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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北方坞壁文人文学考论
2018年06月20日 08:53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蔡丹君 字号
关键词:西晋末年;坞壁;乡里社会;文人;民歌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在西晋覆亡之初,北方广泛分布的坞壁对于晋末文人、文学具有间接的保全作用。当时,北方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文学活动难以进行,尤其是曾经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学发展局面被彻底打破,人们大量逃往坞壁。在整个北方地区文学发展普遍凋零的情况下,坞壁之间尤有零星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些民歌经典。当时的文学创作情况充分表明,晋末动乱之时,北朝和南朝文学分野的一些基本特征已经有所显露。一、北方坞壁对于晋末文学的存续功能和历史意义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以及紧随其后的“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之路。二、晋末北方坞壁中的文人踪迹晋末大乱,很多文人逃亡乡里,抗争、避乱于坞壁。

关键词:西晋末年;坞壁;乡里社会;文人;民歌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西晋覆亡之初,北方广泛分布的坞壁对于晋末文人、文学具有间接的保全作用。当时,北方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文学活动难以进行,尤其是曾经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学发展局面被彻底打破,人们大量逃往坞壁。在整个北方地区文学发展普遍凋零的情况下,坞壁之间尤有零星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些民歌经典。当时的文学创作情况充分表明,晋末动乱之时,北朝和南朝文学分野的一些基本特征已经有所显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ZDB073)。

  关键词:西晋末年/ 坞壁/ 乡里社会/ 文人/ 民歌

  作者简介:蔡丹君(1981- ),女,湖南株洲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晋末战祸连绵,劫掠横行,又常发生饥荒灾疫[1](P791),生灵涂炭,十不存五[2](P2849)。当时,不但西晋中央政权覆亡,地方基层社会也遭到巨大冲击,文学活动难以进行,文学作品难以保存。至此,中国文学发展的空间与秩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折。从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前期,城市反复遭到破坏,虽然北方地区有过几个政治中心,但并不持久和安定。“还居乡里”是当时史料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它意味着人们从城市中退出,回到乡里社会的生存空间之中避乱,休养生息。退还到乡里社会中的人们,仍然会自发地从事一定的文化活动,如私学讲授、校订文籍等,而另一些此前一直居于乡里社会的中下层士人,则通过与胡族政权合作,走到历史舞台的幕前,成为推动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的主体。

  关于坞壁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文学史研究,迄今只有少数学者加以注意[3](P1-16),其中,曹道衡先生《北朝社会环境对学术和文艺的影响》一文的讨论相对详细[4](P1-24)。本文希望能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考释与坞壁有关的多个问题,以梳理出此际文学存续的基本面貌。

  一、北方坞壁对于晋末文学的存续功能和历史意义

  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以及紧随其后的“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之路。从此,伴随着城市的沦陷和被摧毁,曾经聚居城市的文人纷纷死去或者逃亡,意味着西晋文学史进入尾声。河间王司马颙的前锋张方率领精兵七万占领洛阳,除了造成洛阳“杀伤满于衢巷”的惨景之外,他还挟持晋惠帝和成都王司马颖,并“大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还长安”[1](P1644)。至此,西晋政局急转直下,文坛同样发生了剧变。先是贾谧所集拢的“二十四友”[1](P1173)在“八王之乱”的政治动乱之下最早发生流散。永康元年,潘岳等人已经见杀于东海王越[1](P96)。太安二年,陆机、陆云为成都王司马颖所害,西晋文坛两颗明星陨落[1](P1408)。而诗人孙拯受此牵连,被收狱中,之后死去[1](P1481)。左思因避张方之劫,携眷远避冀州[1](P2375)。而又有在这期间称疾而归者如张载,在长沙王司马乂请为记督之后即“归还乡里”,其弟张协则“以乱屏居草泽,属咏自娱”[1](P1524)。其他文人如王嘉、郭文等,则在这一年前后选择隐逸于山中。刘琨则从此聚集流民,踞于离石附近,抵抗匈奴,虽然间或有所创作,但实际上也告别了过去的文坛。文人相继从西晋文坛消失,文学史的发展在此时出现了短期内无法回逆的转折。

  永嘉之乱中,文人流散的情况更为深化和普遍。永嘉元年,司马炽为东海王司马越拥立为帝,是为晋孝怀帝。晋孝怀帝之后讨伐了司马越,但继而在不断征伐“五胡”的过程中战败[1](P115)。永嘉五年四月,元帅王衍与前赵石勒战于宁平城,晋军全军覆没[1](P121)。六月,王弥和匈奴刘曜的军队攻入洛阳,期间“京邑大饥,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阴。”[1](P2611)“(刘)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吴王晏、竟陵王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1](P123)洛阳可谓遭到彻底的摧毁。永嘉七年,晋孝怀帝在被刘聪羞辱之后,又被毒酒毒杀。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不少从洛阳逃亡而来的旧臣和拥立者,结局凄惨[1](P2633)。建兴元年,愍帝建都于长安:“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1](P132)许多大臣及其家族在这个过程中死去。如曾经日食万钱仍云无下箸处的何劭一族,夷灭殆尽[1](P994)。潘尼避乱于成皋坞壁之后病死[1](P1011),挚虞流落荒野,捡拾橡果充饥,最后悲惨死去[1](P1419)。而幸存下来的文人,或者从此销声匿迹,或者隐没于更为偏远无闻之处。故而,晋末之后的洛阳,号为荒土[5](P117)。“生理茫茫,永无依归”[1](P1545)。随着西晋王朝的倾塌,在洛阳及其周边这个中心地区的西晋文学残留力量,逐渐流散和消失。

  关于这些文学力量流散的方向,人们以往更多关注的是南渡之“中州士女”,这部分人口据说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十之六七”[1](P1746)。而这里所谓的“中州”,应该并非是指全国,而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司州地区。仅就这一个区域而言,这一人口迁徙的比例,的确是十分可观的。而文学史关注南渡者更多,是因为在这批有避难能力的士大夫当中,有着较多的文学精英。虽然如今已经不能考证究竟有多少人口参与了南渡,但起码可以知道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北方。谭其骧先生在概括此时的侨流情况时说:“永嘉丧乱后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多方面的,岂只有北人南渡而已?至少还有不少中原人或东徙辽左,或西走凉州。”[6](P19)留在北方的人们,在北方范围之内发生过较大规模的迁徙。当时,辽左、凉州等较为偏远的边郡,少数民族统治者或者区域统治者为流民设置了侨郡。还有为胡族统治者所占领的地带,人们则是聚集宗族、筑建坞壁以自全,而文人亦有委身其中者。战争带来的“流民”“难民”或者“遗民”所组成的“共同体”[7],完成了从城市到乡里的转移,或者从居于城市中心地带周边的乡里社会,迁徙到更为偏远的乡里社会中去。人们留在北方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南渡资费不菲、路途艰难,也有少数人是由于重土难迁、具有“恋坟垄”的思想等[1](P2279)。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地区的长安、洛阳等文化中心无法再如盛时那般凝聚文学力量。

  那么,留在北方的人们究竟在何处栖身呢?经过战乱的摧毁,北方城市凋敝,绝大部分土地为少数民族所占领并建立新的政权。有学者形容说,在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上,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将秩序井然的小农社会撞成了碎片[8]。这个比喻是恰如其分的。从制度及其实践看来,西晋时期乡里社会的体系是井然有序的。《晋书·职官志》在介绍地方行政编制时,透露了乡里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1](P747)。这个体系是自汉代以来郡县制的基本框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乡里社会管理结构——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可能会在人员上有所增减,吏员设置上有所变化,但总体上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这些地方行政编制所对应的,是一个相对有序的乡里社会结构。然而,晋末战乱极大破坏了这个稳定的地方行政编制和乡里社会体系。在十六国时期分裂局面最为深化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北方十六国除在个别地区有官方乡里体系的影子,绝大多数的乡里组织已为坞壁所取代。有相当一部分人们从此在一个个独立的坞堡里面避乱,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拥有一定的防御性武装,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水经注》中提到的县城、镇、乡、聚、村、戍、坞、堡等聚落接近4000处,小型城邑与都会达3000处[9](P17,P164)。如陈寅恪先生说:“那时北方城市荒芜不发达,人民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坞由此得以占据北方社会最重要的位置。”[10](P141)因此,从晋末开始,乡里坞壁与宗族乡党就成为北方社会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是当时乡里社会人们相对稳定的栖息地。所以,晋末的文学史发展动向,不仅要看到存在“南渡”的情况,也要看到文学力量“还居乡里”、聚于坞壁的情况。

  坞壁与晋末胡族政权之间关系复杂。一方面,它们之间发生的战争和对抗十分激烈,如石勒曾经在“武德坑降卒万余”,令“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1](P2711)。但是另一方面,坞壁力量与胡族政权又存在合作关系。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派石勒攻陷魏郡、顿丘诸垒壁。石勒靠这些坞壁中的“垒主将军”和“都尉”的力量[10](P123),曾“简强壮五万为军士”。“都尉”,即刘聪政权设置的统治一方居民的地方长官[11](P172)。后赵在石勒称王之前,在坞壁中征调军粮租税,“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1](P3093-3094)。而大量的北方士人正是聚集在这些类似战争夹缝的坞堡之中。

  坞壁在战争的夹缝中存续,这是它能发挥文化、教育功能的先决条件。自汉魏以来,乡里社会中一般具备自有的教育体制。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提到过一些关于乡里教育体制的内容:“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砚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12](P9)“(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如正月焉。”[13](P68)“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13](P71)这样的旧制,在避乱宗族中所构成的坞壁之中亦可能存在。乡里坞壁除了必须保障坞壁内人们的安全以外,也充分考虑宗族内部文化传统的延续。如三国时田畴之坞壁,数年间曾至五千余家。这一坞壁中的“五千余家”,相当于西晋太康时最为繁荣的司州地区一个县以上的人口[14](P540-542),而在人口尚少于西晋的东汉末期,这个数字其实更为可观。在这个庞大的坞壁体系之中,田畴重法明礼,积极经营[15](P231),一切井然有序。其中“兴举学校讲授之业”,保证了教育体制的运转和文化的传承。坞主本身其实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乡里士人,本身往往就是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统治阶级中的当权分子,要么是武力强盛的堡坞主,要么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或者二者合一[11](P169)。

  坞壁之中的人际关系形态,更多是建立在坞主与坞民之间“救济与感恩”的关系基础上[7](P194)。西晋末年的坞主,皆因德行而获得领导权。郗鉴至乡里之后,“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而郗鉴将所得往往分给宗族及乡曲孤老,故而乡里对其评价很高,皆愿归附,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郗鉴获推为坞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1](P1797)。郗鉴能够成为坞主,是由于他具备“归依仁德”的气节,以及对宗族的保全之力。郗鉴本人也同样依靠乡里的救济得活,《世说新语》详细描述了永嘉丧乱之后郗鉴获得乡人救济的故事。刘孝标补注曰:“永嘉末,天下大乱,饥馑相望,冠带以下皆割己之资供鉴,元皇征为领军迁司空太尉。”[16](P14)这种相互依存的情况在晋末是较为多见的。

  类似例子还有庾衮。自八王之乱开始,庾衮从洛阳回到家乡,并且因为时势而“逾年不朝”。之后他们带着家族迁入“林虑山”,后来又迁入“大头山”,所领坞壁被称为“禹山坞”。他为人“言忠信,行笃敬”,他所领的坞壁除了修建防御工事,甚至建立了一些礼仪制度[1](P2283)。史称“衮学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死后门人因感慕其为人,为其树碑[1](P228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四《兵家类》有著录庾衮所撰写的《保聚垒议》二十篇:“庾衮《保聚图》一卷。右庾衮撰。《晋书·孝友传》载衮字叔褒。齐王冏之倡义也,张泓等掠阳翟,衮率众保禹山,泓不能犯。此书序云:‘大驾迁长安,时元康三年乙酉,撰《保聚垒议》二十篇。’按冏之起兵,惠帝永宁元年也,帝迁长安,永兴元年也,皆在元康后,且三年岁次实癸丑,今云乙酉,皆误。”[17](P416)从题目上推测,这本结集应该包括了一些讨论如何在堡壁之中生存的文章,而且应该就产生于坞壁之中。它虽属于兵家类的书籍,纯文学价值不高,但它的存在说明在坞壁之中同样可以进行创作。

  西晋时期的士人为防止书籍流散,一度采用“积石为仓”的办法,在坞壁中保存书籍。王嘉《拾遗记》中记载曹曾积书万余卷。“及世乱,曾虑书箱散失,乃积石为仓,以藏书籍,世名‘曹氏书仓’”[18](P46)。这属于个人藏书的隐蔽之所。而郭仲产《秦州记》云永嘉前后,也有在洞窟之中藏书的:“河陕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19](P266)“唐述窟”是羌语,意思是“鬼窟”。时亮则为人名,无相关史料可稽,但从这个洞窟以其姓名命名来看,时亮很可能是坞堡之坞主,因为坞壁也常以坞主之名来命名。而这种藏书处,很可能是为了避免战乱带来的图籍焚毁而自行营建的。这说明在战乱之时,乡里知识分子努力实现书籍的保护,将之下移到乡里的远僻之处。

  从目前一些残存作品来看,一些武将出身的坞主在戎马之间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才能,坞主李矩即是一例。李矩在刘渊攻陷平阳之后,被乡人推举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1](P1706)。在与胡羯相持的若干年中,李矩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并不多,最后队伍分崩离析,幸存下来的人,一部分投降石勒,一部分则希望南渡投诚东晋,最终却“众皆道亡”,此四字可以让人想见当时南渡之艰难与悲壮。这位生平经历曲折的坞主,今有两则短文存世,皆戎旅间作。一为书信《敕郭诵》,只存数语:“汝识唇(一作存)亡之谈不?迎接郭默,皆由于卿。临难逃走,其必留之。”[20](P2086)这几句言简意赅,军旅文辞,无意于词藻雕琢。另一为四言祷辞《祷子产祠》,云:“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20](P2086)撰写这篇祷文的背景是,东晋建武二年,李矩打算夜袭刘聪从弟刘畅,但士卒有所恐惧,于是以巫师在子产祠中祷告,并扬言“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以振士气[1](P1709)。这仅存的十六个字,透露了李矩是在借子产来言说对现实的郁愤。虽然用词直露无文,但亦可显示慷慨之气。

  在当时的情况下,宗族越大,越利于建造坞壁自保。河东蜀人薛氏所建立的坞壁,史上颇有声誉。薛氏“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三薛历石武、苻坚数代,常凭河自固,与之对抗,直到姚秦时代才开始出仕[2](P941)。“薛强仕后秦姚兴为镇军将军,并、冀二州牧,薛帛任后秦姚泓建威将军、河北太守,从上述各人列传中观察,其任职河东地区行政长官者,如柳恭、薛强、薛帛等,大都是羁縻关系。”[21](P125-126)关于河东薛氏的情况,清初思想家赋予其更多的民族意义,如王夫之评价道:“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刘琨不能保其躯命,张骏不能世其忠贞,而汾阴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渊)、石(虎)、苻(坚)者数十年。”[22](P429)顾炎武同样提到:“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于其朝。”[23](P100)这些评论带有褒扬性质,但薛氏在晋末并不出仕于刘、石,也是因为刘、石的势力范围当时并不在汾阴地区。薛氏在此地势力庞大,他们对于州郡文化的保存之功,至少延续到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河东薛氏从一个乡里坞壁的规模发展为当地强宗,历代能人辈出,影响深远。如薛辩之子谨,“容貌魁伟,颇览史传”,始光年间,太武帝诏奚斤讨赫连昌,以之为前锋向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迁秦州刺史,将军如故。”[2](P942)所谓“新旧之民”,应该有很多本身就是薛氏坞壁之荫户。薛谨在此承担了文化首领的任务,和薛氏居于河东、抵抗群胡时的坞主身份有所类似:“(薛)谨自郡迁州,威惠兼备,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2](P942)隋代著名文人薛道衡,亦是出自汾阴薛氏。

  总之,从西晋末年到十六国时期,坞壁能够维持小范围社会的相对稳定,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全华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贡献。在坞壁之中,乡里宗族的私学教育和坞主的文化影响等因素,能够为这个小型社会带来文化的延续。然而也需要看到,坞壁因为是军事防御组织,要考虑到内部安全,是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的,这种封闭性导致坞壁之中的文学活动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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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蔡丹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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