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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简《孔子诗论》“颂”论及其诗学史意义
2018年02月24日 08:17 来源:《文艺研究》 作者:徐正英 字号

内容摘要:“颂”论丰富孔子诗学思想体系,颠覆先秦诗论、乐论不分的定见,昭示先秦由音乐附庸到单句取义再到系统化文学性解《诗》的诗学走向,促使学界重估先秦文学思想整体发展水平,反思事物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规律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不完全适用性。二、“颂”论对《周颂》内容性质的解读孔子所归纳的赞颂平德、多写文王、汇报功业三项内容是否符合《周颂》的文本实际呢?需要我们研读作品本身来验证。合并观之,孔子在总论《诗经》四大门类时,“大雅”、“小雅”仅及诗歌文本而未及音乐与歌唱,“邦风”则虽及诗歌文本与歌唱而未及音乐演奏,唯有“颂”这一门类音乐、歌唱、诗歌文本三项表现特征均依次概括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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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出土文献《孔子诗论》“颂”论是今见最早的论“颂”专论。其对《周颂》内容性质所作“平德也”、“多言后”、“成功者”三个方面的概括,比传世文献中汉儒为“颂”所下定义多出一项内容,更符合《周颂》文本实际;又以“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逖,其思深而远”分层评述《周颂》音乐、歌唱、诗歌文本风格特征,甚为确当,尤其是对文本精神实质的评论,凸显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有重要现实警示意义。“颂”论丰富孔子诗学思想体系,颠覆先秦诗论、乐论不分的定见,昭示先秦由音乐附庸到单句取义再到系统化文学性解《诗》的诗学走向,促使学界重估先秦文学思想整体发展水平,反思事物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规律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不完全适用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先秦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综合研究”(批准号:15AZW004)、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前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研究”(批准号:15ZDA13)成果。

  作者简介:徐正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孔子的诗学思想是有完备体系的,这一体系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体现得比较集中①。其对《诗经》的讨论分三个层面:先分组解读《诗经》63首(包括六首逸诗)作品的单篇内容;再分类归纳评述“颂”、“大雅”、“小雅”、“邦风”四大门类诗作的内容性质与风格特征;最后揭示诗、乐、文三大文艺类别的各自本质。其中第二个层面尤为重要,正式开启了“颂”、“雅”、“风”理论研究的先河,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体认《诗经》的基本性质及孔子的诗学思想体系,还能启发我们更为科学地把握先秦文学思想的整体发展水平及先秦两汉诗学的大体走向,而“颂”论在第二个层面中又最具代表性。

  一、简文原意及其与《周颂》之关系

  上博简《孔子诗论》简文为:

  [第二简]□□□□□□□□寺(时)也,文王受命矣■。《颂》平德也,多言後(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篪(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第三简】□□□。[《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哀)矣少(小)矣。《邦风》其纳物也溥(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惟能夫□□□□□□□【第四简】□□□□□□曰: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罢(戚)惓(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第五简】□□□□□?[曰:《大雅》]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②

  由简文可见,第二简和第三简的行文是统一的,尽管因简残致行文中断,但仅依现存简文中“颂”、“大雅”、“小雅”之“德”字句后的“多言後(后)”、“多言□”、“多言难”推断,都分指三类作品所写内容,并且分别是对上句“×德也”的具体阐发。所以,几个“德”字句都当指作品门类内容而不是指风格特征。同时,每个“多言”句之后的文句则又都是讲风格特征,如“其乐安而迟”、“衰(哀)矣少(小)矣”、“其言文”等,亦可反推“德”字句是论内容而不是论特征,因为不可能前后是论风格特征句而中间无端插入一句论内容性质句。因此,“《颂》平德也”一句中的“平德”,整理者马承源的考释应该符合文本原意,“平德”当指平成天下之德③。

  “多言後(后)”一句原考释解为“文王、武王之后”。其实此解似难以疏通文意,是泛指后面的一切,还是指多写文王、武王以后的事,抑或指多写文王、武王之后的各王?其他人的解释也含混不清,似有意回避。笔者以为,此句的“後”字不是前后之“後”,而是“后”的通假字。“後”字甲骨文、西周金文均写作“”,右侧上半是结绳之形,乃以结绳记世系先后之意;右侧下半是倒脚趾之形,系在结绳之下表示世系在后之意或绳索绑脚表示滞后之意。此乃上古结绳记世系旧制的遗存。“后”字甲骨文写作“”,左上是人之形,右下是倒子之形,合为女人产子之态;西周金文写作“”,与甲骨文的区别在于倒子周围多了几个点,表示羊水或婴儿头发。可见“后”的本义乃一族之始祖母,是母系氏族之酋长。如此,“後”与“后”的本义指向一个是向后延,一个是向前溯,似走势相反不宜通假,但事实上在先秦典籍中却又经常通假互用。正如清代语言文字学家刘淇《助字辨略》卷三云:“後,又通作后。”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需部》亦曰:“后,假借为後。”⑤先秦之所以二字互通,一则通假乃先秦同音字使用通例;二则“后()”之倒子在“人”后,故徐中舒认为其本身即可引申为前后之后;三则春秋、战国礼坏乐崩,时人为了冲破礼乐的束缚,有时故意破坏一些礼制规定,王贵元认为在通假字的使用上也是如此,他们偏让取向相反的字通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言两字通假,高亨《古字通假会典》仅战国、秦、汉传世文献就举例句29例⑥,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仅战国出土文献就列举例句12例⑦。其实,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还有更为典型的例句,如早于战国的传世文献《尚书·洛诰》“惟告周公其後”句,《通典·礼十五》便引“後”作“后”⑧,民国尚书学家杨筠如又进而解该句为“以周公留守洛邑之事告之文武也”⑨,也就是将“後”解作“后”,将“后”具体坐实为文王、武王,此解获得公认;又如同为上博简的出土文献《容成氏》,其第十二简云:“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後,见舜贤也,而欲以为後。”⑩第十七简云:“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後,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後。”(11)第三十三、三十四简云:“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後,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後。”(12)文中6个“後”字无疑都是“后”的通假字,只有解作君王而不能解作前后之后句子才通。同理,以“后”通假“多言後”之“後”,句意才能通畅,“后”当解为先秦、两汉通用的君王。《说文·后部》曰:“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13)尽管此解为后起引申义,但在先秦文献中已普遍使用。而具体到《诗》、《骚》文献,则又多用来指代周文王,如《大雅·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毛传》“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14);《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毛传》“二后,文、武也”(15);《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王逸注“后,君也。谓禹、汤、文王也”(16);《毛诗小序》“《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中的“后妃”,指周文王(“后”)的妃子(“妃”)太姒(17)。所有例句指代他王虽有变化,但都包括周文王这一点却是固定的。据此,笔者以为“多言後(后)”应是说多写周文王。

  “诗其犹平门”是对“颂”、“大雅”、“小雅”、“邦风”分类形式的一句总评,不是专对“颂”而言的。学界对“平门”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此不赘引。春秋吴国城门四面八门,北面的两门称为平门和齐门,当是“平门”的原始义。黄怀信解为平齐行列(18),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平分“门类”之义。

  综上,上博简《孔子诗论》中“颂”论文本的大意可译为:

  孔子说:“颂”是歌颂平成天下功德的诗,内容多写周文王。其音乐安和而迟缓,其歌声宽缓而悠长,其歌词思深而虑远,太好了……《诗》就好像平分的门类……有写事业成功内容的如何归类?说:归到“颂”诗中。

  观孔子如上之评,他应该是专门针对《周颂》而言的,当不包括《商颂》和《鲁颂》在内。理由如下:

  依学界共识,《鲁颂》4首属于后来入选作品,皆写鲁僖公。鲁僖公比孔子早百十来年,并非历史上有重要建树的人物,《駉》颂其养马众多,《有駜》颂其与群臣宴饮,《泮水》颂其克淮夷在泮宫庆功,《閟宫》颂其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整体而言,不仅没有忧患之意,反而有阿谀之嫌。按常规,诸侯国国君是不可能进入“颂”诗的,颇有僭越之虞。所以不少学者认为,是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最后删定《诗经》时自违其例将母国之君补编进去的。“颂”论所评的“其思深而远”的“颂”诗当不应包括《鲁颂》在内。

  《商颂》5首,千百年来其创作时代问题成为《诗》学史上几大著名学术公案之一,商朝旧作说与宋国晚出说互为消长,迄无定论。而孔子又是如何认定《商颂》时代的呢?依笔者推测,他将《商颂》视为宋国晚出作品的可能性较大。依据有二:

  其一,《国语·鲁语》最早所载周大夫闵马父言《商颂》整理情况的那段著名文字“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19),出于孔子尚年幼的鲁襄公时期。后来孔子曾专程到洛阳考察学习过周礼,依时间和孔子经历推测,这段名言他未必没有读到或听到过。依常识推断,若孔子知道此名言,他对这段文字无非进行两种解读:一则如王国维所释,“校”读作“效”,也就是“献”(20),认为要么是正考父将自己珍藏的宋国怀念商朝故国的旧作献给了周太师,要么是正考父将自己创作的怀古之作献给了周太师;二则是将“校”解为“校勘”,认为正考父将周太师所存的作品进行了校勘整理。问题是无论孔子对“校”作何种理解,不论是正考父自作,宋人旧作,还是周太师所存,最早也只能上推到西周,原文并没有明言周太师所存之作就是几百年前的商人旧作,周太师保存的也可能是西周统治时期的宋人旧作。正考父乃孔子七世祖,是跨越两周之际的著名历史人物,为宋国戴公、武公、宣公三朝执政大臣,乃孔家的荣耀。依孔子强烈的贵族情结,他将《商颂》理解为自己的先祖所存或所作不是没有可能。

  其二,以《诗经》作教材教授弟子,并对《诗经》进行过整理,使“《雅》、《颂》各得其所”(21),是孔子亲口所言的事实。而这个“各得其所”首先考虑的应该就是“三颂”、“二雅”五类作品“类”的排列顺序。依生活常理,如果孔子认为《商颂》产生年代最早,他又自称“丘也,殷人也”(22),就应该将其排在“三颂”的最前面,可我们所见之《商颂》却被置于了“三颂”之末。这就说明,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但在孔子心目中《商颂》很可能是宋人晚出作品,所以应放置在最后。再说,今存5首《商颂》皆为充满自豪感的颂祖念宗之作,常被后人列入“吉礼”中,确实并未发现蕴有“其思深而远”的忧患意识。因此,孔子在概括“其思深而远”的“颂”诗风格特征时,不一定会将他认为晚出的《商颂》考虑在内。另外,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毛诗大序》为“颂”所下定义,也是专指《周颂》而不包括《鲁颂》和《商颂》的(23)。

  总之,孔子“颂”论认为《周颂》诗篇主要由祭祀歌颂文王、武王的内容和后代周王向祖先汇报功业的内容构成,其中颂德之作又以歌颂文王的内容为主。他同时又认为,《周颂》的音乐特征是安和而迟缓,歌唱特征是宽缓而悠长,诗歌文本的精神实质和风格特征是思深而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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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徐正英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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