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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与唐人偶像的宋型化
2019年09月10日 11:26 来源:《文学遗产:中文版》 作者:查屏球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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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序》言:“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他已看出宋是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并一直影响到此后的历史走向,近人对此论争甚剧,这其中当然关涉到政治法律、经济形态、生产方式诸多制度史的问题,笔者以为对于文学发展而言,其中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所造成的社会文化的改变。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宋人对唐人文化精神的重新诠释以及对唐人偶像的重新包装这类事上。宋人多有崇唐情节,塑造了众多唐才子偶像,但这些才子多经过了宋人的包装与改造,多有宋化唐人的特点,很多唐代名士、科场才子多着上宋代官僚士大夫色彩。

  对此宋人在当时已有所认识。郑樵云:“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文天祥也说:“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虽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乡之说也。”(《文山集》卷一四《跋李氏谱》)他们都由谱牒的失绪见出唐宋之别,实际上,也说出两个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依谱系而存者即世袭贵族,去乡求宦者多是科举之士,前者借家族势力生存,后者是以官为家的职业官僚。唐代科举制打破了世袭贵族与庶族的界限,但贵族文化仍是主体,即便由科场进身的庶族也以贵族文化作为自身形象标志。科场偶像标志性特征如重才尚气之类仍是继承了魏晋以来名士化偶像的文化性格,只是,科举制将之由世族特权推广到整个士人阶层。宋后世袭贵族作为一个阶层多已不存,世庶差异也不明显。科场之士多是以官为家,科场能力是作为一种求职技能,与文学才情的联系渐趋淡化,与名士化的才性与贵族气无必然联系,因此,随着唐代士人社会中贵庶差异与对立的消解,士大夫雅俗观念发生了变化,在宋人中流传的唐人偶像身上魏晋名士气不再占据主角位置,儒家化道德意识上升了。如,对照新旧《唐书·杜甫传》就见出,杜甫原是一个科场失败、诗名不显的悲剧诗人,到了宋人笔下则成了一饭未敢忘君的忠臣,并在其传纪中想象出投君被捕与见疏放逐等情节,又依这一人格范式编制了编年诗集,完全以道德完人的形象来诠释他的作品。

  士人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得科举制在初兴时的刺激性减弱,宋与唐比,宋代科举队伍扩大了,应试者常在一两万人,录取者有五六百之众,科举录取的人数大幅度上升,多达五六百人,是唐的十倍二十倍以上,科举不再只是中下层庶族向上层世族挑战与争取公平权的方式,而是整个士人阶层谋职与生存的基本途径,科举文化已普及化,科举知识也专门化,也就不再成为流行文化的热点与潮流。随着科举制的成熟,科举的职业化、功利化、世俗化特色愈来愈明显,原来让士子逞才的科场,成了生产官僚的场所,传统的以仕为耕意识转化成以文求职的具体程序,读书做官成了士人最简单的思维定势。传说宋真宗所作《劝学歌》就是这一思维的体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黄坚编《古文真宝·前集》)以如此功利化的思维强调读书之用,早在韩愈《符城南读书》已有过生动的描述:“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白居易也多次在诗文中强调以苦读改变命运的经历,《短歌行》:“世人求富贵,多为身嗜欲。盛衰不自由,得失常相逐。问君少年日,苦学将干禄。负笈尘中游,抱书雪前宿。布衾不周体,藜茹才充腹。三十登宦途,五十被朝服。奴温已挟纩,马肥初食粟。”在唐代进士科文化尚处于士人社会流行文化高峰之时,如此的表述确有励志作用。随着制度化、程序化的成熟,科举的世俗化的功利色彩也就越来越突出,这才有了宋真宗如此直率的陈述。其动机固然鼓励人读书求知,但是又赤裸裸地把读书求知的精神需求与仕宦谋生的物质追求等同,将读书之事功利化,也将科举之事等同于庸俗的商业交换活动,这是科举制的负面作用。其在宋时已经为人批判,南宋李之彦《东谷所见》(咸淳戊辰):“《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又曰:‘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自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时已萌贪饕,既得志之后,恣其掊克,惟以金多为荣,不以行秽为辱,屡玷白简,恬然自如,虽有清议,置之不恤。然司白简持清议者,又未必非若而人也,毋怪乎玩视典宪为具文,一切置廉耻于扫地,气习日胜,若根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为蠹国害民也,得非蔽锢于劝学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责贪饕之徒,亦不可不归咎于劝学文有以误之也。”(《说郛》卷七三下)他对以如此功利观劝学提出批评,认为这种以利禄为读书目的的人即以读书为仕宦工具,将书之道理与人格教养相分离,并指出这种功利化的读书观念是造成官场腐败的重要原因。在此观念下的科场之士已为世人视为与商贾无异的利禄之徒,自然也就失去了唐代进士的光环,如白居易在中晚唐流行文化中,多以“白舍人”形象出现,在唐人看来,舍人一职是当时对文士才华最高的肯定,故即使白居易已经官至二品少傅,仍以五品舍人一职称之。但入宋后,宋人又多称其为“白傅”,显然,官职官阶益为宋人看重,科场才士“白舍人”也就少了以前的光泽。

  再次,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科举之士,多具有职业化官僚的特点,文学活动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进士科制度生产了职业化的文职官僚阶层,适应了宋代之后以中小型自耕农为人口主体的社会结构。随着这个制度的成熟,也将诗人与官僚两个角色区分开了。唐代很长时间里都存在“文士”与“胥吏”之争,在很大层面上,也是世族贵族与中下层寒族之争,这使得主流文学都以脱俗清虚为高,距文人实际生活甚远。中唐之后,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脱略原有的名士豪气,回归现实,展现真实的自我,正是唐宋转型这一历史运势初始化的一种显现,宋人将这一种白居易形象放大与重塑,也是在这一历史运势作用下的自然选择。随着科举人群的扩大,依宦而生的官僚阶层愈加成熟,职业意识与职业观念愈发明晰,开始将职业操守与私人空间相分离,追求既能在官场称职尽责又能在私人空间适意舒心,像白居易这样尽为官之责又不以强势化人格意志介入是非恶斗,享仕宦之利又不计较于物利之得失,事事以最低的参照点来安慰自己,求得自足,保持乐天之性,自然成为累于官场者崇拜的偶像。宋化的白居易实质上是科举阶层在职业化、官僚化后的精神偶像。

  严复于1917年《与熊纯如书》(第五十二封)言:“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668页)我们不必把这种历史转型简单地比附为西欧的文艺复兴或前近代时期,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发展阶段看,由唐到宋实质上是中国农耕时代社会制度的又一次进化与成熟,其中即以科举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主要内容,这是一种与人口的密集与小农经济发达相匹配的国家管理模式,它以一种进化的方式重塑了宗法制社会体系。这一制度发轫于隋,成长于唐,入宋之后走向定型期与成熟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唐宋转型也是科举制与士人生活关系的转型期,这种转型自中唐就已开始了,白居易诗中醉吟先生与香山居士形象正是对处于转变中的官僚士大夫形象的一种自我认定。但是,在唐时,这一形象仍为科场才士“白舍人”光环所掩盖,至宋随着官僚士大夫的全面成熟与定型,白居易这一形象特点又被认可,成为官僚士大夫新的精神偶像。因此,白居易形象在唐宋间的变化正是唐宋转型的历史走向在文学史上的投射。

 

  作者简介:查屏球,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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