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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的咏史诗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
2017年11月03日 08:39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马昕 字号

内容摘要:袁枚对咏史诗创作提出了两条具体要求:一是“新义”,即思想内容上的高超识见,需要借助学识与想象两套方法来获得。一、引言:咏史诗在袁枚诗学世界中的地位袁枚是清代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学界对其诗学观念的研究已有相当积累,但很少从单一题材类型入手。而赵翼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在写作咏史诗这件事上,他都被袁枚比下去了,足见袁枚对咏史诗确实具有相当浓厚的兴趣。三、“隽永”:咏史诗的艺术追求袁枚认为,咏史诗除了在思想内容上要有“新义”,在艺术效果上还要富于“隽永之味”。研究袁枚对咏史诗的批评观念和风格追求,一方面有利于我们丰富对咏史题材本身的认识,因为袁枚是清代著名诗人中创作咏史诗的代表,在咏史诗整个发展史上也有鲜明特色和一席之地。

关键词:袁枚;史诗;咏史;创作;批评;诗人;翻案;诗话;读者;题材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咏史题材在袁枚的诗学世界中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他一生中写下二百余首咏史诗,对咏史诗的创作方法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管窥其咏史诗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袁枚对咏史诗创作提出了两条具体要求:一是“新义”,即思想内容上的高超识见,需要借助学识与想象两套方法来获得;二是“隽永”,即在艺术风貌上形成感情深沉悠远、意味绵长不绝的效果,获得的途径有幽默、形象和用典这三种。袁枚自己在创作中基本遵循这两条标准,但也有不合之处。

  关 键 词:袁枚/咏史诗/批评观念

  作者简介:马昕(1986- ),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一、引言:咏史诗在袁枚诗学世界中的地位

  袁枚是清代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学界对其诗学观念的研究已有相当积累,但很少从单一题材类型入手。本文特别关注袁枚对咏史诗的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是基于咏史题材在其诗学世界中的独特地位。

  首先是他自己对写作咏史诗兴趣浓厚,创作数量可观。据笔者统计,《小仓山房诗集》所收的4 461首诗中,有236首属于咏史题材,占比约为5.3%。这个比例算不算高,要看跟谁比较。有学者从《全宋诗》所收录的27万余首诗中统计出宋人创作的咏史诗共有7 000余首[1]114,比例是2.5%到3%之间。众所周知,宋代是一个史学发达并且流行“以学问为诗”的时代,咏史诗的创作数量应该是比较多的。而袁枚咏史诗的比例又是宋人平均水准的两倍左右,当然算是很高了。再看与袁枚同时并且诗学思想接近的性灵派副将赵翼,他有5 000余首诗[2]30,据笔者统计,其中的咏史诗有240首,占比不足5%,也低于袁枚。而赵翼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在写作咏史诗这件事上,他都被袁枚比下去了,足见袁枚对咏史诗确实具有相当浓厚的兴趣。

  其次,咏史诗与袁枚的文学生涯有着很深的渊源。袁枚自幼年起,就对史书和古事很有兴趣。他年仅4岁时,喜欢听姑母沈夫人给他谈论历史掌故。袁枚所作《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铭》中记载:“姑少娴雅,喜读书,从礼而静,为大父所钟爱。枚剪髫时,好听长者谈古事,否则啼。姑为捃摭史书稗官,儿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以故枚未就学,而汉、晋、唐、宋国号人物,略皆上口。”[3]1265-1266袁枚5岁时,叔父袁鸿也承担过这样的任务,《双柳轩诗集·哭健盘叔》(其二)有“五岁早教前古事”[4]36之句,可以为证。特别是他七岁时,偶然读到老师史玉瓒所作的一首《仆固怀恩传》,“偷读而记之”[5]351。这几乎是袁枚与诗歌最早的接触,启发了他对诗歌最初的兴趣。

  再次,袁枚的咏史诗具有独特的创作现场,更能表现其真实的诗歌追求。袁枚自37岁彻底归隐于随园,直至82岁去世,虽是隐士,却并不隔绝尘俗,反而经常要跟文坛、政界人士往来,在这迎来送往、觥筹交错间,他写下了很多应酬之作。有学者统计,袁枚的应酬诗有1 600首左右[6],超过他全部存世诗作的三分之一,这当然会影响到袁枚整体的诗歌创作水平。而咏史诗恰如一股清流,几乎绝无应酬之句,反而更靠近袁枚的真实性情。另外,《小仓山房诗集》各卷都有明确纪年,将其中236首咏史诗按年编排,会发现:26首作于少年漫游南北与流落京城时期,16首作于翰林院学习时期,6首作于南京候任时期,23首作于外放任职时期,46首作于赴陕西任职途中及任上,46首作于晚年漫游时期,这些诗都不作于随园,一共有163首,占比69.1%。从这个角度来看,袁枚的咏史诗主要记录了他在随园之外的思想与情感状态,也最能摆脱请托应酬的枷锁。虽然袁枚长期居于随园,但他的咏史诗多产生于漫游期间,得力于江山之助,比较近似于所谓的“怀古诗”。关于“咏史”和“怀古”的差别,学界观点有三:一是认为二者不同,如施蛰存认为:“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7]239二是认为二者相同,如沈祖棻认为:“我国古代诗歌当中有所谓览古或怀古的作品,就题目而论,虽属地理范围,但既是古迹,就必然具有历史意义,所以它们在实质上是一种咏史诗。”[8]163-164三是认为二者同中有异,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怀古诗和咏史诗是有区分而又很接近的两类诗。大体上说,怀古诗是就能够引起古今相接情绪的时地与事物兴发感慨。咏史诗则无须实际事物做媒介,作者直接以史事为对象抚事感慨。由于两者都是咏‘古’,又时有交叉,界限并不很严。”[9]421而笔者认为,以上的见解都是以唐诗为分析对象;而咏史与怀古在唐代以后渐趋合流,差别愈来愈小。尤其在袁枚的创作中,若结合其生平与诗集编排体例,就知道有很多作品是登临遗迹而作;但若只看文本,则会误以为是书斋写作。这是因为袁枚的怀古诗并没有停留在抒情写景的套路中,而是充分调动其才情与灵机,发表与众不同的议论。所以,我们在讨论袁枚咏史诗的时候,几乎可以忽略咏史与怀古的细微差别,这也是本文以“咏史”二字概括整个咏史怀古诗的原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袁枚不仅长期、大量地创作咏史诗,而且对咏史诗的创作方法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认识;此外,他在《随园诗话》中对其他诗人的咏史作品也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通过这两方面材料,再结合其自身的创作实际,我们可以考察袁枚对咏史诗抱有何种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

  袁枚对咏史诗有特别的兴趣,当然还与他对史学的兴趣有关。著名史学家钱大昕甚至还称赞过袁枚“研精史学”[10]《答袁简斋书》,580。袁枚则在作史方法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作史者,只须据事直书,而其人之善恶自见,以己意定为奸臣、逆臣,原可不必。”[11]65但毕竟作诗不同于作史,咏史诗也非“有韵之史书”。如果一首咏史诗只是将史事一五一十铺陈而出,即便合于格律,琅琅可诵,也缺少诗的“意味”。例如,他这样批评诸葛亮的《梁甫吟》:“晏子以二桃杀三士,事本荒唐;后人演为《梁父吟》,尤无意味。而孔明好吟之,殊不可解。”[5]168《梁甫吟》诗云:“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12]《梁甫吟》,54从写作技法上讲,《梁甫吟》停留在对史实的简单叙述与咏叹上;而从思想价值上讲,袁枚认为二桃杀三士本是一件荒唐事,根本不值得歌颂和纪念,诸葛孔明却缺少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史学品位,写出的这首咏史诗当然也就“尤无意味”。这不正是要在史实叙述之外“以己意”判定是非吗?甚至可进一步说,判定是非恰是咏史诗的妙处所在,诗人理应表达出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至于表达出“什么样”的看法,以及该“怎么样”去表达这些看法,袁枚做出了如下规定:

  读史诗无新义,便成《廿一史弹词》。虽著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5]58

  袁枚首先指出,咏史诗要有“新义”,否则就成《廿一史弹词》。这规定了咏史诗思想内容上的特点,也就是“什么样”的问题。杨慎《廿一史弹词》以“三三四”句式和浅近文言叙述历史大事,这样一种通俗作品,当然不能指望它有什么新颖的历史阐释观点。但咏史诗人应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而一谈到“新义”,就难免要出现议论。古代诗学史上,人们对“诗中能否掺杂议论”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展开过复杂的争论,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问题的背后是深厚的唐诗、宋诗两大传统。袁枚虽然对唐宋之争向来没什么兴趣,但大概也希望在两个阵营之间求得一种平衡。于是,他一方面主张咏史诗要有新义,要有议论;另一方面又对咏史议论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使其更靠近具有蕴藉含蓄之美的唐诗风格。因此,袁枚又提出咏史议论要有“隽永之味”。这就规定了咏史议论的表现方式,也就是“怎么样”的问题。我们下面就从“新义”和“隽永”两方面入手,结合袁枚对他人作品的评论与其自身作品的风貌,来分析袁枚的咏史诗创作观念与风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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