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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唤起、呈现与书写:唐诗中的唐朝追忆
2020年01月21日 09:18 来源:《史林》2018年第1期 作者:刘泰廷 字号
关键词:唐诗;追忆;文本书写;记忆

内容摘要:唐诗中追忆本朝史事时共享几种固定的体制特征与言说方式,本文聚焦于记忆在文本空间里的兴起轨迹与呈现样貌,裒集唐诗文献,勾勒出两种普遍使用的书写模式:一是以老者转述追忆形式回溯往昔,二是借观看历史遗迹访问过去。前者立足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现实,写作题材及目的决定了记忆在诗体空间里的运作规则;后者以“华清宫”作品群为代表,诗题、诗中文化符号以及对客观景物的描摹都在记忆实践中起到重要作用。抉发书写记忆的隐秘图景,旨在呈现文本书写的更多面向,为文学、历史两种取向观照下的记忆研究提供一条新的探索路径。

关键词:唐诗;追忆;文本书写;记忆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唐诗中追忆本朝史事时共享几种固定的体制特征与言说方式,本文聚焦于记忆在文本空间里的兴起轨迹与呈现样貌,裒集唐诗文献,勾勒出两种普遍使用的书写模式:一是以老者转述追忆形式回溯往昔,二是借观看历史遗迹访问过去。前者立足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现实,写作题材及目的决定了记忆在诗体空间里的运作规则;后者以“华清宫”作品群为代表,诗题、诗中文化符号以及对客观景物的描摹都在记忆实践中起到重要作用。抉发书写记忆的隐秘图景,旨在呈现文本书写的更多面向,为文学、历史两种取向观照下的记忆研究提供一条新的探索路径。

  关 键 词:唐诗;追忆;文本书写;记忆

  作者简介:刘泰廷,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尽管学界尚缺少关于唐诗与记忆的专门研究,但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较有代表性的两部专著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撰写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①与台湾地区学者廖宜方所著《唐代的历史记忆》②。前者拈出中国文学中的回忆母题,由于主题的宏大与写作体裁(essay)的限制,其启发性似乎多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当然,该书的关注点也并不限于唐代。后者则专注探讨唐人的历史记忆,旨趣在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对于诗歌文献及其特点则甚少垂意。此外,还有一些涉及这个问题的单篇论文,或抽绎唐诗中的记忆样本而勾勒作者的生命轨迹,或统论唐诗中的记忆主题。③而本文的关注焦点有别于上述研究,笔者想探究的问题是:唐代诗人在诗歌文本形式与框架中怎样述说他们对本朝历史的追忆?这些记忆是如何被唤起?又是如何被书写与呈现?

  这一提问缘起于笔者在读唐诗的过程中发现,唐人在回忆本朝历史时有着几种较为固定的言说方式,他们被一些经典的文化符号(sign)唤起记忆,同时又偏爱选择特定的主题与程式来书写它们,这些作品由于指涉意义与修辞意向上的相近或相同组成了互相关联的文本网络,而它们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更蕴含了可资讨论的丰富讯息。与普鲁斯特强调个体回忆的偶发性与无序性不同,④当我们从“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⑤的视角来观察唐诗时,会看到唐代诗人群体在追忆历史时拥有几种惯用的文本元素与表意方式,对某些公共记忆(national memory)的频繁书写也反映出当时文士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与观念。而考察这些追忆者的诗学实践与叙述策略,探索这种由“指向过去时间精神活动的表现形式”⑥承载的回忆世界,不仅有助于揭橥诗体空间中记忆书写的运作规则与内部机制,深化对唐人价值向度、文化立场乃至意识行为的认知,同时或可为多于近现代史框架内进行的记忆研究提供另一种思考方式与研究路径。

  鉴于唐人对于回忆主题的写作热度与史学界勃兴的记忆研究,相关材料的丰富与现有理论的充足足够完成蔚为可观的研究工作。本文挑选唐诗中较为常用的两种兴起及陈说本朝回忆的方式,从形态特征与文化心理两个层面阐释记忆文本的写作特点及生成过程,挂一漏万,尚请方家指正。

  一 闲坐说玄宗:白头翁的“口述史”

  元稹著名的《行宫》诗: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洪迈评此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⑦尽管元稹并没有详述白头宫女的听众到底是诗人自己还是另有他人,但关于唐玄宗的历史记忆就在这一时刻被勾起、言说与传递。如果我们仔细检视唐诗就会怀疑这个具体的故事是否真实存在,因为由老人“说”回忆的意象在唐诗文献中大量存在,如鲍溶《温泉宫》:“仍闻老叟垂黄发,犹说龙髯缥缈情”;⑧张籍《洛阳行》:“陌上老翁双泪垂,共说武皇巡幸时”;⑨白居易《梨园子弟》开篇即是“白头垂泪话梨园,五十年前雨露恩”⑩等等。我们当然不能仅依据这种意象的普遍使用便认定此类描写皆是“闭门伏案依题悬拟之作”,(11)因为老人群体相较其他年龄阶层而言的确更热衷回忆与讲述,美国医学家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指出:“所有的人,当他们变老和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他们会经历一个生平回顾的心智过程。”(12)心理实验的调查结果表明:“怀旧效应(reminiscence effect)出现在一群约六旬的实验对象当中,而且随着实验对象年龄的增大,这种怀旧效应也就愈加明显。”(13)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经典著作《论集体记忆》中也对这种现象进行过思考:

  但这种像做梦一样的行为,对成年人而言,是分心走神,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却成了聚精会神的关注……尤其重要的是,即使他们不打算把记忆变成书面的东西,他们也要讲述自己记忆的内容。简言之,对于过去,老年人要比成年人更感兴趣……社会通过赋予老人保存过去痕迹功能,鼓励老人把凡是自己可能拥有的精神力量都贡献出来,用以进行回忆。(14)

  而当古人想了解过去时,除了通过文字记载外,“访问故老”是另一个重要途径。李郢《故洛阳城》有“欲问升平无故老”(15)之句,即其证也。老人们也常常在生活中传递、引起记忆。如韦应物《与村老对饮》:“鬓眉雪色犹嗜酒,言辞淳朴古人风。乡村年少生离乱,见话先朝如梦中。”(16)故而诗人对老者讲述回忆情景的描写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之上的。无论是温泉宫边的老叟抑或洛阳陌上的老翁,让他们来讲述、追想逝去的时间,本身就具有无限的诗意与张力。而这样的情节绝不仅仅只是充当诗歌中的文化意象,在更多的作品中,它的真正作用是提供兴起记忆的话语空间与展开叙事的逻辑框架。较有代表性的是元稹的《连昌宫词》,本文将以此为中心连接其他作品而探视同类诗歌的表现形式。

  《连昌宫词》为追忆大唐盛衰之佳构,王国维曾步拟此诗而作《颐和园词》,虽然同为赋咏一时史事,然论其章法结构,已与元诗大不相同,最重要一点即静安是从全知视角平铺直叙,而微之乃采取唐人惯用之“老者转述追忆”形式回溯往昔,由“宫边老翁为余泣”挈领全篇,借老翁之口重话旧事。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人物、史事的虚构。老翁所述旧闻多有讹误,如玄宗纳杨妃后未曾到过洛阳,更无游幸连昌宫之事;望仙楼及端正楼本在华清宫,而非连昌宫;李守礼(二十五郎)、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皆死于天宝之前,不可能与杨贵妃同游等。(17)尽管考虑到老翁记忆可能存在的偏差、口述者言说的“故事特性”(18)以及记录者(即诗人)对口述内容的修正,(19)但仍然不能免除作者虚构人物的印迹。因为老人的身份很明确,是住在连昌宫边的遗老,玄宗贵妃既然没有同幸连昌宫之事,老翁的记忆无论如何也不会乖谬如此。唯一解释即是老翁乃作者虚构之人物,此亦可为唐人惯用“老者转述追忆”形式述史抒怀之一证。

  同样可以举出的是郑嵎《津阳门诗》,(20)此诗论篇幅乃属全唐诗中第一长篇,叙事极为琐碎,好堆砌故实,“于开、宝时事纤悉无遗”,(21)用舒芜的话来说是“历数恐漏”。(22)尽管诗中有诸多问题,但该诗所运用的叙事方法为当时流行之形式。这首诗中的追忆者为旅舍老翁,他“世事明皇”,“时平亲卫号羽林,我才十五为孤儿”,为诗人讲述了他对大唐盛衰急变的珍贵记忆。美国学者柯慕白提出两点极为有益的思考:一、如果要保证故事的真实性,那么这个服务过玄宗的老人的年龄至少在110岁以上。二、《津阳门诗》所采取的是一个简单的展现策略(staging ploy),这个策略在之前已经被更为知名的《连昌宫词》所使用。(23)前者直接怀疑老翁这个人物是否存在,而后者在暗示郑诗与元诗采取相同叙事框架的同时也隐含了对郑嵎是否简单因承元稹诗歌叙述范式的疑问。事实上,考虑到此种追忆形式在唐诗中的普遍使用,这样的追溯略显轻率,仅就唐诗而言,可以举出更早的例子,比如崔颢的《江畔老人愁》,只不过老人讲述的乃南朝史事,而非唐代之事。(24)

  第二,追忆者之身份。诗中老翁之所以能“备言宫里事”,仰视望仙楼上凭栏而立的玄宗与杨妃,看到“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的富丽景象,乃缘其“小年进食曾因入”的特殊经历。这就涉及唐代诗人在选择或者说设定追忆者身份上的共通性。如果逐一浏览这些人物形象会发现,他们大多与宫禁相关,这一方面是由于唐人对宫廷体裁的喜好,另一方面则出于功利性的叙事目的。安格拉·开普勒曾强调个人回忆的非私人性:

  每一种当今之中固然都有许多个人的特殊经历,但这些个人经历总是对一定事情和意义领域的反应,而且这些事情和意义——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乃是公众可及的,不管这个公众为数是多是寡。(25)

  在对宫禁故事的了解上,“公众为数”显然是“寡”的,所谓“霓裳禁曲无人解,暗问梨园弟子家”,(26)宫中旧人的身份很容易让大众产生他们拥有独特经历与见识的猜想,比如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短短五个字让读者浮想联翩,她说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她是否会讲述一些宫闱秘事?而这样的猜想在很多作品中得到了满足,比如《津阳门诗》,再比如张祜的《退宫人二首》:

  开元皇帝掌中怜,流落人间二十年。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官楼下拾金钱。

  歌喉渐退出宫闱,泣话伶官上许归。犹说入时欢圣寿,内人初着五方衣。(27)

  此诗虽然以退宫人为题,但与宫怨诗有别,主要呈现了人物的追忆内容。第一首诗所叙“拾金钱”事于史有征。《旧唐书·玄宗纪》载:“己卯,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及诸司三品已上官争拾之,仍赐物有差。”(28)后一首描述的是玄宗时陈列“圣寿乐”(29)之盛大场面,“圣寿”“五方衣”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崔令钦《教坊记》云:“开元十一年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30)而能够见证这两件盛事正是由于宫人身份的设定。

  再如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亦是借老翁之口抚昔追逝,老翁的身份设定是“禄山未乱入梨园”“多在华清随至尊”,所以他才能宣称曾亲眼见到贵妃陪伴着君王,繁盛的珠翠与飘飘的锦袍永远定格在那场骊山的冬雪之中。《唐宋诗醇》中的判断很准确:“乐叟未必实有其人,特借以抒感慨之思耳。”(31)而在韦应物的《白沙亭逢吴叟歌》中,追忆者的身份则变成了先朝执戟之侍从,曾经“亲观文物蒙雨露”“尝陪月夕竹宫斋”。(32)无论是少时因进食而入宫的老者、“开元皇帝掌中怜”的旧宫人,还是飘零人间的梨园子弟与欢游洽宴的宫禁侍卫,这些人物都因为与宫禁的渊源而在回忆命题中得到主体性的应用,为我们展开由想象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交织而成的追忆世界。

  第三,口吻与语气的失真。采用“老者叙述追忆”模式来书写历史记忆的诗歌都包含两个元素:讲述者(老人)和记录者(诗人),因此我把这类作品戏拟为唐代的“口述史”。其实二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口述史研究依赖现代机器设备,要求完整、精确地复制受访者的话语,使口述结果“依赖的是言语,而不是有着更多的要求和限制的书写技巧”。(33)在书写过程中,受访者的“语气、表情、肢体语言”(34)同样要求被呈现出来。而在唐诗中,绝大部分书写此类主题的诗作都没有对追忆者与诗人发声的口吻、语气作出区分,尽管有足够的转折语句提醒我们叙述者的转换,但除此之外,几乎无法对二者进行辨识。从以真实事件取材的角度来看,这更多体现的是老者的记忆言说在文本化的过程中“受到习惯性的历史叙述方式及其规范的限制”;(35)从虚构人物的角度来说,追忆者特性的湮没反映出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仅仅基于为追忆提供书写框架的考虑,从而导致他们对区分叙述视角的不自觉性。曹胜高对《连昌宫词》中“用以描绘场景、勾勒事件的人物”评论道:

  因为文本中的人物只是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不具备叙事文学主人公所应具备的独立个性和特定阶层的阅历思想,甚至连话语模式也是作者的。这些主人公只是作者叙述事件,编排场景以追求真实感所设的外在形式。换言之,作品中主人公所叙述的故事、所铺设的场景以及所抒发的思想感情都是作者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感受。(36)

  笔者认为,此段议论适用于评介大多数使用“老者转述追忆”形式的诗作,但用以评骘《连昌宫词》则略有不允,因为它是少数有意识地模仿老翁口吻、语气进行书写的作品。比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一句。当然,这种模拟是远远不够的。

  保罗·唐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区分了三种记忆申述种类,其中一种“个人记忆申述”指“那些把个人生活史作为对象的记忆类型”。(37)从表面上看,唐诗中老者的追忆也属于此种“个人记忆申述”,但审视这些回忆就会发现,诗中很少有真正涉及个人生活的内容,因为诗人并不想陈述追忆者的经历际遇,而是借此介入唐代的往昔,写作题材及目的决定了记忆实践在诗歌文本中的呈现方式,而择取老者为追忆主角则是由于其独特的文化身份(38)与社会身份,前者是自然形成的,而后者则是作者有意构拟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追忆形式在唐代传奇中也可以看到,比如陈鸿祖所作的《东城父老传》,(39)陈氏依托少时曾为玄宗养鸡的老者回忆开元理乱之事,为表明事迹可信,作者还道明追忆者的姓名、年龄及住址,并强调老者“视听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语太平事历历可听”。(40)使用这样的形式进行回忆叙事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因为“个体的记忆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失,交流记忆一般持续三代,即八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范围”,(41)这也是唐人能够使用此种形式对本朝历史进行回忆书写的内在逻辑,而一旦超出了追忆的时间界限,要保证叙事的可信度也就更为困难。比如在秦醇《骊山记》中,承担忆述明皇杨妃事迹任务的乃是一位生活在宋代的老翁,他“尝见大父洎吾祖言往事”,而作者对社会身份之精心设定也由追忆者本人变为追忆者的远祖:“吾之远祖尝为守宫使,常出入禁中,故宫中事亦可得而言也。”(42)

作者简介

姓名:刘泰廷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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