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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赤壁赋》的“多媒体”传播
2019年01月03日 08:39 来源:《文学遗产:中文版》 作者:王兆鹏 字号
关键词:苏轼;《赤壁赋》;《赤壁图》;宋代文学传播

内容摘要:《赤壁赋》还被宋金十一位画家创作为《赤壁图》。自媒体和多媒体的传播,快速提升了《赤壁赋》的传播效应。王诜画《赤壁图》,传本甚罕,明代画家文伯仁曾见过,说苏轼书《后赤壁赋》卷前有王诜画的《赤壁图》。由《赤壁赋》转化而来的《赤壁图》,不是简单艺术样式的翻版,而是渗透着画家自己对人生和自然的理解,较之《赤壁赋》,又增扩了多样化的人生感悟和情思蕴含。《赤壁图》上都书写有《赤壁赋》原文,如李公麟的《赤壁图》有米芾的隶书,赵伯驹、马和之的《赤壁图》有宋高宗赵构的法书,在绘画艺术价值上又增加了书法艺术价值。读到此诗的人,自会对《赤壁赋》和《赤壁图》产生兴趣,从而提升《赤壁图》和《赤壁赋》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关键词:苏轼;《赤壁赋》;《赤壁图》;宋代文学传播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苏轼《赤壁赋》,南宋时就已成为经典名篇,这与其“多媒体”传播相关。宋代的“多媒体”,主要指可视的书法绘画和可听的吟诵歌唱。苏轼至少五次亲书《赤壁赋》赠送友人。自书作品,原是人际传播,经石刻和临摹后,就变成了大众传播。徽宗朝几度禁毁苏轼文字,从反面刺激了人们对苏轼文字的热爱与追捧,出现了禁愈严而传愈多的奇观。《赤壁赋》,不仅有人通过吟诵来传播,更被配乐歌唱,成为流行歌曲。在南宋士大夫心目中,唱《赤壁赋》比唱小词要高雅,并有曲谱流传。《赤壁赋》还被宋金十一位画家创作为《赤壁图》。绘画传播,具有累积性、聚观性和增殖性特点。自媒体和多媒体的传播,快速提升了《赤壁赋》的传播效应。

  关 键 词:苏轼/《赤壁赋》/《赤壁图》/宋代文学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项目编号12&ZD1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兆鹏,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宋代文学传播探原》等。

 

  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到了南宋,就已成为公认的经典名篇。本文要追问的是,在宋代同样的传播环境中,为什么《赤壁赋》能从数千篇苏文中脱颖而出备受人们的青睐,它是通过哪些特殊媒体的传播而格外引人注目的。原来,《赤壁赋》经由了其他苏文所没有的“多媒体”传播。

  本文所谓“多媒体”,主要指可视的书法绘画、可听的吟诵歌唱等传播方式,有点像当下的音像视频。当然,这里的“多媒体”,只是一种类比,意在强调书画、吟唱等跨艺术媒介的传播与通常的文集传播之不同。

  一、书法传播

  书法的传播,依书法主体之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家书写自己的文学作品,可称为“自书型”;二是书法家书写别人的文学作品,可称为“他书型”。作家书写自己的作品以传播,近似于“自媒体”,其传播渠道是私人化的,传播与否是自主化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审查批准,不像公共传播媒体那样要受到限制和约束。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自书型”的书法传播,即苏轼自书《赤壁赋》。

  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心情渐渐地从惊恐、苦闷、失望的低谷中走出,在秋冬间写出了两篇参透人生的《赤壁赋》。这是苏轼的“得意”之作①。既然是得意之作,就想传播开去,让人阅读,给人欣赏。但因身在谪籍,又因文字贾祸,他又不敢公开传播,以免再度被人“笺注”“酝酿”成罪。他在与友人的信中一再表白申明:

  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②

  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③

  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④

  虽然一再申明“不复作文字”,但有时技痒难熬,禁不住要写,而且一不小心,写了不少名篇佳作。写出来后,不敢对外公开传播,于是就用“自媒体”私下里传播。

  苏轼不止一次亲书《赤壁赋》。清人孙承泽就说:“《赤壁赋》为东坡得意之作,故屡书之。”⑤据文献记载,苏轼一生至少书写了五种文本的《赤壁赋》。

  其一是元丰六年(1083)写本。今传苏轼亲书《赤壁赋》款识云:

  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⑥

  苏轼说,去年(元丰五年)作此赋,不敢轻易拿出示人,只有身边一二好友见过。今年老朋友钦之(傅尧俞)派专人来索要新近写的文章,于是亲自书写以寄。苏轼特别叮嘱,年来“多难畏事”,务必“深藏”而不要拿出去示人,免得授人以口实,深文周纳,再次获罪。这一方面表明苏轼对钦之的信任,即使是多难畏事,还是将近文写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苏轼对此文的自得与满意,即使是冒着再次获罪的风险,苏轼还是忍不住要把《赤壁赋》寄给友人,而且连《后赤壁赋》都先行告知,准备写好后再寄。这表明他还是想让人知道、让人分享他的得意新作。何薳《春渚纪闻》所载一事可与此相印证。东坡在黄州画墨木竹石寄章质夫,同时寄手帖一幅云:“‘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后又书云:‘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是公亦欲使后人知之耳。”⑦苏轼在黄州画墨木竹石,别创一格,前无此体,主动寄友人章质夫,以便让“后人知之”。他所作《赤壁赋》,在文体上亦有创新,自然也“欲使后人知之”。苏轼“亲书”《赤壁赋》寄钦之,虽然属于人际传播,当时或许没有进行大众传播的主观意愿,但政治气候变化之后,钦之就可以公之于世,传之久远了。“深藏”只是暂时的,传世则是必然的。果然,这份小字楷书本《赤壁赋》经历代收藏家、鉴赏家的递藏⑧,一直传存至今,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图1])。

    

  苏轼说《后赤壁赋》“俟后”再写呈。后来他确实写了,并有《跋自书后赤壁赋》: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由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⑨

  明人娄坚曾见过苏轼手书《后赤壁赋》并跋:

  尝见他书有谓坡公误以赤鼻为赤壁者,非也。公别有《书赋后》约二百言,是元丰六年秋题。首言:“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败归,由华容路,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盖公既借曹公以发妙论,犹《后赋》鹤与道士云尔,岂必求核!而不知者遽谓公未暇考,所见殆与此画手同。信知痴人前决不可说梦也。⑩

  娄氏所见苏轼手书《后赤壁赋跋》原文有二百字,而他本所引不足百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所引仅百许字,可见都是节引。娄氏所见原跋应署有时间,故娄氏明谓是“元丰六年秋题”。元丰六年秋苏轼手书的《后赤壁赋》,想来应是如约赠给钦之的。苏轼手书的《后赤壁赋》传至清代康熙间,高士奇曾寓目,其《江村销夏录》有著录:“宋苏文忠公《后赤壁赋》卷,纸本,高一尺余,长六尺,行书。”(11)此后下落不明。

  其二是元丰七年(1084)苏轼离开黄州量移汝州之前,应潘大临、大观兄弟之请,又书写了前后《赤壁赋》,并跋曰:

  元丰甲子,余居黄五稔矣,盖将终老焉。近有移汝之命,作诗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独潘邠老与弟大观,复求书《赤壁》二赋。余欲为书《归去来辞》,大观砻石,欲并得焉。余性不耐小楷,强应其意。然迟余行数日矣。苏轼。(12)

  苏轼应潘氏兄弟之请自书赤壁二赋后又跋,说临别黄州前,潘氏兄弟来求书《赤壁》二赋,原想书写陶渊明《归去来辞》以赠,但潘大观二者都想要,于是一并书之。值得注意的是,潘氏兄弟打磨好了石碑来求《赤壁》二赋,显然是要刻石以广其传。而苏轼也明知潘氏兄弟“砻石”以待,表明苏轼是默许他俩刻石以传的。苏轼这次“小楷”书写的真迹没有流传下来,仅有石刻本传世(详后)。

  其三是元丰八年(1085)在开封为滕达道书写的二赋。他在《与滕达道书》中说:

  所有二赋,稍晴,写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诗录呈,可以发笑也。(13)

  信中所谓“二赋”,或当指前后《赤壁赋》。这封尺牍作于元丰八年,故知此本也写于这一年。后世未见传本。

  其四是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苏轼在惠州的醉书本。元人王恽有题跋:

  余向在福唐,观公惠州醉书此赋,心手两忘,笔意萧散,妙见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笔与前略不相类。岂公随物赋形,因时发兴,出奇无穷者也。(14)

  王恽说他以前在福唐(今福州)见过苏轼在惠州醉时书写的《赤壁赋》,笔意萧散,妙见于法度之外。今又见“此帖”(当为拓本),醉笔与此前在惠州所见本不尽相同。于此看来,苏轼或者曾两次醉书。也就是说,有两种醉书本。此本后世无传。

  其五为初稿本。元人吾衍《闲居录》载:

  天竺僧传公有苏子《赤壁》墨本,与今本有数字不同。“呜呜然”作“焉”,“郁乎苍苍”作“蔚”,“酾酒临江”作“举酒”,“渺沧海之一粟”作“浮海”,“盈虚者如彼”作“嬴之”,“所共乐”作“共适”。字法甚逸。当是初成此作,佳客在座,且诵且书,故心与神变,字随兴会而得。(15)

  所谓“《赤壁》墨本”,即《赤壁赋》的石刻拓印本。因其中有不少字句与流行之本不同,所以吾衍认为它是“初成”之原稿本。其说有理。如此看来,苏轼《赤壁赋》的原稿本也曾流传于后世。

  书法作品的传播,似乎只是人际之间一对一的传播,即书法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传播。其传播范围是否有限?其实,受赠者拿到书法作品后,会像今天的微信接受者一样,是可以在亲朋好友之间“转发”的,让更多的人分享和欣赏,其传播广度不可限量。

  其“转发”的方式,一是刻石,二是临摹。一件书法作品,一旦刻石之后,就可以无限地拓印成墨本(又称碑本、石本、拓本等),化一为万,书法作品由原来的人际传播就转变为大众传播了。

  苏轼的《赤壁赋》是有石刻本的。就今所知,至少元丰七年为潘氏兄弟书写的《赤壁》二赋,是被刻石的。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八、《壮陶阁书画录》卷三都有著录。南宋朱熹也见过《赤壁赋》的碑本。《朱子语类》卷一三○就说过:“碑本《后赤壁赋》‘梦二道士’‘二’字当作‘一’字,疑笔误也。”(16)

  像苏轼这样的大书法家的书法作品,除了石刻拓本,还会有临摹本。人们会临摹仿写,既学其文,又学其字。比如明代董其昌,就喜爱临东坡的书法。他见过三种东坡手书的《赤壁赋》,都借来临摹一过:

  余三见子瞻自书赤壁赋:一在槜李黄承玄家,一在江西杨寅秋家,一在楚中何宇度家,皆从都下借临。(17)

  明代董其昌会临写,宋代一般的书法爱好者和读者,当然也会临写。黄庭坚曾说有一僧人藏苏轼十数帖,“因病目,尽为绿林君子以其摹本易去”(18),可见宋代苏轼的书法是不乏摹本的。这些石刻本、临摹本,自然会加速《赤壁赋》的传播。何况大书法家书写自己的得意文章,既是文学作品,又是书法作品,既有文学审美价值,也有书法艺术价值。其传播功效,自比一般的印刷书籍要强大得多。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文化环境对苏轼《赤壁赋》传播的影响。苏轼去世不久的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蔡京等新党执政,疯狂地打击元祐党人与元祐学术,禁止刊印、收藏苏轼等人的文集、文字墨迹。崇宁二年四月乙亥朝廷下诏:

  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19)

  政和元年(1111)曾一度解禁。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载:

  崇、观间,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党籍,禁其文辞墨迹而毁之。政和间,忽弛其禁,求轼墨迹甚锐,人莫知其由。或传:徽宗皇帝宝箓宫醮筵,尝亲临之。一日启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诘其故,答曰:“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始能达其章故也。”上叹讶之,问曰:“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所奏不可得知,然为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苏轼也。”上大惊,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辞墨迹,一时士大夫从风而靡。(20)

  解禁的原因似乎有些荒诞,但在那荒诞的时代,道士无非是利用徽宗尊崇道教的心理让其解禁苏轼文字(21)。到了宣和五年(1123)和六年,朝廷又先后下诏重申禁毁苏轼、黄庭坚文集及相关文字:

  (宣和五年七月)中书省言福建路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诏令毁板,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以违制论。明年,又申严之。冬,又诏曰(22):“朕自初服,废元祐学术。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轼、庭坚获罪宗庙,义不戴天。片文只字,并令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靖康初,罢之。(23)

  从上引“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的说法看,政和元年解禁苏轼文字应属实。朝廷几度下令禁毁苏轼的文字,自然会阻碍和限制苏轼诗文的传播,但也会从反面刺激人们对苏轼文字的热爱与追捧,出现了禁愈严而传愈多的奇观: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24)

  禁令之下,收藏苏诗、吟诵苏诗,竟成为士大夫的一种文化时尚、一种身份标志。士大夫彼此见面,如果不能称道诵读几句苏轼,会被认为没文化,没品位。在这种语境中,苏轼手书的《赤壁赋》文本,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和关注。严禁时苏轼诗文墨迹尚且受到追捧,解禁之后,受追捧的程度会更加高涨。下面这个故事,可见一斑:

  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25)

  苏轼南贬惠州、儋州之后,文章墨迹就被禁止流传。宣和末年弛禁之后,在王公显贵的上层社会,流行收藏东坡诗文墨迹的风气。何薳《春渚纪闻》也说,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东坡墨迹,“一纸定直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掇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26)。所以,东坡书写的《黄楼赋》碑本,成为抢手货。《黄楼赋》原文是苏辙所作,尚且如此热络,《赤壁赋》其文其书都是苏轼所作,更是双绝。乾隆皇帝即说:“《赤壁赋》为千古杰作,又得其自书真迹,诚双绝也。”(27)可以推想,像《赤壁赋》这样的文学和书法杰作,会更加受人追捧喜爱,其传播面会更广,知晓率会更高。

  到了北宋末年,前后《赤壁赋》就传遍天下,获得时人的高度称许。唐庚《唐子西文录》说:

  余作《南征赋》,或者称之。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28)

  唐庚此评,写于何时难以考知。但其人卒于宣和三年(1121)(29),则此评最迟写于宣和三年以前。其时唐庚已视《赤壁赋》为万古绝唱。靖康初年(1126),韩驹出守黄州,黄州人何次仲与他唱和时,有诗道:“儿时宗伯寄吾州,讽诵高文至白头。二赋人间真吐凤,五年溪上不惊鸥。”(30)“宗伯”,意为宗师、大师,指苏轼。次仲儿时即诵苏轼的“高文”,如今老大白头了,依然如故。在苏轼的“高文”中特别拈出“二赋”来称美,也可想见其时《赤壁》二赋已是人们心目中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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