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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文德”论
2018年08月03日 10:06 来源:《文艺研究》 作者:夏静 字号
关键词:中国文学;文德;批评伦理;批评史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文德”论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批评伦理的重要理论资源,也是历代批评史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先秦以来的文德思想,有“文”为德行和文人的道德、文章两种基本含义,并与文质、文武、文道、文气以及“文之为德也大矣”、“修辞立其诚”、“文人无行”等问题互有关联。两种含义在文学思想史上各有发展,形成德充文昌、文德合一与文德分离、重德轻文两种批评范式。前者沿袭春秋以来重德行的话语范式,后者沿袭东汉以来道德、文章的话语范式。伴随着经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文德成为汉代经学阐释的重要问题,加之学术分化,文人群体的出现,儒士与文人之间的矛盾对立,有关文人道德、文章的言论,成为汉末思想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关键词:中国文学;文德;批评伦理;批评史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文德”论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批评伦理的重要理论资源,也是历代批评史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先秦以来的文德思想,有“文”为德行和文人的道德、文章两种基本含义,并与文质、文武、文道、文气以及“文之为德也大矣”、“修辞立其诚”、“文人无行”等问题互有关联。两种含义在文学思想史上各有发展,形成德充文昌、文德合一与文德分离、重德轻文两种批评范式。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德”论,兼有上述两种含义:《原道》篇“文之为德也大矣”,是指“文”作为一种德行,与天地并生,意义重大;《程器》篇“文德”,是指文人的道德、文章。前者沿袭春秋以来重德行的话语范式,后者沿袭东汉以来道德、文章的话语范式。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儒家早期文学价值观研究”(批准号:16AZW001)成果。

  作者简介:夏静,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心雕龙·原道》开篇言“文之为德也大矣”①,这里的“文之为德”,与《程器》篇“瞻彼前修,有懿文德”②的“文德”含义不同。这一点业已被章太炎以来的学者所揭示。至于“文之为德”的解释,当代学者大多认为“德”为性质、功能之意。譬如王更生认为:“文的作用,实在关系重大啊!”③但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有关性质、功能这一类的解释,既找不到训诂学的依据,又明显带有反映论的痕迹,与刘勰所处时代天、地、人合一的解释话语相去甚远④,值得商榷。

  考察传统时代“文德”一词,含义有二:一是文之德,即“文”作为德行的一种,在此意义中,“文”与仁、孝、武等德行并举;一是指文人的道德、文章,也就是今人最熟知的用法。《原道》篇“文之为德”,是指“文”作为一种德行,与天地并生,意义重大;而《程器》篇“文德”,是指文人的道德、文章。前者沿袭了春秋这个重德行时代以来的话语范式,后者沿袭了东汉以来道德、文章的话语范式。至于《文心雕龙》为什么首标“文之为德”,这可能与文章的论证策略有关。全书一开篇,刘勰就将“文”置于天、地、人的意义世界中,借助天道、地道而人道,天文、地文而人文的推演,使之获得不证自明的本体意义。就论证策略而言,将文学的终极意义挂在不可言说的道、德、气之上,是古典学的传统⑤,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此,除了将“文”与道、德并提,恐怕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上述“文德”的两种含义,以今天的学科划分来看,前者属于政治学、伦理学范畴,后者属于文学批评范畴。在古代文、史、哲合一的大传统中,两种用法并行不悖,虽日用而不知,但仍有较为清晰的脉络可寻。就源流统绪而言,中国早期“文德”论的出现,源自以文德治天下的上古政治理想,经由思想家的阐释以及语意的泛化,先秦时期开始有了文辞、德行方面的阐释。自东汉王充明确谈论文德以来,文、德合一是古人的基本理解,也是谈论文德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伴随着东汉中后期“文人无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后,文德作为批评伦理的重要规范,大致呈现出两种范式:一是作为理想范式的德充文昌、文德合一,一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德分离、重德轻文。下面将就上述问题展开论述,并旁及一些相关问题,如修辞立诚、文以载道等,以期重新考辨“文德”论发生、发展的历程。

  从字源角度看,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字的起源较之“德”字更早,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余年的夏禹时代。在早期陶寺文化的陶背壶上,考古学家发现了朱书的“文”字,据此认为这是夏社遗存⑥。见于甲骨文中的“文”,写法有两类:“”和“”。金文延续了甲骨文的两类字符,延伸出八十多种写法⑦。以上两类字符代表了两组义项:前者象形,《说文解字·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段注:“错画者,交错之画也……造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义不同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⑧尔后引申出纹路、文采、文字等义项;后者指事,疑为“忞”字前身。中间指事性的“心”符,显示与人的内在质素相关。尔后引申出文德、文人、文献、文学等义项。“德”字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甲骨文有“徝”无“德”,“徝”字从彳从直,与行走、巡视有关,并不含有“德”之义。金文中“徝”、“德”并存,晚周出现“惪”字。“惪”与“德”疑为同一个字。《说文解字·彳部》:“德,升也。从彳惪声。”⑨《心部》:“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从直心。”段注:“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俗字假‘德’为之。《洪范》:‘三德,一曰正直。’直亦声。”⑩许慎、段玉裁未曾见过甲骨文,对于上述字形的演变不甚清楚,但对于“德”的内外之分,还是很有见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甲骨文字形中,“文”、“德”二字的构成有着相同的“心”字符,说明两者在价值取向上有相似之处,均含有德性方面的内在质素要求。就字源学的材料来看,我们可以推论,“文”乃“德”的思想源头,早期有关“德”的观点是借助“文”来传达的。

  文德思想,渊源甚早。据《史记·夏本纪》、《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载,夏禹名“文命”,这与夏代朱书“文”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再结合新出土西周青铜器豳公盨铭文的记载,两者所体现的原始文德观念也就有迹可循了(11)。“周人承之以文”(12)。周礼的特征是“尚文”(13),“尚文”的价值核心就是文德,这一思想特质体现在政治理念、生活规范的各个方面。西周时期的文德,既指具体的德行,也指有德行之人。这一时期的文献,如《周书》、《大雅》以及《鲁颂》中,有关“德”的字眼频繁出现。譬如《逸周书》有“九德”、“十奸”的说法。所谓“十奸”,是指十种败坏的德行。在《宝典解》、《文政解》、《常训解》中,“九德”均有提及,既指个人德行与政治德行,又指具体德行规范与抽象德行标准。夏、商、周三代交替,以德代暴的历史经验是很容易得出的。周人相信“德”和“天”联系在一起,由此确立了以“德”为先的价值原则。金文中习见的正德、懿德、孔德、介德、明德等等,都是对品行高尚者的称谓,多用于颂赞君王的个人品德或政治道德。如《诗经·周颂·维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纯”(14),《国语·鲁语上》“文王以文昭”(15),均为对文王德行的颂赞,这也是其谥“文”的缘由。西周称先人为文祖、文考,常见于金文、铭文中,“文”乃泛指先祖的美称。所谓文人,即有文德之人、有礼之人,郭沫若据此认为:“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16)文德思想到周代礼乐政治中得以完善,成为传统时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源头,并为尔后修、齐、治、平的内外之道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春秋是重视德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眼里,“德”既是倡导的美德,也是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许多与个人品行相关的德行要求,均纳入了“德”的范围,而“文”就是诸多德行中的一种,与忠、信、义、礼、孝、仁、武等德行并举。譬如楚国申叔在阐明如何教导太子时,提出“十二德”。《国语·楚语上》:“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17)申叔认为,在传授太子文献的同时,还要加强德行的培养引导。这十二种德行中,前六种是对一般人的要求,后六种是对治国者的要求。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14年,魏献子将羊舌氏的封邑一分为三,其中给了魏戊一个,但他担心别人非议,于是询问成鱄。成鱄对此表示赞同,同时举出“九德”。《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18)成鱄认为,魏献子的举荐,接近文王的德行。他对于“文”的解释很经典,所谓“经纬天地”,是对个人才能卓越不凡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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