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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文辞
2018年09月12日 08:39 来源:《文学评论》 作者:陆胤 字号
关键词:学制;文学;课程;张之洞;词章;文辞;学堂;教育;国语;日本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在清末政教转型和新学制草创的过程中,包括文字训诂和诗赋词章在内,广义上的文学教育被纳入了“通国一律”的制度框架,作为国民教育系统中的一门课程,充实着近代国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文化共同体。关键词:文学教育/近代国家/学制/中国文辞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新式国文教育研究——学科构建、文体想象与知识转型的互动”(14YJCZH107)的阶段性成果。癸卯学制中的“中国文辞”课程框架,已不再如壬寅学制那样无意识地搬用外来学制成例,亦有别于此前督抚兴学的实用趋向,而是带有明确学科自觉,且在整个教学体系中负有独特功能的显著存在。

关键词:学制;文学;课程;张之洞;词章;文辞;学堂;教育;国语;日本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清末政教转型和新学制草创的过程中,包括文字训诂和诗赋词章在内,广义上的文学教育被纳入了“通国一律”的制度框架,作为国民教育系统中的一门课程,充实着近代国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文化共同体。本文拟在官民、京外、中外资源互动的视野下,对勘中日教育史料,侧重中小学阶段的普通教育,考察“中国文辞”如何从危急时势下的“无用之学”升格为近代学制不可或缺的一门教科,进而探索制度设计作为一种“思想潜势力”的可能性。

  关 键 词:文学教育/近代国家/学制/中国文辞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新式国文教育研究——学科构建、文体想象与知识转型的互动”(14YJCZH1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陆胤,北京大学中文系。

 

  以获得读写能力为旨归的本国语文教育,虽非清末引进西学、改创学制的重点,却攸关知识基础和国族认同的形成。其在新学制中地位的奠定,更与20世纪初国家思潮的兴起桴鼓相应。本稿将在近代国民教育和国族共同体意识勃发的背景下,重新检视清末文学教育被纳入全国性学制的历程,考察包括文字训诂和诗赋词章在内的“中国文辞”,如何从危急时势下的“无用之学”,升格为学校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门教科。

  晚近颇有论著涉及这一时期的“文学立科”,相关研究从学科史出发,多以大学为重点,相对忽略普通教育实践的展开;关于清末学制设计的外来资源,以及“国文”与其他学科的横向关系,似仍有开掘余地①。作为清廷首次正式颁行的近代化教育设计,壬寅、癸卯两学制当然是讨论重点;但制度酝酿、争议、起草、重订的过程,及背后思想语境的变化,也许更值得关注。

  一 外来的“本国文”

  甲午战争之后,在内外局势逼迫和外人议论的启发下,士大夫颇属意于“识字之难易”,以为文字关乎国运,各种切音字、白话文和蒙学变革的方案应时而起。其时,新学界渐形成以日本为楷模的意识,教育亦莫能外。

  光绪二十二年(1896)冬,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篇,列举日本寻常师范学校制度,已提到“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四汉文……”,并在“国语”下注明“谓倭文倭语”②。考梁氏所引据,当是明治二十五年(1892)日本文部省改正的《寻常师范学校之学科及其程度》。该学制科目第三项即为“国语”,包括“讲读”“文法”“作文”等内容③。梁氏以为“依其制度损益之”,则中国的师范学堂亦须“通达文字源流”。至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筹划《大学堂章程》,分课程为“溥通”“专门”两种。“溥通学”中列有“文学”一目,置于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政治学之后,体操学之前。考虑到该章程“于大学堂中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的体制,隶属于“溥[普]通学”的“文学”科目,或即相当于进入“专门学”以前,中小学阶段“通达文字源流”的内容④。

  教育要区分“普通”和“专门”,“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者也”⑤,是这一时期从外国引进的新认知。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姚锡光赴日考察教育。姚氏回国后上陈《东瀛学校举概》,按“普通”“陆军”“专门”三类介绍日本学制,特为解释:“普通各学校者,乃植为人之始基,开各学之门径,盖无地不设,无人不学,故曰普通。”而在日本普通学堂各科中,就包含了“本国文”“汉文”等门目,二者意义非同寻常:

  日本学校虽皆习西文,而实以其本国文及汉文为重,所授功课皆译成本国文者,其各种品类各物皆订有本国名目,并不假径西文。且现其出洋之人,皆学业有成之人,否亦必学有根柢之人。故能化裁西学而不为西学所化,视弃本国学术而从事西学者,亦实大相径庭。⑥

  此间已涉及本国语文维系国民认同的功能。是年,张之洞聚集幕僚编成《劝学篇》,介绍西洋、日本学制,深受“普通”与“专门”两分思路的影响:“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能今人所不能,毕生莫殚,子孙莫究。……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二者相辅相成,不仅是西洋、日本学制的特点,更启发了新学体制下涵纳中国固有学问的途径⑦。《劝学篇》另有《守约》一篇,针对十五岁至二十岁学子,尝试将旧学内容打入普通学的框架,分经学、史学、诸子、理学、词章、政治、地理、算学、小学九类。较之梁启超《大学堂章程》中叨陪末座的“文学”,此处的“词章”同样不受重视。

  同一时期,江标在湖南学政任上刻《灵鹣阁丛书》,收入“大清钦差出使日本国大臣裕(庚)随带东文翻译官译录”的《日本华族女学校章程》一种,内有题为“本国文”的课程,与“汉文”“习字”等科并列⑧。按明治二十六年(1893)日本宫内省颁定该章程原文,“本国文”应是“国文”的译语。其课程内容:初高等小学科为“读方”“作文”,中学科为“讲读”“文法”“作文”,与梁启超所引日本寻常师范学校“国语”科性质略同⑨。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蒙学报》刊出松林孝纯(1869?—?)译自明治二十四年(1891)日本文部省《小学校教则大纲》的《日本小学校章程》,列有“读书作文”和“习字”二科。“读书作文”科宗旨:“先令知普通文字及日常须知之文字、文句、文章、读方缀字,及其意义,又用稳当言语字句,以养推辨思想之能,兼要启发智德。”⑩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人路义思(Robert Ellsworth Lewis,1869-1969)撰《日本学校源流》出版,系统介绍日本学制,亦提及寻常小学“读书”“作论”“写字”三科。此外,师范学校分“本国言语文字”(国语)、“中国文学”(汉文)科,中学校“本国言语文字与中国文学”(国语及汉文)并为一科,高等女学校课程则直称“国语”(11)。

  在当时日本的学制系统中,有关本国语文的学科,根据学程高低,有着相当复杂的形态。大学经由明治初年“和汉文学”“和文学”科,最终确立了“国文学”的地位(12);中等以上教育称“国语”或“国文”,中学校又归并原本独立的“汉文”而为“国语及汉文”科(13)。唯小学阶段的读写教育,长期未能形成统一学科。明治十九年(1886)的《小学校之学科及其程度》,规定了“读书”“作文”“习字”三科并存的局面,稍后又将“读书”“作文”二科合并为“读书及作文”,亦即松林孝纯所译章程中的“读书作文”(14)。

  “读书”“作文”“习字”分科并立的格局,特别是以“读书科”及其教科书“读本书”来涵纳各科知识的思路,特别适应戊戌前后国内新式教育资源匮乏的现实。以连载新式蒙学教科书著称的《蒙学报》,自创刊之始即设有“读本书”栏目。此后坊间更是涌现了大量题为读本或课本的新式教科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无锡三等公学堂所编《蒙学读本全编》问世,俞复作序追溯该书缘起:“同人于戊戌(1898)八月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堂中课程,略仿日本寻常小学校,分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等科。读书一科,随编随教,本不足存,近欲录副者颇多,爰图画写稿,付之石印。”(15)该书内封署“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明确继承了日本小学校学制中与“作文”“习字”并立的“读书科”。

  至明治三十三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日本文部省颁定新制《小学校令》,始将“读书及作文”“习字”合并为“国语科”,完成从小学到大学一贯的“国语—国文学”学制。这一新变化,虽然很快反映在了一些日本学制的译介文字中,却未受到充分重视(16)。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教育世界》登出樊炳清译日本《小学校令》,仍为明治二十三年的旧制,分列读书、作文、习字为三科(17)。次年三月,罗振玉发表《学制私议》,已是为迫在眉睫的新学制建言,依旧作此三科(18);七月间,“壬寅学制”正式颁布,蒙、小学阶段的读写课程,同样采取了分科治之的策略。

  壬寅学制的最低级为蒙学堂,其课程门目:“修身第一,字课第二,习字第三,读经第四……”,总共八科当中,读写类课程仅次于“修身”,且在“读经”之前,字课、习字两门占总课时高达33.3%,为各科之首。“字课”内容大体继承了戊戌前后梁启超等蒙学变革论的遗产,将传统蒙学的集中识字与新兴的文法学“字类”体系相结合,按照实字、静字、动字、虚字、积字成句法的顺序分配四年学程。蒙学堂毕业后升入寻常小学堂,在“修身”“读经”之后,列“作文”“习字”科目,但要到第二年才开始作文,两科占总课时比16.7%,与修身、读经课时相当(19)。根据当年十二月京师大学堂所出《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字课作文”类用书有《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张维新《初级普通启蒙图课》、王筠《文字蒙求》、苗夔《说文建首字读》、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戴懋哉《汉文教授法》、马建忠《马氏文通》七种,参考书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可见该部分内容糅合清儒训诂学、晚近蒙学识字和最新文法学知识的特点(20)。

  至升入高等小学堂,始有“读古文词”课程,与习字、作文二科每周(十二日)轮替,第二、三年每周减少习字两课时,合计占总课时14.8%。中学堂以上,则统一为“词章”一科,课时渐少。但大学堂师范馆仍为习字、作文二科,以与师范生所教蒙、小学课程衔接。大学堂则在“文学科”(相当于School of Letters)中设“词章学”一门,列第六位,居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之后,“外国语言文字学”之前(21)。

  对照新制《小学校令》之前的日本学制,不难发现壬寅学制的读写科目与之在高等小学阶段最为吻合:读古文词、习字、作文的三分,即相当于日本旧制小学的读书、习字、作文三科。蒙学堂、寻常小学堂无作文内容,改读书科为“字课”,或是考虑到中国无拼音文字,不若日本幼童可以凭借假名读写,故加强识字内容,亦较易与传统资源配合。至于中学堂、高等学堂(政科)、大学堂预备科(政科)所习“词章”,则相当于日本中等以上学校的“国语”或“国语及汉文”。在基础教育阶段分为多科,中等以上则统为一科,正是日本明治三十三年新制以前的格局。读写课时随着学程上升而减少,中小学阶段本国语文的位置仅次于“修身”等思想规训课程,也与日本学制精神一致。

  与后来颁布实行的癸卯学制比较,壬寅学制时而又表现出对本国文辞的忽略,如规定高等小学堂或可“加外国文而除去古文词”(22);高等学堂及大学堂预备科分为政(文商政法)、艺(理工农医)二科,政科有“词章”课,艺科则不设任何本国语文课程,带有显著的实用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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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陆胤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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