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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因革与文学渐变
2019年11月11日 11:30 来源:《文学遗产:中文版》 作者:陈尚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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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内藤湖南博士提出唐宋变革论,后续参与讨论的学者很多,我也曾数度表达看法。但就我近年的感觉,更认为唐宋的变革是一长时段渐变的过程,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就大端来说,一是汉魏以来士族社会的瓦解,同时也造成士庶隔绝的中止;二是官员选拔制度从察举、荫袭向科举的完成,出身下层的文人更多地进入权力核心,也成为文学舞台的主角;三是胡汉融通、思想多元的文化格局,逐渐走向儒学一元的理学主导,这一过程大约绵历五百年,到理宗时完成,但很快宋王朝也就结束了,真正的影响在明清两代。在这一大背景下,唐宋文学也展开各自的多彩画图。当然,即便在任何同一时期,社会上层和下层,中心城市和穷乡僻野,南北不同区域间,也会有很大不同。

  如果以玄宗时期作为唐代文学鼎盛时期,也作为唐代文化的标准样板,我们不难发现,北朝以来的礼仪制度与文化格局,相沿两三百年,并没有大的变化:在中外文化的交流融通方面,始终持开放的态度,胡风弥漫于开天时期的每一个角落。思想上则是儒、佛、道三教并兴,虽然因在位者兴趣的倾向,会有不同的倾斜,但总的趋向是多元而包容、开放而壮盛的。加上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安史乱前的诗人似乎都性格乖张,狂傲自负,共同写就文学的最强音。

  安史之乱仅八年就平定了,但社会大动荡严重冲击诗人的自信心,诗风遽变,也带来一系列实质性的变化。“四海南奔似永嘉”,虽然没有出现新的南北朝,但中原士人的南迁规模非常巨大。中唐著名文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绅、刘禹锡等都出身于迁居南方的中原士族家庭,他们的早期生活都在南方度过。而两浙、江西、湖南、福建的土生文人,也通过科举途径大批跻身主流舞台。另一方面,王权削弱与胡汉对立,也让一部分士人试图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出路。中唐古文运动的实质是儒家复古思潮的文学实践,而从啖助、陆淳倡导的《春秋》学,从先儒尊王攘夷学术中看到前途,韩愈《原道》篇所倡道统说、排佛攘夷说,事实上成为宋学的先导。

  唐诗从杜甫开始的转变,经过大历、贞元间的逐渐转型,出现了新的高潮,与开天诗风已经大异其趣。从表面看,是出现一批各成面貌的大家,但就实质来说,此时的诗人更为世俗化,更为日常化,更善于将诗歌作为记录生活、书写情绪、表达感受的工具,人际交流的作品大幅度增加,诗歌的篇幅越来越弘大,诗题越来越绵长,自注越来越详尽。同时,诗歌所写的内容也越来越不受限制,凡是日常所有的一切皆可入诗,完全改变了传统诗歌含蓄精致的传统。

  另外一方面,出身卑微的中小诗人也成群地出现,贾岛、姚合成为这些小诗人的偶像。他们虽然才分不高,人生甚至有些猥琐,但在环境的变化中,也挤上舞台留下一些细碎零乱的感受。这是社会阶层变动中出现的人群。其中更特殊的是以胡曾为代表的一批遵循儒家原则写咏史诗的作者,在今天看来,其中大多数议论庸弱而很少高见,居然成为此后通俗演义小说中传诵的经典。无他,与下层民众所感相近而已。

  五代是唐宋之间的分水岭。一般说五代乱世,其实大乱的是唐末二十年,因为讨乱而导致各地大小军阀林立,血腥的争夺造成中原残破,汉魏以来几度聚散的世家势力,至此方彻底扫除。百年的动荡虽然没有出现一流文学家或思想家,但世家文化的某些精神仍然得到传续。出身卑微的各割据政权魁首,当他们的势力稳定后,仍用世家的教育方式培养子嗣,造成嗣位者的文人化。前蜀的王建、王衍父子,后蜀的孟知祥、孟昶父子,南唐的李昪、李璟、李煜三代,连后唐明宗嗣子秦王从荣仍复如此,吴越甚至世代传承,成为千年来最著名的文化世家。这种普遍现象之存在,说明宋代休息百年后文化、文学达到空前繁荣,具有内在的原因。

  但入宋以后,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选官制度来说,科举出身官员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而荫官则几乎难以进入中枢决策层。更严格的考试设计,更多人数的科举及第者,保证了优秀文人的进阶次序。而出于国家稳定考虑的重文限武,以文制武,以及优礼士大夫的祖宗之训,更保证文人具有更优渥的生活待遇,更从容的人格讲求,更精致的文学创造。宋代几位一流文人在政治、文学、学术、文化领域的创造成就,为中国史上所绝无仅有。

  安史乱后,在南北异势、分裂危机、外族入侵、庶族崛起等大背景下,盛唐傲视中外、开放融通的局面不再延续,儒、佛、道思想都有巨大的变化。

  从佛教来说,唐初逐渐形成的以义学为特征、以一批最优秀的学问僧开创的众多流派,逐渐走向式微,而在南方崛起的南宗禅,以更为随性、更为不羁的修学方式,成为佛学的主流。唐末五代形成一花五叶之格局,入宋则很快完成临天下、曹一角的格局。南宗禅的修学随意,也更适合士大夫的禅悦生活,很快形成合流。中晚唐禅宗僧侣的主要来源是南方下层人士,禅僧的弘道偈颂中唐后完全诗律化,入宋所作更多,是唐宋诗歌的一个重要支流。当然,净土宗始终在社会下层占据主要影响,只是在多数情况下无法形成优秀的作品和特出的思想。

  道教在唐代有几度鼎盛,但其内在的变化并不多。从五代至宋初,完成从外丹到内丹的变化,其修行方式的变化与南禅之兴起有近似之处。而在神仙谱系方面,唐五代不入高道法眼的散仙如吕洞宾、蓝采和之流,居然渐次成为主流。神仙小说一直是传奇志怪中的主要门类,唐末宋初重要道书编纂家杜光庭、张君房,以及南宋初热衷道教的学者曾慥,都沉迷小说整理与写作,也颇特别。

  儒学入宋之变化最为巨大,乃至后世有与汉学区隔的宋学之成立。其实宋学在有宋一代之命运,有几次大的转变。最初的倡导者带有强烈的时代需求,即倡导道统之传承,以及以攘夷尊王为特色的《春秋》学之兴起,形成力破汉儒旧解的疑经风潮,由此而开始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和发挥。因为受到辽、夏、金、蒙古的先后压迫,民族的生存危机使宋人不再如唐人那般兼容并蓄,但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从源出氐羌的苻彦卿家族入宋改姓符,南北朝到唐末五代各种民族来源的家族,只要文化认同即为华夏正宗,似乎为多数人所接受,攘夷的对象仅限于与宋对立的政权。欧阳修试图通过史书编写与《春秋》笔法之贯彻,贬斥势利,砥砺士节,理清血缘,维护正统。司马光修《通鉴》则更多地追索历史真相,以为为政借鉴,为南宋讲史艺人所承传,但也为正统学者如朱熹所不满。北宋影响最大的儒学流派若关学、洛学、蜀学、新学等,其实核心都是注重个人修行以及对国家社会之责任,虽各行其是,但并没有形成一统思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对儒家学说作了最完整的全新阐释,核心是士人应以个人的道德修行忠于国,信于家,在修齐治平的目标下,重新建立新儒家指导下的社会伦理秩序。理学一统地位的确立在朱熹身后二三十年间,这时距离宋亡已经不远了。理学对此后七百年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要求士人以儒学原则修身从政,宋明两朝大量遗民就是理学教育的结果,当然也促成王权的进一步独裁;另一方面也更多地以此规范家庭伦理道德,汉唐间个性张扬的人物越来越少,士人越来越具定格。而为国尽忠、为家尽孝的道德规范,维持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长期稳定,也造成许多人伦悲剧。但这些主要在明清两代,宋代并不明显。

  以这篇短文略谈唐宋社会与文学因革的粗略轮廓,误失难免,敬祈方家批评。

 

  作者简介: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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