的文学实验予以同情之理解,但无论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关注点都在复古作家的能动姿态。运动之成败关系于此,似乎汉唐经典一直在那里,不需要经过宗尚人士的宣扬,便可傲立行世。而事实上,无论是经典的观念,还是经典的文本,都有一个经后世崇古行为而不断凝定、升级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作家的创造力让经典的再生乏力(这是已经知晓历史结果的我们,用全知之眼在设定批评的方向),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经典发展的其他维度。

  文学宗尚中的经典,至少可分为经典文本、经典作家、经典时代三个维度。其中的经典作家、经典时代二维,便涉及某一类型文本的凝定。我们以前更关注经典文本从“不稳定性”到稳定状态的变化,对经典作家、经典时代的文本凝定情况,因其数量更大,面相更复杂,很难通过少量的个案分析,完成一整套经典生成机制的建构,故鲜有涉猎之人。但从古人的言说习惯来说,“宗李”“宗杜”“宗唐”“宗宋”等,才是古典诗学批评中的常用语与关键词。已有的研究,多倾向于从古代文学批评材料中直接抓取“已凝固观念”,这样的做法很好地凸显了李白、杜甫、唐诗、宋诗的特有面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立竿见影的素描形象,但对此“典型化”材料背后将作家诗歌“类型化”的倾向,我们亦须反思。事实上,在观念的凝固之外,还有更实在的一种凝固,那就是文本的凝定。它之所以未被重视,一在其较大的文献覆盖面,稀释了学界以经典作品、经典诗学为核心的问题导向;二在其研究方法的复杂性,没有个案研究那么容易被学习与复制。

  经典文本的形成,诚然是文学史的重要一环,一旦离开了文本,就有蹈空走向历史研究的嫌疑。但从当事的现场来说,作为经典被学习与效仿的,并不是作为文学基本单元的作品,而是反映为至小某一作家、至大某一时代的宗尚风气。如果说经典文本的形成,可以有口传、抄写、石刻、书画等多种途径,那么,经典作家、经典时代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籍的刊印与传播。尤其是“经典时代”观念的强化,不得不倚赖于历代学人对“全录式”总集的编纂。而有一个文学事实,在明代文学世界中的存在感尚不够突出,那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全录式”总集,究其源头性的整理工作,皆始于明代。

  对先唐文学的整体整理,《文选》《玉台新咏》珠玉在前;唐宋两代,则有《初学记》《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前两部经典,对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凝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中等的文献体量,在“复古时代”的思想心理与“印本时代”的技术普及下,已满足不了明代读者日益增大的阅读需求;后者因鲜明的类编性质,缺乏保证文本完整性的自觉意识,且没有按照“时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层级来编排作品,故在经典宗尚以“作家”“时代”为单元的观念模式中,其体例的错位,注定无法形成文本文献的有效凝定。对此,明人做了一些由浅及深的尝试。首先是《文选》续编之法,刘节的《广文选》、汤绍祖的《续文选》、周应治的《广广文选》等,都是这一编纂思路下的产物。较之萧统编纂《文选》时详近略远、薄古厚今的当代文学观,在明人的眼中,无论两汉还是南朝,都是遥远的古代。故在当代复古思潮的驱动下,他们的编选重点之一,是补遗汉魏遗篇,表现出一种厚古、求全的编纂倾向。已有学者指出,《文选》原典和广续本分别侧重于“选”与“集”,其根源在于二者编纂目的有垂范性与资料性的区别。明人在《文选》增续上的资料意识,其本意在整理出更多的汉魏诗文,以满足整个复古文坛的阅读需求,但从客观效果来看,确实为后来《赋苑》《诗纪》《文纪》等先唐分体总集的编纂,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工作。

  当然,受限于著述体例,这样的经典续编之法,仍存在将作家、时代切割重组的痕迹。同一位作家,既因不同的文体、文类创作,被归入不同的卷帙;也因不止一次的续编工作,出现在多部“文选”的递补事业中。这个时候,对断代文学进行分体整理,将单个作家的作品归并在一个较集中的文献空间内,开始被一部分学者思考。虽然有《文选》这样的经典著述可以作为便捷的文献蓝本,但从《初学记》《艺文类聚》《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中辑佚散篇,仍是相当艰苦的一项工作。先唐赋的整理,李鸿编《赋苑》收875篇作品,兼收全篇、残篇,是清编《历代赋汇》的重要文献基础。先唐诗的整理,有冯惟讷编《诗纪》156卷;先唐文的整理,有梅鼎祚配《诗纪》编成《文纪》226卷,皆筚路蓝缕之功。以上二家成果,被晚明张燮的《七十二家集》、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广泛采纳,为晚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虽有学者指出,正是明人贪多务全、剪裁拼凑的编纂原则,导致今人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局部认识出现偏差,但这是基于复原研究的学者视角,若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没有这些断代分体总集,仅靠居于金字塔尖的以类编排的《文选》,及曹、陶、谢等少数名家诗集,对“经典时代”之完整面貌的认知,终究是有偏颇的。

  在早期的唐诗总集中,如果要找一部在明人眼中类似《文选》的经典总集,那么,首推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不仅因为此书在嘉靖年间被较早重刊,而且从编者洪迈的态度来说,他“搜讨文集,傍及传记、小说,遂得满万首”,确实在尽力求全。当然,《万首唐人绝句》存在与《文选》类似的遗憾,那就是以体类分卷的编排体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典作家”的整体凝定。后来杨士弘编的《唐音》、高棅编的《唐诗品汇》,虽被纳入明代馆阁诗学体系之中,得以借官方的制度性渠道,制造出更有声势的舆论效果,但也以时代、诗体分卷,仍不便于“经典作家”的整体凝定。更何况二书在选篇数量上不及《万首唐人绝句》,杨、高的编纂动机主要在“选”,并不具备“全录”的精神。

  “经典作家”的形成,在文本形态上,取决于作品的汇集。其中最高效的汇集路径,自然是作家别集的编定与流通。但别集单行并被多次刊印的诗人,毕竟是少数,更多中小诗人的作品汇集,倚赖于以作家为独立单元的断代丛刻。而比“经典作家”更复杂的“经典时代”,其文本的整体凝定,则取决于断代总集所制造的集体亮相机会的多寡。而集体亮相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对中小诗人作品的“全录式”采集。在当代学者的眼中,《万首唐人绝句》虽然不全,但洪迈本人意在全面覆盖。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接续了洪迈这种“全录”精神的,是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编刻的《唐百家诗》。作为一部侧重中晚唐中小作家的唐诗丛刻,此书在对“经典时代”的扩容改造上,可谓成效显著。对普通读者来说,它打破了明中叶“近体宗盛唐”的观念导向,及《唐音》《唐诗品汇》等偏“盛唐”选本所造成的阅读局限,给热衷复古的诗人们带来了阅读与学习上的新鲜感;对研究者来说,它与同时期的《唐五十家诗集》《唐四十七家诗》等同类文献,开启了晚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等的编纂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唐诗全编的文献序列。通过数代明人的层累努力,为清代官修《全唐诗》的集体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对唐诗的狂热相比,明人尚没有能力汇编宋代的诗歌,也未必有意去汇编宋代的诗歌。但对唐宋词的汇编丛刻,已渐有自觉意识。明代的词籍丛编,前有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中有旧题李东阳的《南词十三种》、紫芝漫钞本《宋元名家词》、石村书屋本《宋元明三十三家词》等多部辑本,后有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特别是吴、毛两部大型丛编,在选录词人及存词数量上,基本上奠定了存世唐宋词的主体版块。当然,朱祖谋《彊村丛书》、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在文本校勘上,唐圭璋《全宋词》在文献的覆盖面上,体现出更自觉的学术精神,但这不能掩盖吴、毛二书在特定时代的词籍整理之功。如果说《唐宋名贤百家词》有可能摘抄南宋坊本《百家词》而来,且未有过刊印本,没能为明代词坛的宗尚风气提供一个普遍的学习范本,那么,明末毛晋编的《宋六十名家词》,无疑为明末清初的词坛中兴,提供了相当充分且权威的阅读与学习文本。

  甚至连戏曲这种仍处在上升期的通俗文学样式,也出现了“宗元”的复古主义倾向。杜桂萍指出,由于受到明代文学“以复古为创新”之主流形态的影响,“复古的观念、知识乃至思维方式都反射到关于元曲的多元理解中”。在戏曲文献的整理上,明后期出现了臧懋循《元曲选》、沈泰《盛明杂剧》、毛晋《六十种曲》等汇编工作,并非偶然。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总集就是元明戏曲的全貌,但不可否认,当代的元明戏曲史书写,所涉经典基本上未溢出以上明人刊印总集的范围之外。而且臧懋循、沈泰、毛晋等人,皆有职业出版人的背景,其对书籍出版、流通机制的理解及实际运作,有别于传统文人圈内的张溥、朱警等人。这些职业出版家的介入,为“经典时代”的文本凝定,创造了两个传统路径不具备的优势:一是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体,将文学复古的理念,推广至更普遍的读者群中;二是借坊本书籍在刊印数量及频次上的低成本优势,提升书籍的市场比重,消减因不同书籍之异文而造成的“文本的不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了文本凝定的效应。

  以上《七十二家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唐百家诗》《宋六十名家词》《元曲选》《六十种曲》等丛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全录式”总集,他们较之同时代其他集部文献的长处,在于采编甚至复原了一大批中小作家的别集。古代的读者,对“经典时代”的认知方式,大致有“以偏概全”“以小窥大”两种路径。所谓“以偏概全”,即通过阅读较少数的名家别集,以“经典作家”覆盖“经典时代”;所谓“以小窥大”,即通过规模偏小但流通较广的文学选本,以“经典文本”覆盖“经典时代”。以上两种学习行为,受困于时代的阅读局限,本无可厚非,且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作为经典时代的核心内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由此形成的认识偏差,也是客观存在的。如何有效地改善读者的知识结构,是文学复古走向深化的重要一步。

  在今人看来,明人的辑采、编刻行为,是对前代文献的一种深度“打捞”与全面整理;但明人的本意,是对文学复古的一种深化与扩张。冯惟讷、梅鼎祚、张溥等人,之所以在先唐诗文的整理中投入那么多精力,与他们文学复古的身份直接相关, 他们希望通过“著诗体之兴革”“罗古什之散亡”,来纠正一些诗人未能深刻领会复古要旨的遗憾。而且就接受效果而言,《唐百家诗》在编纂策略上的调整,确实打开了嘉靖以后诗人的阅读范围,让他们有机会更便捷而全面地了解中晚唐诗歌的面貌,提升了明后期复古诗人对中晚唐诗的包容度。如汤显祖的诗歌创作从“宗初唐”到“宗中晚唐”的转变,就与他接触过《唐百家诗》有一定关系。应该说,汉唐文学文本的凝定,固然是由各方面原因综合而成的,但追求“以复古为创新”的明代作家们,他们作为读者对更大量古典文学文本的阅读需求,以及编纂者、出版者出于各自目的(推广文学思想、树立文学权威、谋取商业利益等)对这一需求的尽力满足,形成了复古思想与现实利益的联动,这是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发生于明代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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