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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行记中的官差旅行文化
2019年09月20日 14:55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阮怡 字号
关键词:宋代行记;官差旅行;旅行文化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宋代官员任官、选官制度加速了官员的流动,增加了官员出行的机会,也为行记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宋代官差行记最直接地反映了宋人长途公务旅行的场景,其旅行特点表现在:官方为官员出行配备交通工具,担任地方官者可以携带家小上任、离任,旅途中聚会宴饮众多,赴任、卸任时间宽松。贬谪之旅是一种特殊的官差旅行,与普通的官差之旅相比,同中有异,从中可以看到贬谪对官员的打击与前代相比程度减轻,是宋代统治者礼遇文人士大夫的具体体现。一、官差旅行与宋代官制官差旅行包括官员出任地方官、任期结束返回京城或故乡、任官期间巡检民情转徙于所辖区域等行旅活动。三、官差旅行之特例:贬谪之旅官差旅行中有一类特殊的旅行是因贬谪游移于京城、故乡、为官之地的行旅。

关键词:宋代行记;官差旅行;旅行文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宋代官员任官、选官制度加速了官员的流动,增加了官员出行的机会,也为行记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宋代官差行记最直接地反映了宋人长途公务旅行的场景,其旅行特点表现在:官方为官员出行配备交通工具,担任地方官者可以携带家小上任、离任,旅途中聚会宴饮众多,赴任、卸任时间宽松。贬谪之旅是一种特殊的官差旅行,与普通的官差之旅相比,同中有异,从中可以看到贬谪对官员的打击与前代相比程度减轻,是宋代统治者礼遇文人士大夫的具体体现。

  关 键 词:宋代行记/官差旅行/旅行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宋代旅行记研究”(14CZW02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阮怡(1984-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在站。四川 成都 610066;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从事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行记是古代散文中的一大文类,多用于记载长时间、长距离、有明确目的的旅行。它以旅程为线索,记载沿途自然、人文风光,逸闻趣事,风土民情以及旅行者的个人经历体验等内容。随着宋代交通事业的发达,海外关系的拓展,交聘制度的完善,社会经济的富庶,宋人出行机会增多。与此相适应,其创作的行记数量、质量均超越前代,其中有不少行记记录了宋代士大夫官差旅行的情形。有记出任地方官员或奉命外出办理公务的,如陆游的《入蜀记》、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有记在任期间巡检民情的,如王安石的《鄞县经游记》、李复的《冯翊行记》;有记任满回阙、归家的,如周必大的《归庐陵日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对于此类行记,学术界已有所关注,多探讨其在地理、交通、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价值[1-4]。但以旅行为切入点,探讨宋人出行文化的文章还很少。据笔者所见,仅黄纯艳《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5]、赵维平《从南宋文人出行记看南宋出行文化》二文[6],前文是个案研究,以《于役志》为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地展现了公务旅行的情形,后文主要从南宋行记探讨旅行交通等问题。其实,官差行记最直接地反映了宋人长途公务旅行的场景,展现了行旅途中丰富多彩的旅行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宋代士大夫跋山涉水公务旅行的场景。宋与辽金以及周边各国奉使交聘之旅也是官差旅行中的重要一类,但因旅行目的、任务均有特定限制,与普通官差旅行有显著差别,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7]。

  一、官差旅行与宋代官制

  官差旅行包括官员出任地方官、任期结束返回京城或故乡、任官期间巡检民情转徙于所辖区域等行旅活动。宋代官差出行机会众多,这与宋代官员任官、选官制度密切相关。宋初实行地方官三考为一任期的任官制度。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下诏云:“诸道知州、通判、知军、监县,及监榷物务官,任内地满三年,川、广、福建满四年者,并与除代。”[8]494八年(983)又下诏云:“河东、江浙、川峡、广南官自今满三考并与除代”[8]559。一年一考,三考为三年,此后地方官任期以三年为一任。随着科举取士、入仕人数大量增加,官吏冗多问题日益严重,同一官职候阙者数人。为调解员多阙少的矛盾,缩短地方官任期成为主要手段。元祐元年(1086)地方官任期为两年半,元祐三年(1088)又下诏云:“请川广知州、通判,除有专法指定及酬奖外,不论见任新差官,并二年为任。”[8]10017南宋疆土面积缩小,官多阙少,任知州、通判、知县者任期均由三年改为两年,“在部知州军、通判、佥判及京朝官知县、监当,以三年为任者,权改为二年”[9]3712。地方官的频繁换任加速了官员的流动,增加了官员出行的机会。

  另一方面,宋代对官员的考核实行磨勘制度,根据为官年限和政绩决定官员的升迁。景德四年(1007)七月四日诏曰:“审官院磨勘京朝官劳绩,并限在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对,未及者依例差使。如特令考校引对者,不在此限。”[10]2623实行三年一磨勘之制,为官时限一到须自陈履历、任职功过,经铨选部门审查,符合迁改条件者,须进京接受皇帝召见。仁宗天圣二年(1025)九月,又重申外任官差遣满任后须罢职赴阙,予以磨勘引对之制,“诏审官院,自今见任并带职京朝官磨勘,并如景德四年七月敕施行,其非时替移,年限未及者,并候四周年与转官”[8]2389。外任地方官者差遣满任后须进京面陈为官功过,这一规定使得地方官频繁往返于地方与京都之间。

  二、官差旅行出行情貌

  出行机会的增多也为行记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如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骖鸾录》均记出任地方官沿途经历,范成大的《吴船录》为卸任回京时所作,周必大的《奏事录》则记录地方官满任后赴阙接受引见之行旅。官差旅行受官方派遣委托,与普通人出行相比有自身的特点。

  (一)官员出行常由官方配备交通工具

  郑刚中以枢密行府参谋身份随签书枢密楼炤前往陕西询访民情,其《西征道里记》曰:“行府舟具。欲发前一日,宰执出饯于接待院。”[11]546行府为南宋调度军务的机构,郑刚中一行从都城临安出发所乘舟船皆为行府所备。从京师出发可使用官船外,沿途所经州县亦可为官员配备船只。天禧二年(1018)诏云:“自今赴任向南官员,如到真、楚、泗州纳下,从京乘载舟船,即与勘会逐处岸下系官空闲杂般船,许差借乘载赴任。”[10]6657此项制度至南宋亦无变化。如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因病提前离任,由四川回故乡盘门,所乘舟是范成大专门命叙州制造的新船,“先是余造舟于叙,既成,泝流泊于嘉。甫毕而被召,自合江乘小舟至此。登新舰,乃治装,及载诸军封椿”[12]196。新船停靠于嘉州,范成大从合江乘小舟至嘉州换乘新船,顺江而下抵达故乡。新船为叙州州府制备,大小虽无明确记载,然《吴船录》“八月丁丑”条记由鲁家洑至鄂渚途中,“偶有鄂兵二百更戍,欲归过荆南,遂以舟载,使偕行”[12]225,除范成大及其随从外尚可搭乘二百士兵,可见是一艘大船。周必大入京奏事,在江西丰城县“遇漕司所假舟徙焉”,在太平州“借郡舟易豫章者”,后又在昆山换乘“府中所借舟,为奏事之行”[13]卷八,三次换舟,皆乘官船。陆游出任夔州通判,由故乡出发至西兴镇,自己购买小舟出临安北关后,“登漕司所假舟于红亭税务之西”[14]2406,亦乘坐官船自临安赴蜀。陆游私人购买的小舟,则用于从故乡至临安的短途江行或行役途中的泛舟游览,如“闰五月十八日”条载,“同仲高出闇门,买小舟泛西湖,至长桥寺”[14]2407。

  官方虽可以为因公出行的官员提供官船,但官船的数量有限,并非每位出行需乘船的官员都可以使用官船,也并非出行的整个行程都提供官船。陆游入蜀在临安搭乘官船,行至镇江则“迁入嘉州王知义船”[14]2412。“七月二十八日”条载:“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摇兀掀舞,才如一叶”[14]2430,可知是一艘载重量二千斛的私船。此船除搭载陆游及其家属随从外,还有其他船客。如“(八月)二十九日,有广汉僧世全、左绵僧了证来附从人舟”[14]2444,可知是一客船。又于“(九月)十七日,日入后迁行李过嘉州赵青船”[14]2448。然而,此船在十月十三日上新滩时被滩上锐石所磨损,“锐石穿船底,牢不可动,盖舟人载陶器多所致”[14]2455。此舟载有大量陶器,应为一商船。可知陆游在整个行程中使用的船只既有官船,也有客船、商船。

  (二)宋代官员出行,尤其是担任地方官者常携带家小上任、离任

  范成大赴广西本与乳母徐同行,然乳母“自登舟,病喘甚,气息绵惙,若以登陆行,则速其绝,委之,恩义不可”[15]44,最后因乳母病势严重不得不将其留在余杭委托他人照顾,自己则从余杭陆行至富阳县。范成大自桂入蜀,家人亦随行。自蜀中归时,家人自合江亭乘舟往眉州彭山县,范成大本人则骑马至新津县,后“以小舟下彭山,己未已到,与孥累船会”[12]193。周必大乾道六年(1170)南剑守阙到,入京奏事,亦携带妻小,“挈家泛舟入浙”,并且让“邓庚子长秀才偕行”[13]卷八,以教儿子读书。

  (三)聚会宴饮众多

  官员赴任、离任时,出发地的亲友常来饯别。范成大赴广西,自故乡盘门出发途经垂虹,“船不忍发,送者亦忘归,遂泊桥下”[15]41。陆游入蜀,闰五月十八日出行,“夜至法云寺。兄弟饯别,五鼓始决去。十九日黎明,至柯桥馆,见送客”[14]2406。除了亲友的饯别以外,亦有官方举办的宴饮。如周必大乾道六年(1170)入京奏事,从永和出发,有“守倅来饯饮”[13]卷八。地方官赴任、离任时,地方州县还派专人来迎接护送。《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七·吏卒接送》记载:“诸接送人,签判及川、广、福建路知县差军人,余路军人、公人各半。”又曰:“诸缘边经略安抚总管钤辖司,遇帅臣之官替移,差本司吏人接送。”[16]187接送人既有军人亦有地方官吏。范成大入桂时至深溪,桂林府派官吏出迎,其《骖鸾录》曰:“二十三日,行山间,宿深溪。桂之门接牙队,例至于此。”[15]59陆游入蜀,行至夔州亦有军人前来迎接,如《入蜀记》曰:“夔州迓兵来参。”[14]2441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离任时有蜀兵护送,行至鄂州尚“遣送兵之半归成都”[12]227。出行官员与当地关系密切者或地位显赫者,常有众多送客相送。范成大离蜀,送客于新津县送别,“邑中借居,僦舍皆满,县人以为盛”,在此留一日后令送客归,“留者尚十五六”[12]193。出行者与送客之间情谊深厚者常远送至异地才归,如范成大离蜀,“蜀中送客至嘉州归尽,独杨商卿父子、谭季壬德称三人送至此,踰千里矣”[12]214。周必大入京至吉水亦如此,“弟侄甥与送客皆还,惟永和十七客少留”[13]卷八。

  赴任、离任途中,聚会宴饮之类的活动亦频频出现。途中会客大约有四类人。一是亲戚。陆游入蜀,于临安“(六年闰五月)二十一日,省三兄”[14]2406,周必大入京,至平江看望从母,其《奏事录》曰:“辛卯未后至平江……壬辰,至从母宅……丙申,早就百花洲具饭,待昆山诸亲。”[13]卷八二是所经州县的地方官员。官员出行至某地,当地官员往往会前来迎接。周必大至太平州,“太守周元特、倅叶朝请棼、添倅钱宗丞佃、教授吴文林博古、添差教授杨文林恂、判官赵文林子、推官赵从事不役、知录赵修职彦灿、司理虞廸功佾、司户林迪功显、司法王从政豫、当涂宰王通直、权主簿林迪功浩、尉赵修职彦麒、路分都监宋大夫实、添差分路孙大夫谅及其子閤门祇候显祖、同年丁忧赵司法彦萃并相候。”[13]卷八迎接后即设宴款待,且宴会的次数往往不止一次。周必大至太平州后,第二日“己巳赴州会”,并于第三日“(庚午)再赴州饭”,第四日再赴太守周元特之宴[13]卷八。《入蜀记》、《吴船录》、《骖鸾录》中亦多次记载地方官员的宴请活动。宴会的组织者为当地太守、郡守、将帅、知府、县尉等官员,与会者既有出行官员的旧友,亦有素不相识的当地官员。如陆游入蜀停留常州时,司户右从政郎许伯虎前来探访,为“儿时笔砚之旧”,“教授左文林郎陈伯达、员外教授左从政郎沈瀛,……皆未识”[14]2410,此前陆游并不认识二人。在宋代,当地政府接待路经官员是各州郡的职责,并且专设公使钱用于迎来送往的开销。《燕翼诒谋录》云:“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17]29公使钱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宴饮聚会上,正如范仲淹《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所言:“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返,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宴请宾客一举被认为是“善贤之礼,不可废也”[18]《政府奏议》,卷上,因此在宋代大行其道。三为途中所遇同僚旧友。周必大泊新河,史志道侍郎为发运使亦过此,“伺其出城,以小舟谒之”[13]卷八,后来又在昆山得知范成大使金留居姑苏馆,即前往拜谒。陆游在镇江遇范成大使金过此,亦“遣人相招食于玉鉴堂”[14]2413。前任地方官如在途中遇后任地方官,按礼节亦应与后任相见。如范成大离蜀途中至归州,“闻交代胡长文给事已至夷陵,欲陆行,舟车且参辰,义不可相避,泊秭归以须之”[12]220。胡长文即胡元质,任四川制置使,为范成大之后任。当范成大得知胡元质已到夷陵的消息后,便泊船相待,并“往渡头迓之”[12]221。四是僧道。陆游停留镇江,来访者有焦山长老定圜,甘露长老化昭、金山长老宝印,至真州又有“北山长老蕴常来”[14]2415。周必大在昆山,观音庵寂照大师亦于庵中置饭招待,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与僧道交往的密切。

  宴饮聚会除置饭饮酒外,士大夫之间常即席赋诗、赠诗。如范成大离任时,与送客于慈姥岩下小饮,“诸宾客各即席作诗”[12]195。此外,还往往伴随以诗书交友的行动。陆游经过常州,会见当地官员,有“员外教授左从政郎沈瀛”,字子寿,本与陆游不相识,而“子寿仍出近文一卷”[14]2410。周必大经白沙,有“萧伯和投诗及所业”;经昆山,“国学吴仁杰字斗南,携所解《古周易》及启事相候”[13]卷八。陆游为南宋时期著名诗人,周必大为朝廷要员,地方士人以诗文拜谒有社会声望的人,试图通过诗文得到他们的延誉和提拔。

  (四)赴任、卸任时间宽松

  首先,自下诏到出发,有充分的时间为出行做准备。《燕翼诒谋录》载,太宗淳化二年(991)正月下诏曰:“京朝官厘务于外者,受诏后给假一月浣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闻,违者有罪。”[17]26差遣外任诏令下达后,不需马上出发,对于差遣外任的官员给予一定的假期自备行装。淳熙元年(1174)十月诏范成大入蜀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停留两月,于次年正月才出发赴蜀。陆游于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六日被任命为夔州通判,因病推迟至次年闰五月十八日方出行,离下诏日已逾半年。

  其次,官员在旅途中亦有充分的时间。范成大赴静江府水陆兼行,于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七日从吴郡盘门出发,至次年二月二十八日至桂林城外,历时82天;陆游入蜀,自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日出发,十月二十七日至夔州,耗时160日;周必大自江南西路永和镇泛舟入浙,四月六日出发,六月二十九日至临安,耗时84日。古人出行交通工具落后,人类改造自然的条件有限。走陆路,路面条件恶劣,设施不完善;走水路,则完全依赖风势,因而行旅时间长,自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官员在途中逗留时间长亦是主要原因。宋代官员赴任其实也有时间程期的限制。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下诏云:“京朝官差知州、通判、知军、监县场及监临物务者,差定后不得更赴朝参,限五日朝辞,除程更与限一月,如违三日已上,别具闻奏。”[10]1991差遣确定后不得在京城逗留,赴职期限为路途上时间和一月的休假,到任超期三日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诏令对官员的行程安排能起到约束的作用。如范成大赴静江任经德清县,闻距德清县25里处有梅花村,然因“客行有程,不得住”[15]43。前往龙游县途中,各村落残雪压梅,景色清美,范成大却只能感叹:“客行匆匆,自无缘领略,可叹也。”[15]46但在整个赴任途中,范成大仍与湖州太守同游石林,与家人谒三先生祠、登滕王阁、游东湖,兴致勃勃地冒雨独游芗林、盘园、玉虚观,登仰山……登临沿途各地的名山胜水成为出行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陆游入蜀亦登览普照寺、甘露寺、光孝寺、广慈寺、保宁寺、戒坛寺等名刹道观以及镇江之金山、真州之东园、太平州之青山等名山名园。官员在差旅途中往往可在一地停留数日之久,陆游在临安停留10日用于省亲、赴同僚置办的宴饮、泛舟西湖;在镇江停留12日以会见当地的官员名流、赴各类宴请、游览僧寺;于太平州停留7日;于江洲停留10日。周必大南剑阙满离任、进京奏事,亦在丰城县停留5日,隆兴府停留7日,其主要活动也是赴宴、游览等。可见,宋代官员在旅途中有充足的时间可自由支配,虽有时间限制,但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似乎限制的时间很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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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阮怡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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