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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出史料看先秦“采诗观风”制度
2019年03月01日 09:08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作者:胡宁 字号
关键词:采诗观风;《孔子诗论》;《采风曲目》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针对扬之水先生所言,萧兵先生以新的思路提出了反对意见,从“民歌最爱夸饰”的普遍现象出发审视风诗中的“贵族因素”,认为诗中那些“非贵族莫办”的东西完全可能是夸张、吹牛,“农夫可能仿效贵族把野牛角叫兕觥,‘编诗’者更可能用雅训而高贵的称谓来‘替换’它。二、《孔子诗论》言《邦风》特点和功用《孔子诗论》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2001年公布,共29简,约1006字。关于《采风曲目》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学界存在争议,马承源先生认为:“《采风曲目》可能是楚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流行的或有意编集的歌曲曲目,口头文学和民歌曲调很难长时期流传而不失真,但是采风记载用宫、商、徵、羽等声名分类标目的这种音乐史料,是前所未见的。

关键词:采诗观风;《孔子诗论》;《采风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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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对民歌的采集和整理,是官方音乐机构的常规工作,尽管具体程式未必与汉代人描述的完全一样。所“采”所“观”,首要的是乐曲,其次才是歌词。乐曲要经过加工,以符合雅乐规范和礼仪,但加工改造在原曲基础上进行,故而音乐的地方风格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经过贵族的简择和修改,歌词“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寓意也更加凸显,并在后来的儒家思想发展中得到强化。

  关 键 词:采诗观风/《孔子诗论》/《采风曲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楚简诗类文献与诗经学要论丛考”(16FZS047)。

  作者简介:胡宁(1978- ),男,安徽舒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先秦史。

 

  “采诗观风”是传统诗经学的重要问题,古来关于《诗经》的论著,多涉及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说法,有着长期的争议。时至今日,“采诗观风”依然是诗经学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不仅没有“降温”,甚且向纵深发展,学者之间的分歧之大,较之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缘由,实因这一制度的存在与否,与“《诗经》中有无民歌”,或者说“《诗经》中有没有来源于民间的诗”密切相关,与“诗三百入乐”问题也有紧密的联系。近十余年来出土简牍材料,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辨析“采诗观风”提供了支持。

  一、关于“采诗观风”制度的历史争论

  周代有“采诗观风”的制度,传世文献中所能见到最早的相关材料是汉代人所作。《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郑玄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孙希旦《集解》:“愚谓大师掌教六诗,命诸侯大师之官各陈其所采国中之风谣。”[1]依此说,“采诗”是诸侯国乐官所为,“观风”则是天子巡守时,通过各国乐官采集的诗歌观各国的民风,天子在巡守的过程中,将各国之诗用作了解该国民情和政教状况的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则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2]1708依此,则采诗似专有其官。关于采诗的政治功能,首先说“观风俗”,与《王制》所言“观民风”一致,并进一步说“观民风”的目的是知政教之得失并加以改进。具体怎样采诗,《王制》和《艺文志》并没有说。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曰:“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3]2287这是一个多人负责、逐级汇总的制度。而《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则具体负责采诗的是行人,①与前引各条所言皆不同。文中的“大师”是王朝乐官,“比其音律”而奏之歌之,王者就可以高居庙堂而知天下民情,与《王制》所言天子巡守而观民风不同。

  因为关于“采诗观风”的相关材料是汉代人言周代事,且有相互矛盾之处,终不能使人无疑,我们很难相信汉代人所言的这些制度确曾施行于周代,却明显可以从中看到汉代乐府制度的影子。但是,“采诗观风”说的实质是对民歌进入周代雅乐体系的制度说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风诗多有民歌,即便汉代人所言的具体程序不可信,周代也应存在某种采集民歌的制度。有一些学者不仅否定汉代人的记述,而且否定“采诗”本身,清代学者崔述在《读风偶识》中专列一条,言采诗不可信,最为系统详明:

  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曰:孔子之所删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诸侯贤者必多,其民岂无称功颂德之词,何为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岂尚不如郑、卫,而反删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后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于后人臆度无疑也。[4]

  主要从时代、地域分布、《左传》无载三方面着眼,可以说是疑之有据、言之成理。但以此否定采诗,尚嫌不足。就时代来说,《诗经》中风诗的时代最不容易判断,很多诗篇本身并没有提供足以判断其时代的信息。就地域分布来说,《国风》所涉地域西及秦,东至齐,不可谓不广;虽无“鲁风”,《诗经》中有《鲁颂》;郇伯虽有功,郇国衰落、灭亡甚早。至于说《左传》无载,若依《礼记·王制》所言,“采诗”是诸侯国乐官的常规工作,各种官守的常规工作甚多,史官焉能一一都记录下来?

  关于采诗制度的讨论,基点是风诗中有不少民歌。这一点原本并不是问题,古代学者多这样认为,近现代学者也多这样认为。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5]2又诠释“国风”之义曰:“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5]1清代学者方玉润《诗经原始》也说:“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6]这样的看法在古代是很具代表性。近现代的很多学者则往往出于对民间文学的重视或对优秀诗歌“人民性”的强调而延续此论。胡适说:“我们的韵文史上,一切新的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三百篇”中的《国风》、二《南》和《小雅》中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来的歌唱。”[7]法国学者格拉涅也这样描述《国风》中的大部分恋爱诗:“在古代农民社会的季节祭时,青年男女竞相喧哗、交互合唱时所作的。”[8]直到近年,仍有学者将《国风》中的诗歌视为“各地的民间歌谣”,认为它们“体现了地方艺术风格和当地人民的爱憎。”[9]

  较早怀疑乃至否定《国风》诗歌来自民间的是朱东润先生。20世纪40年代他就写了《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后来持此主张者所论基本上没有超出朱先生此文的框架,这里择其主要观点及论证详引如下:

  《诗》三百五篇以前及其同时之著作,凡见于钟鼎简册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间之作,止见于此而不见于彼?此其可疑者一也。

  即以《关雎》、《葛覃》论之,谓《关雎》为言男女之事者是矣,然君子、淑女,何尝为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何尝为民间之乐器?在今日文化日进、器用日备之时代,此种情态且不可期之于胼手胝足之民间,何况在三千年以前生事方绌之时代。谓《葛覃》为归宁之作者,此则出自本文,尤无可疑,然《葛覃》云:“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民间何从得此师氏,随在夫家,出嫁之女,犹必事事秉命而行?此其可疑者二也。

  文化之抽绎,苟以某一时代之偶然现象论之,纵不免有后不如前之叹,然果自大体立论,则以人类智识之牖启,日甚一日,后代之文化较高于前代,殆无疑议,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使后世之人惊为文学上伟大之创作,而三千年后之民间,犹辗转于《五更调》《四季相思》之窠臼,肯首吟叹而不能自拔?此其可疑者三也。

  今日论诗,果以汉人诗说为本,则考之鲁、齐、韩、毛之说,凡《国风》百六十篇之中,其作家可考而得其主名者,其人莫不属于统治阶级,其诗非民间之诗也。[10]3-16

  朱先生又列举了《国风》中“由名物章句而确知其为统治阶级之诗者”80篇,分为“由自称之地位境遇而可知者”、“由其自称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由其关系人之地位而可知者”、“由其关系人之服御而可知者”、“由其所歌咏之人之地位境遇而可知者”、“由其所歌咏之人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六类。[10]16-33

  《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着眼于时代背景、文学发展规律和具体诗篇的作者、内容,作了深入剖析。尤其是用诗篇本身所涉及的称呼、器物、交游等细节作为证据,很有说服力。说通常后代的文化要超过前代,若就文学艺术而言,反证很多;四家诗言诗作者和诗本事,也多有附会。但诗篇词句中的种种证据,则是不容忽视的。新时期以来赞同风诗不出于民间的学者多在这方面作进一步阐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扬之水先生,她在《诗经别裁》一书的序言中说:

  至于庶人的生活状况,其水平之低下,条件之恶劣,由现代考古发掘中所见,可以知道得很真切。《风》曰堂曰室,曰著曰闼,庶人无与焉。而代表了当时物质生活最高水平的锦帛、玉器、青铜器,更不属于劳力者所有。所谓“礼不下庶人”,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备履行礼仪的最起码的财力。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又怎么可能有创造精神生活的余裕呢。《风》曰锦衣曰狐裘、曰兕觥曰佩玉、曰车曰马,《召南·采蘩》说到“公侯之宫”、“公侯之事”,《采蘋》说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邶风·泉水》有“出宿”“引饯”之礼,《卫风·木瓜》有琼琚、琼瑶之类的酬答,固然都不是庶人的生活,而《卫风·考槃》、《陈风·衡门》、《曹风·蜉蝣》……《风》诗中的大部,情感意志与精神境界,月旦人物与观察生活的眼光,又何尝属于庶人与奴隶。[11]

  物质生活方面的衣食住行所用,精神生活上的识见境界所达,确实多为贵族才有、才能,而物质条件简陋、没有机会参与礼乐活动且没有受教育权的庶人所没有、不能的。这样看来,《国风》中有贵族“气息”的诗篇很多而可以认定为民歌的难觅。

  针对扬之水先生所言,萧兵先生以新的思路提出了反对意见,从“民歌最爱夸饰”的普遍现象出发审视风诗中的“贵族因素”,认为诗中那些“非贵族莫办”的东西完全可能是夸张、吹牛,“农夫可能仿效贵族把野牛角叫兕觥,‘编诗’者更可能用雅训而高贵的称谓来‘替换’它,美化它,夸饰它。”“一小节‘玉石’,也能‘吹’成‘琼瑶’。而且,敲敲瓦罐,弹弹‘口弦’,很可能被‘删诗者’修饰为‘钟鼓’‘琴瑟’之音。”[12]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夸张本就是民歌常见的手法,乐师加工整理也完全有可能改换字词。但是,这些很难得到证明,而且许多风诗不仅仅有贵族才能有的器物,还有应属贵族的格调,况且那些可以认定作者身份(不一定确知某人)的风诗皆为贵族所作无疑。近百年前,郭沫若先生抱着复活“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的目的,将《诗经》中的“情歌”译为白话诗,计数不过40首而已,仅风诗总数的四分之一。②而这些诗即便都视为情歌,也并无证据指实它们所咏的是平民而非贵族的恋情,倒是有一些诗篇,就“君子”这样的称呼和古来公认的诗本事而言,当属贵族所作。

  因此,从诗辞本身来看,我们不能认为风诗是民歌或言大多数风诗是民歌。既然如此,“采诗观风”制度在周代的存在也就得不到《诗》文本的支持。那么是不是周代根本没有采诗这回事呢?是不是诗三百与民间、民歌毫无关系而纯粹是贵族的作品呢?楚简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和启示。如前所述,传世文献中关于“采诗观风”的材料皆为汉代人所作。因为材料的晚出,学者有理由怀疑这种制度的真实存在。但这一局面随着两种楚简诗类文献的公布而发生了变化,一种是《孔子诗论》,另一种是《采风曲目》。前者作为真实反映孔门诗教的文献,其中论《邦风》之言关涉风诗的来源;后者则是目今所见与“采诗观风”制度直接相关的唯一先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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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宁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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