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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坛上的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
2020-03-24 09:32:00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作者:陈文新 字号
关键词:明代诗坛;台阁;郎署;山林;市井

内容摘要: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是描述明代诗坛历史进程的四个关键词。大体说来,洪武至天顺年间,台阁体绵延相续,并在总体上主导了诗坛习尚;成化至嘉靖年间,前后七子的崛起导致“台阁坛坫移于郎署”,诗坛格局发生巨变;嘉靖、隆庆至万历初年,谢榛、王世懋等推崇王孟诗风,山林一脉渐成气候;万历至崇祯年间,公安派以其洋溢着市井气息的私生活描写,在诗坛呼风唤雨。明代诗坛的这一演变路径,既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内部原因,又与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关。

关键词:明代诗坛;台阁;郎署;山林;市井

作者简介:

  摘 要: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是描述明代诗坛历史进程的四个关键词。大体说来,洪武至天顺年间,台阁体绵延相续,并在总体上主导了诗坛习尚;成化至嘉靖年间,前后七子的崛起导致“台阁坛坫移于郎署”,诗坛格局发生巨变;嘉靖、隆庆至万历初年,谢榛、王世懋等推崇王孟诗风,山林一脉渐成气候;万历至崇祯年间,公安派以其洋溢着市井气息的私生活描写,在诗坛呼风唤雨。明代诗坛的这一演变路径,既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内部原因,又与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关。

  关键词:明代诗坛;台阁;郎署;山林;市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7ZDA243)

  作者简介:陈文新,哲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既可以是四个横向并列的诗坛空间,也可以是四个纵向的历时态的诗坛现象。而从历时态的角度考察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在明代诗坛的更替递嬗,尤其具有文学史意义。

  台阁体滥觞于洪武年间,而鼎盛于永乐、宣德时期,延续于正统、天顺年间,其风格标志即所谓“富贵福泽之气”;“台阁坛坫移于郎署”则是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发生的最为深刻的文坛格局异动,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尤为前后七子所推崇;嘉、隆年间的谢榛、王世懋等人,青睐王、孟、韦、柳的诗风,代表了山林一脉;万历间崛起的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由台阁而郎署而山林而市井,这一诗坛演变路径,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史信息和文化史信息。

  一、台阁体兴盛:永乐至天顺年间特有的文学现象

  台阁体兴盛于永乐至天顺年间,其代表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身居台阁的政要。之所以将他们所代表的诗文风格界定为台阁体,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台阁文风与台阁体是不能画等号的。盖所有的王朝都有台阁,所有的台阁都有其“大制作”即朝廷公文。这些朝廷公文的风格,无论唐宋还是明清,都须雍容典雅、堂皇正大。但学术界通常不说唐代的台阁体或宋代的台阁体,而只说明代的台阁体,就是由于台阁之成“体”乃是明代永乐至天顺年间特有的文学现象。它有两个显著的标志:其一,这些台阁作家不仅写作朝廷公文时以“点缀升平”为宗旨,即使是日常的个人写作,也习惯于端着朝廷重臣的架子;其二,他们诗文中的那种“富贵福泽之气”,不仅在朝廷公文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弥漫于朝野上下,影响了当时各类文体的写作。换句话说,只有当台阁重臣的非职业写作也用了职业写作的腔调,只有当这种台阁重臣的职业腔调成为朝野上下共同的腔调时,我们才称这种文风为台阁体。

  台阁体作家兼有台阁重臣和“文学侍从”双重身份,但其身份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侍从”心态。如杨荣《杏园雅集图后序》所说:

  惟国家列圣相承,图惟治化,以贻永久,吾辈忝与侍从,涵濡深恩,盖有年矣。今圣天子嗣位,海内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职溯望休沐,聿循旧章。予数人者得遂其所适,是皆皇上之赐,图其事以纪太平之盛,盖亦宜也。[1](P205)

  盛世和鸿业是台阁体作家所要润色的内容。他们有机会躬逢盛世鸿业,则是拜“皇上之赐”。假如失去了皇上的青目,也就没有了他们引以为荣的事业。“图其事以纪太平之盛,盖亦宜也。”

  不容忽略的是,台阁体作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仕途坎坷,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他们也拒绝接受“不平则鸣”的理念。在他们看来,始终保持和平温厚的心态,才能见出其身为侍从的涵养之深,如果一遇挫辱就感时愤俗,啼饥号寒,岂不有伤“性情之正”?所以,杨荣在《省愆集序》中这样表彰黄淮:“公以高才懿学,夙膺遭遇,黼黻皇猷,铺张至化,与世之君子颉颃,振奋于词翰之场者多矣。此盖特其一时幽寓之作,而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惮之怀蔼然溢于言表,真和而平、温而厚、怨而不伤而得夫性情之正者也。”[1](P169)台阁文臣对于涵养的偏重,使其小心翼翼地避免寒士口吻,各种体裁和题材的创作均以“平正纡徐”“雍容雅步”[2](P1484)为风格特征,与真实的人生体验不免隔膜。

  王锡爵《袁文荣公文集序》曾以文体的特殊性为台阁体的和平典重辩护。“锡爵间颇闻世儒之论,欲以轧茁骩骳、微文怒骂,闯然入班扬阮谢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虫飞蟀鸣,方哓哓鸣世,以谓文字至有台阁体而始衰。尝试令之述典诰铭鼎彝,则如野夫闺妇强衣冠揖让,五色无主,盖学士家溺其职久矣。”[3](P1)所谓“世儒”,指的是供职郎署的七子派;所谓“述典诰铭鼎彝”,指馆阁文臣经常采用的几种用于朝政的文体,而这些文体是郎署官员所不常用或不擅长的。如果王锡爵旨在用文体的特殊性为馆阁作家的职业写作辩护,其理由是成立的。但如果据此为台阁体辩护,则缺少说服力:馆阁作家在职业写作之外,其日常的个人写作也热心于和平典重的风格,这是不能用文体的特殊性来加以解释的,而只能视为侍从心态的过度表现。

  台阁体作家的侍从心态,不仅影响了他们日常的个人写作,而且影响了永、宣年间整个社会的诗文写作,甚至包括小说、戏曲的写作。以传奇小说为例,《剪灯新话》约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刊行于宣德初年(1426-1435);《剪灯余话》约成书于永乐十八年(1420),刊行于宣德八年(1433)。从明朝开国到宣德年间,传奇小说的创作一度颇为兴盛。但好景不长。正统七年(1442)二月,朝廷颁布了焚毁《剪灯新话》等小说的禁令,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四《禁小说》有云:“《实录》:‘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唯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4](P1255-1256)所谓“正学”,即与台阁确定的经典书目在旨趣上一致的学说。与此同时,这一时代的思想家在留意于中下层文人个人写作的同时,对民间写作的越轨倾向也严加防范。比如当时声望最高的理学家薛瑄(1389-1464),其《读书录》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乐有雅郑,书亦有之:小学、四书、六经、濂洛关闽诸圣贤之书,雅也,嗜者常少,以其味之淡也;百家小说、淫词绮语、怪诞不经之书,郑也,莫不喜谈而乐道之,盖不待教督而好之矣,以其味之甘也。淡则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则人心迷而人欲肆”[2](P790)。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不只是文人阶层的诗文写作为台阁文风所笼罩,就连小说、戏曲也未能幸免。

  综上所述,台阁体的兴盛乃是明代永乐至天顺年间特有的文学现象。这一时期的台阁趣味,不仅逾越了职业写作的界限,非职业的个人写作也被笼罩;不仅逾越了翰林院,翰林院之外的中下层文人也被笼罩;不仅逾越了诗文等雅文体,小说、戏曲等俗文体也被笼罩。这是一个台阁趣味弥漫朝野的时代。

  这样一种文坛风尚,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明初政治的一个特征是皇权对士大夫阶层的罕见压制。自开国之日起,朱元璋就针对士大夫阶层设立了种种凌辱和诛戮的方法。废除历时一千余年的丞相制度和历时七百多年的三省制,更从制度层面确立了皇权作为唯一政治主体的地位,士阶层不过是从属于皇权的工具而已。永乐的影响力尤其不可低估。朱棣在凭借武力推翻了建文帝后,既对方孝孺等拒绝听命于新朝的士大夫大肆杀戮,造成风声鹤唳的恐怖氛围,又用高官厚禄来笼络新朝的追随者。洪武年间和永乐之初的政治杀戮已使士大夫阶层丧失了安全感,而永、宣年间帝王对他们的眷顾则使他们感恩戴德,既珍惜富贵福泽的来之不易,又致力于以恭顺谨慎的做派延续圣眷,恭顺、谨慎和平和的士风由此形成。史载“三杨”之一的杨溥,“性恭谨,每入朝,循墙而走”[5](P4144),从台阁政要这种如履薄冰的处事方式,可以想见士林的大体状况。台阁体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逐渐形成的。当阁臣与帝王应酬时,其作品内涵中,一部分要素是所有应制之作都应具备的,一部分要素则是带有个人烙印的情感。如杨荣、杨溥、杨士奇等人,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不仅是明代较为安定繁荣的这段历史时光的直接见证人,也是盛世鸿业的参与者。作为身兼文学侍从的台阁重臣,“遭遇列圣太平雍熙之运,声明文物之时”“抒其所蕴,以鸣国家之盛”[6](P347),既是其职守所在,也是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方式。

  台阁体的体制基础是内阁制度。内阁制度的建立是洪武吏治向永乐以降文官政治演变的一大标志,体现了皇权对士大夫的优容或安抚。殿阁大学士在洪武时期就已存在,但品级不高,并不参与机务。明成祖即位,首召解缙等七人入阁“,内阁预机务自此始”[5](P4120)。仁宗在位期间,殿阁大学士开始了位至公孤、官居一品的时代。明代士大夫常以此为盛事,是因为此一制度标志着士大夫阶层地位的显著提高。内阁以翰林院为依托,而入翰林又以科举为途径,尤其是庶吉士与翰林院、内阁的衔接,向士阶层释放了一个信号:读书入仕甚至跻身台阁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朝廷向士大夫阶层敞开了分享国家权力的大门,而那些成长于永乐年间的士人,宣德年间正年富力强,躬逢大兴文教、国力强盛,不免庆幸其人生价值有了依托之处。如果说永乐时期,士人们更多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逢迎朝廷,违心地用文章点缀升平,那么,宣德以降的士人已不只是习惯成自然,而是诚心诚意地把会写这种文章视为必须而可贵的涵养了。为国效力不仅是他们的职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上行下效,上下同心,台阁体就这样形成了。

  二、明中叶政治生态与“台阁坛坫移于郎署”

  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台阁坛坫”之所以“移于郎署”,台阁重臣主盟文坛的地位之所以被一群郎署官员所取代,主要是由于台阁文风与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

  茅盾《夜读偶记》在分析文人作家内部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的斗争时,举了好些例子,其中一个是讨论明代台阁体的衰落和前七子的崛起。“‘台阁体’是怎样的产生而且成为当时的文学‘正宗’呢?‘台阁体’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永乐成化间大约八十多年的比较太平,和一定的经济繁荣;洪武、永乐两代对于文人的大杀戮(其实不只是洪武和永乐,明朝的皇帝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杀过多少文人的,翻开明史文苑传,就可以看到,凡是有声望、有气节的文人,十之八九都不得善终,至少也像杨升庵那样廷杖充军,以至于死);制艺取士的制度一方面束缚了文人的思想,让他们终生的精力消耗于‘代圣贤立言’,又一方面给一块敲门砖,使他们死心塌地地来钻这圈套。所谓‘台阁体’,说得‘雅’一点,是雍容典雅,说得不客气,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可是到了弘治年代(十五世纪末),形势已经大变。这个皇朝,对外不能御侮,对内不能养生,可是荒淫暴虐,却依然如故。稍有正义感的文人,都不能再容忍那阿谀粉饰、不痛不痒的文风。‘前七子’的复古运动,正是针对着这种情况而发生的。在李梦阳等大声疾呼以前,李东阳也是‘台阁体’的反对者,可是茶陵派(即李东阳为首的一派)虽不同于‘三杨’,但还是萎弱,不足以一新耳目。治重病得用猛药。‘前七子’正因此故为偏激,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我们不能把‘前七子’的复古运动,看成仅仅是‘文体’改革运动,而必须充分估计它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意义。”[7](P20-21)茅盾的评述,将二者之间的冲突纳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格局,不免生硬,但大体思路是合理的:台阁体的衰落和七子派的崛起,乃社会生活的变化使然。

  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间崛起于北方的一批诗人,包括以李梦阳为首的开封作家群,以康海、王九思为主的关中作家群。前七子和上一辈的李东阳都是尊唐派,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差异:李东阳对以山水田园诗见长的王孟一脉怀有深切的好感,李梦阳却只认可“雄阔高浑、实大声弘”的杜诗,以传承杜甫的诗风为其职志。

  李梦阳所建立的诗学谱系,上溯杜甫,意在彰显诗人的社会关切和责任感。李东阳在政治上与刘瑾等权阉虚与委蛇,在诗风上亦雄健之气不足,他对杜甫不甚心仪则是其回避社会矛盾的表征之一。李梦阳心仪杜甫的沉郁、雄浑而不甚推崇王孟的清新隽逸,乃是因为他忧国伤时,倡导直面社会问题。其创作表明,他在这方面确有建树。比如其《土兵行》,如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引《国史唯疑》所云“:江西苦调到狼兵,掠卖子女。其总兵张勇以童男女各二人送费文宪家。费发愤疏闻,请严禁。诵李梦阳《土兵行》诸篇,情状具见。”[8](P1139)又如其《玄明宫行》,据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引《名山藏》:“司礼监刘瑾,请地数百顷,费数十巨万,作玄明宫朝阳门外,以祝上厘。复请猫竹厂地五十余顷,毁民居千九百余家,掘人冢二千五百余。筑室僦民,听其宿倡卖酒,日供赡玄明宫香火。”[8](P1139-1140)李梦阳《玄明宫行》写武宗宠信宦官,大兴土木,虚耗国库,贻害百姓,其内容充实,爱憎分明,足补史阙。李梦阳等注目民间疾苦,与仰承旨意的台阁体迥然不同,其社会声望的高下因而逐渐扩大。

  “台阁坛坫”之所以“移于郎署”,在总体的时代氛围之外,台阁与郎署的职能差异也是一个具体而直接的因素。

  台阁与郎署在明代的政府布局中地位不同,职能也不同。台阁要员职权有些游移不定。他们本是皇帝的秘书,职务是草拟皇帝发布的旨谕,大学士的称谓,就表明了这一事实。到了后来,皇帝如果没有旨意的话,大学士就成了决策者了。大学士的职权,就这样游移于秘书和决策者之间。在这种尴尬处境中,他们即使作为决策者,也不免有几分秘书心态,不时揣摩帝王的旨意行事。与台阁要员的职能不同,郎署官员一方面是朝廷旨意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台阁甚至是帝王的批评者。作为台阁和帝王的批评者,他们代表的是士大夫阶层和社会力量。许倬云曾经分析过中国传统的文官体系与王权之间的对峙关系。他指出:“照理说,文官体系应该与国家互补,但因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系统就会用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这也是韦伯的工具性文官制度所缺少的成分。”[9](P35)由此看来,郎署官员作为士大夫阶层和社会力量的代表,与内阁发生冲突就并不偶然了。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郎署官员尤其富于抗争气象,例如李梦阳,例如王世贞。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细致记述了李梦阳“以鞭梢击堕”张皇后之弟张鹤龄门牙一事:“李献吉为户部郎,以上书极论寿宁侯(即张鹤龄)事下狱,赖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于大市街,骂其生事害人,以鞭梢击堕其齿。侯恚极,欲陈其事,为前疏未久,隐忍而止。献吉后有诗云:‘半醉唾骂文成侯。’盖指此事也。”[10](P95)李梦阳与身为皇后之弟的寿宁侯结怨,不是由于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国计民生;为了国计民生而与权贵势不两立,正是备受称誉的国士风采。

  以严嵩为首的台阁要员和以后七子为主的郎署官员,两者之间的冲突尤为惊心动魄。严嵩为了树立文坛盟主的声望,煞费苦心地造舆论、酿声势,做了大量铺垫。比如,他的《钤山堂集》,就先后约了若干文坛名流为之作序。今所见《钤山堂集》序,以“正德乙亥(1515)冬十一月十日,中顺大夫、鹤庆知府、前工部郎中,鹭沙孙伟”之《钤山堂诗序》为最早,其次为唐龙序,署“嘉靖辛卯(1531)仲秋既望,资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兰溪唐龙”。嗣后陆续有“嘉靖壬辰(1532)冬十二月朔”刘节序、“嘉靖癸巳(1533)夏至前二日”黄绾序、“嘉靖十二年(1533)岁在癸巳五月庚戌”王廷相序、“嘉靖己亥(1539)孟秋日”崔铣序、“嘉靖乙巳(1545)三月之望”张治序、“嘉靖丙午(1546)三月望”王维桢序“、嘉靖丙午(1546)夏五月望”杨慎序“、嘉靖三十年(1551)岁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湛若水序“、嘉靖己未(1559)三月望”赵贞吉序等。皇甫汸序年月不详。孙伟至崔铣诸序均作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之前。后五序则作于严嵩专擅国政期间。严嵩不厌其烦地请这些名流来抬轿子,是为了以政坛阁老而兼文坛总持。

  在明代前期,主盟文坛的,如杨士奇、李东阳,均为台阁政要。可以说,台阁政要主盟文坛,这是明代前期形成的一个惯例。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首的郎署官员,即前七子,其文坛影响力盖过了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惯例。这两个惯例,在嘉靖年间各有传人,相互之间一度相持不下。出身于翰林而又担任大学士的严嵩以杨士奇、李东阳的传人自居,自以为他理所当然应是文坛盟主。而以郎署官员为主体的后七子却偏不把他放在眼里,并最终使这位阁老丧失了文坛影响力,为“台阁坛坫移于郎署”画下了一个显目的句号。

作者简介

姓名:陈文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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