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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视野中《汉书》文本的形成
2018年09月28日 08:42 来源:《文学遗产》 作者:陈君 字号
关键词:《汉书》文本;历史书写;文本权力

内容摘要:《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可以视为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考察东汉前期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可以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一、经传汉事:《汉书》文本的形成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许多重要的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班昭都参与其中,成为汉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关键词:《汉书》文本;历史书写;文本权力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可以视为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考察东汉前期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可以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  

  关 键 词:《汉书》文本/历史书写/文本权力

  作者简介:陈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出版过专著《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曾经写道:“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①帝制时代的中国,在诸多“正史”文本的形成和传播中,这两句话也完全适用——政治权力通过指导、影响历史写作,完成历史建构和知识生产;反过来,历史文本又通过人们的阅读、传播形成自己的权力,最终使文化霸权、知识霸权得以确立。如果我们试着追寻这一历史传统的渊源,不难发现《汉书》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汉书》编撰深受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汉书》文本逐步成型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全面考察《汉书》编撰的历史过程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尤其是东汉前期的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不仅能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

  一、经传汉事:《汉书》文本的形成

  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许多重要的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班昭都参与其中,成为汉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汉书》的雏形是班彪编撰的《史记后传》,《史记后传》则发端于西汉以来诸家继司马迁《太史公书》(《史记》)而作的“续《太史公书》”。西汉元、成以后至东汉初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元、成时期为创始期,哀、平、新莽时期为延续期,东汉初年为终结期。“续《太史公书》”的学术潮流,最初萌芽于民间——元帝时期褚少孙出于个人学术兴趣,开始补益《史记》的相关内容。成帝时期,官方力量开始显示其影响,冯商奉诏撰述“列传”以续《史记》,刘向、卫衡也有补《史记》之事。哀、平、新莽时期,刘歆、扬雄、史岑等史家逐渐加入作者的行列,使得续补《史记》的各种文本日渐丰富。东汉初年,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学者文人,也以各种方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可以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就是西汉后期历史人物传记不断丰富、扩大的过程。

  “续《太史公书》”这一持续未断的盛事,不仅反映了汉代社会对史学的日益重视,也反映了汉代学术文化逐步机构化、组织化的趋势。西汉中期,长安已“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②,待诏文人或言语侍从之臣出入其间,以供文史之用。西汉后期,藏书之府(“典籍之府”)与能文之士(“著作之庭”)出现结合的趋势,通才达人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中秘书,扬雄校书天禄阁,其职责一方面是整理皇家藏书,另一方面则是“知史务”。这些初步成型的官方艺文机构,对后来的历史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的存在,不断挤压着史家的个性和个体声音的表达,成为东汉以后影响历史书写的重要传统和不可忽视的力量。东汉明、章以后,出现了兰台、东观等专门的修史机构,也出现了《东观汉记》这样集体编撰的史书。

  “续《太史公书》”的不同作者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不同声音、不同立场,使之有了“整齐”的需要,班彪《史记后传》正是这样一种“秩序化”的努力。班彪出于对诸家“续《太史公书》”的不满,如文辞鄙陋、政治倾向等问题,在诸家“续《太史公书》”的基础上,系统整理西汉一代之史事,并最终撰成《史记后传》65篇,成为班固《汉书》的基础。自《史记》余脉衍生而来的《汉书》文本雏形——《史记后传》,由零散而整齐,最终具有了独立价值。

  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后,班固继承父亲的事业,“探撰前记,缀集所闻”③,继续《汉书》的编撰工作。永平五年(62)班固因“私改作国史”被人告发下狱,后被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以此风波为标志,《汉书》编撰由以学术为主导转变为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由相对独立的历史编撰转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永平十七年(74),明帝特意诏问班固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对正在撰写《汉书》的班固发出警告。这些证据仍然保存在班固《<典引>序》及《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末。承受巨大压力的班固历二十余年之艰辛,章帝建初七年(82)终于呈上《汉书》④,但此时的《汉书》可能只有纪、传部分,而没有表、志部分,仅是规模初具⑤。此后《汉书》文本一直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但直到和帝永元四年(92)班固去世时,《汉书》还有《八表》(《后汉纪》作《七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书》最终经过续补而成完璧,其功臣则是班固的胞妹班昭以及扶风马续——班昭不仅续补《汉书》,且授《汉书》于马融,成为《汉书》学的第一人。班昭、马续对《汉书》的续补工作,刘知幾《史通》也有明确的记载。《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授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不类本书。⑥

  《汉书》发轫于诸贤,奠基于班彪,成书于班固,续补于班昭、马续,至此定型。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云:“(《汉书》)凡经四人(班彪、班固、班昭与马续)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⑦

  值得注意的是,续补《汉书》的马续以及从班昭受读《汉书》的马融,都出自扶风茂陵马氏,这显示出扶风安陵班氏与茂陵马氏的密切关系。在政治和军事上,安陵班氏与平陵窦氏合作较多⑧,而在文化上则与茂陵马氏合作较多⑨。扶风安陵班氏与扶风茂陵马氏同出一郡,二者关系甚为亲密。马援兄马余之子马严为将作大匠,又与班固等编定《建武注记》⑩,这是班氏与马氏在文化上的第一次合作。而马续、马融兄弟即马严之子,后来班昭授马融《汉书》、马续述《汉书·天文志》,则是班氏与马氏两个家族合作关系的延续。

  除《天文志》为马续所撰外,《汉书》主要是由班氏家族成员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书》之竣,乃班氏一族之功;《汉书》之学,为班氏一家之学,但今本《汉书》的署名却只有班固一人,作“汉兰台令史班固撰”。这种做法貌似对班氏家族其他成员不公平,但实际却是古代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中国古代,学术撰著常常是一个集体性工作,具体到家族学术而言,家族成员往往休戚与共,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汉书》之前,《太史公书》成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手。《汉书》之后,六朝隋唐之间,父子相继、家族撰史之事甚多,如《汉后书》为西晋华峤及其子华彻、华畅三人合力而成,王隐《晋书》则是踵续其父王铨之志业。又如姚察、姚思廉父子合撰《梁书》《陈书》,李德林、李百药父子合撰《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合撰《南史》《北史》,而初唐颜师古所注《汉书》,不仅参考了汉晋六朝二十余家旧注,而且多取于叔父颜游秦之《汉书决疑》,家学之重要可见一斑。经学方面也是如此,如虞翻的《周易注》为会稽虞氏五世之学(11),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经过其父范汪以及子弟辈的集体努力方才成书(12)。

  这种情况在后代也很多,一部书往往经过两代甚至数代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方成佳撰,具有“中国家族文化的层累性”特征(13)。就班氏家族集体编撰的《汉书》而言,父子、兄妹合撰一书,经数十年光阴和心血而臻于完善。班固去世后,班昭并未因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去争夺《汉书》的署名权,实是符合世事人情之举。由此可见,文化士族在共同经营社会文化声誉的过程中实现了高度的配合,在著作权问题上达成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默契。他们不仅是简单的利益攸关方,而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14)。

作者简介

姓名:陈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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