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学 >> 古代文学
晚清戏曲宗元观念与王国维的元代戏曲研究
2017年10月10日 08:40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马丽敏 字号

内容摘要:焦循、梁廷楠、姚燮、俞樾等人的戏曲评论与研究中,宗元倾向非常明显,为元曲“一代之文学”观念注入了丰厚的理论积淀与材料基础,并直接影响了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他融中国传统戏曲观念、研究方式与西方文艺理论为一体,借助于对元杂剧的研究推举现代学术观念,完成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现代转型,也促成了现代戏曲研究格局的形成。《宋元戏曲史》不仅是元代戏曲研究乃至中国戏曲史的奠基之作,实际上也是明清两代推举元代戏曲的特殊个案,为二十世纪以来元代戏曲的特殊地位开启了新的局面,明清戏曲宗元在现代学术上的另类延展与具体表现皆与之相关。

关键词:王国维;梁廷楠;文学;元曲;观念;戏曲研究;汇编;杂剧;中国;元代戏曲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晚清至民初是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焦循、梁廷楠、姚燮、俞樾等人的戏曲评论与研究中,宗元倾向非常明显,为元曲“一代之文学”观念注入了丰厚的理论积淀与材料基础,并直接影响了王国维的戏曲研究。王国维对元剧“文章”的重视,对“自然”观念的强调,对“悲剧”、“意境”等的阐释,固然有传统诗文、戏曲观念的影响,但与晚清戏曲家的建构更为前后相接,吸纳借鉴之迹明显。他融中国传统戏曲观念、研究方式与西方文艺理论为一体,借助于对元杂剧的研究推举现代学术观念,完成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现代转型,也促成了现代戏曲研究格局的形成。

  关 键 词:晚清戏曲/宗元观念/王国维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戏曲宗元研究”(项目批准号:11BZW06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俞樾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4FZW039)、黑龙江省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俞樾与晚清文学思潮嬗变研究”(项目批准号:13C04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丽敏,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编辑,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晚清至民初是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在依然以传统的评点、曲话、序跋为主的批评形态中,在戏曲创作呈现出来的题材处理方式尤其是“以议论为剧”的意识里,对元代戏曲本质的探索、文学史地位的确认、文体体式特征的概括,乃至本色、自然、意境及悲剧特征等的推崇等等,依然兴味不衰,碎金散玉时现,这使王国维(1877~1927)终于集腋成裘,融中国传统戏曲观念、研究方式与西方文艺理论为一体,借助于对元杂剧的研究而推举现代学术观念,完成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现代转型。《宋元戏曲史》不仅是元代戏曲研究乃至中国戏曲史的奠基之作,实际上也是明清两代推举元代戏曲的特殊个案,为二十世纪以来元代戏曲的特殊地位开启了新的局面,明清戏曲宗元在现代学术上的另类延展与具体表现皆与之相关。如是,考察晚清时期戏曲宗元观念的演变,探讨其表现形态和话语方式,分析其文化根源之所在,辨析其对传统戏曲研究的继承与突破及存在的不足,庶几可以对当代戏曲研究有所裨益。

  需要强调的是,文学史上的“晚清”多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段,然而文学观念与思潮的发生与发展首先是一个不间断的量的累积过程,形成本质性影响的社会和文化生态并非朝夕骤变而成,故本文更关注变化生成的过程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这仍然是晚清文学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段。相应地,对于材料搜集与整理的考量,也同时关注焦循(1763~1820)《剧说》《花部农谭》《易余籥录》等与梁廷楠(1796~1861)《藤花亭曲话》,之于晚清及民初戏曲研究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大致以焦循、梁廷楠始,至王国维止。

  一、“宗元”旨趣与元曲“一代之文学”观念的确立

  明清两代戏曲宗元思想不断强化,元曲为“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命题之一。追根溯源,学界公认王国维居功至巨。1913年初,《宋元戏曲史》完稿,王国维在“自序”中指出: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

  将元曲与楚骚、汉赋等并列,誉为“一代之文学”,并非王国维原创,然既为一代之表征,却未能得到主流观念的基本尊重,这是促成他对元代戏曲进行科学研究的原因之一。由于这是一项全新的学术研究,在材料开掘、观点阐述、体系建构等方面都需要独辟蹊径,新开天地,故其自信地说:“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②《宋元戏曲史》确实是近现代戏曲研究中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而与此书同时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王国维对元曲“一代之文学”地位的推崇。同时代学者虽有不同学术立场,然在这一观念上却殊途同归,多有应和。如胡适基于进化论观念,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道: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③

  尤其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现当代戏曲研究的观念、重点和学术范式。许多学者已就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总结,如指出这种观念的真正动因是肯定元曲的文学地位,抬出已稳坐文学宝座的唐诗、宋词,乃是为了给元曲张本而提供一种“坐标”;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评价各代文学成就、总结文学发展规律的定论,并且一直或明或暗地左右着古代文学研究,区划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等等。④仅以文学史的编撰为例,有代表性且产生较大影响的,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62)中,“元代文学”一编共列九章,杂剧与元曲占了八章,诗文只占一章;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元代文学”一编共分八章,其中元代诗文仅占一章,其余七章亦均为杂剧、南戏与散曲。直至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元代文学”一编共分九章,元代杂剧、南戏、散曲占七章,而诗文亦仅占一章。当代学者从事戏曲尤其是元代戏曲研究时,往往引用王国维此段论述,或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奉其为不刊之论。相关论述较多,暂不敷陈。

  根据现有材料,从元曲方兴未艾时人们已经开始对其文学史地位进行评判,如罗宗信为《中原音韵》作序时已经说道:“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⑤明清时期屡有应和之声。王世贞《曲藻》“自序”云:“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⑥李贽《童心说》亦云:“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⑦虽具体所列每一时代之标志性文学体裁有所差别,但将元曲列为元代文学的代表则无异议。以至李渔也在《闲情偶记》中轻描淡写地表示:“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⑧晚清时期,此说更盛。焦循云:“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孟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仍论其诗,失之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⑨李黼平(1770~1833)为《藤花亭曲话》所作序亦云:“《扶犁》、《击壤》后有三百篇,自是而《骚》,而汉魏六朝乐府,而唐绝,而宋词、元曲,为体屡迁,而其感人心移风易俗一尔。”⑩胡盍朋(1826~1866)《汨罗沙传奇例言》载:“严沧浪云:‘《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余谓五变而为宋人小词,六变而为元人杂剧。”(11)可见元曲为“一代之文学”观念的普遍性。

  如是,现当代一些学者在分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偏颇与缺陷时,执今以律古,对于王国维元代戏曲研究之成就及其价值也不免有所异议。事实上,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在讨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时,多数学者从理论到理论分析这一观念的成就及不足,评价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者盛赞王国维在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对元代戏曲研究的开创;或者认为其仅仅是对传统文体代胜论的继承,因而存在巨大的理论缺陷,却都没有将这一观念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实践及其时代转型背景结合起来。一部分学者对王国维盛赞焦循的忽视或不理解,即表明其对王国维元代戏曲研究承继与创新特征认知上的隔膜。

  1909至1910年,在《宋元戏曲史》成书之前,王国维已经完成《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角色考》等著作。虽然各有不同关注点,但皆是旁征博引,集采众家,通过对中国历代史书、笔记、小说、戏曲、诗、词、文、赋等材料的梳理,从戏曲史料的文献层面考察、归纳“戏剧之源,与其迁变之迹”(12);对作家生平,剧情本事,戏曲体制、名目、角色等进行整理、考辨、订正等。基于此,提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13)等一系列著名论断,最终完成戏曲研究史上的奠基之作《宋元戏曲史》。他以戏曲为学问,追根溯源,并将学术的兴奋点始终停留在元代戏曲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宗元倾向,如认为:“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14)“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15)

  而誉元曲为“一代之文学”,以晚清戏曲研究而言,旗帜鲜明而有较大影响者,不能不追述至焦循。1909年,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说道:

  曲之为体既卑,为时尤近,学士大夫论之者颇少。明则王元美《曲藻》,略具鉴裁;胡元瑞《笔丛》,稍加考证。臧晋叔、何元朗虽以知音自命,然其言殊无可采。国朝唯焦里堂《籥录》,可比《少室》;融斋《艺概》,略似《弇州》。(16)

  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指出了戏曲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艺术上的鉴赏,一是文献上的考证。他已经注意且重视焦循的戏曲研究,将其《易余籥录》与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相提并论,“唯”与“可比”二词,已可看出在清代戏曲研究者中他最推重焦循。几年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又有评论焦循之言:

  三百年来,学者文人,大抵屏元剧不观。其见元剧者,无不加以倾倒。如焦里堂《易余籥录》之说,可谓具眼矣。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17)

  这一评价又上了一个台阶。文中所谓“三百年”,如按实指,可追述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左右的晚明,如是虚指,至少可包括整个清朝。以王国维之博览群书,不可能看不到元明诸人之言论,然而,于众人之中他独推焦循,肯定其尊崇元曲的文学代胜观,自有其独具匠心之处。梁启超对焦循的评价或可道出其中关键,他指出:“以经生研究戏曲者,首推焦里堂,著有《剧说》六卷,虽属未经组织之笔记,然所收资料极丰富,可助治此学者之趣味……”(18)当代学者亦认为:“以考据学治戏曲,是朴学大师焦循治学的一大特色。对戏剧的考据,自明嘉靖间胡应麟肇其迹,明后期至清初代不乏人。然论考据之精细,成绩之显著,则首推焦循。”(19)

  焦循为乾嘉学派扬州派著名学者,博学多艺,被誉为是“于学无所不通”、“于经无所不治”(20)、“学乃精深博大”的“通儒”(21)。焦循视词曲为“造微之学”(22),“每得一书,必识其颠末”(23)。他在《易余籥录》《剧说》《花部农谭》等著作中对戏曲的脚色、本事源流以及人物等多有考辨,对作为戏曲源头的元代戏曲的尊崇情感非常突出。他特别申明自己“独好”花部的原因:“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24)花部与元剧的三大相似之处,是他理解的花部存在的合理性。而其欲“元专录其曲”,且赋予元曲以“一代之所胜”的评价,直接启发了王国维戏曲研究的理路。关于这一点,当代学者多次给予充分肯定,叶长海表示:“王国维后来戏曲研究的巨大成功,得力于焦循处甚多。”(25)黄霖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本从焦循那里借鉴而来。”(26)

  焦循之后,以经学家身份而从事戏曲研究、评论与创作成就最著者还有俞樾(1821~1907)。俞樾被誉为清末“最有声望”(27)的经学大师,有“中国经学家殿后之巨镇”(28)之称。俞樾直接将历来被视为小道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称为“学问”,说道:“注史笺经总收拾,近来学问只稗官。”(29)在“《曲海》”条目中亦指出:“学问无穷,即此可见矣。”(30)他的《小浮梅闲话》《湖楼笔谈》《茶香室丛钞》等书中记载了大量小说、戏曲的考证资料,丰富的考证成果曾为鲁迅、胡适等人提供借鉴。他对陈烺、余治、刘清韵等人戏曲作品的评价与推崇体现出鲜明的宗元倾向,如评刘清韵戏曲作品“以自然为美,颇得元人三昧”(31)。其《读元人杂剧》之一有云:“乔马关王各擅长,须知杂剧即文章。流传百种元人曲,抵得明时十八房。”并赞同臧懋循元时取士有填词科之言。(32)

  晚清从事戏曲研究有较大成就者还有梁廷楠、姚燮(1805~1864)、刘熙载(1813~1881)等。梁廷楠著有《藤花亭曲话》,其考证评论亦从元代开始。卷一考证元明清人所著戏曲之名目及数量。特别是,其列目每以元人开头,且先杂剧后传奇。其布局已经暗含以元为首为尊之意。卷二主要评论元代戏曲。卷三主要评论明清戏曲(出于对比的需要,两卷常有涉及对方处)。从篇章结构上可以看出,梁廷楠已将元代戏曲定位于一个源头或成熟形态的高度。姚燮《今乐考证》是记载宋金元明清作家与剧目之集大成者,所涉剧目包括南戏、传奇、杂剧及花部,其戏曲观念在《今乐考证》框架结构的构纂上已经鲜明地体现出来。《今乐考证》分“缘起”(2个)、“宋剧”、“著录”三大部分。其中“著录”部分是正文,共十卷,即以“元杂剧”开端,宗元倾向非常明显。刘熙载撰写了《艺概》,主要包括《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将戏曲与经义、诗、词、文、赋、书法等作并列研究。上文王国维将刘熙载比拟王世贞,认为其对戏曲进行了“鉴裁”,其对元杂剧特征的概括、元代戏曲作家的推崇,同样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乃至清末天僇生(王钟麒,1880~1913)所云,“元之撰剧演者,皆鸿儒硕士,穷其心力以为之”,“古人之重视演剧也如此”(33),以元代戏曲家为标榜,提倡戏曲改良。此外,还有一些戏曲的序跋、题词、评点,或注重文献考证,或注重艺术鉴赏,然而考察其中所蕴含的对戏曲的认知,可以很清晰地梳理出戏曲宗元倾向的发展脉络。

  以上可见,晚清时期,以文学代胜观念为戏曲辩护有广泛的影响,而当焦循、梁廷楠、俞樾等学者以考据学方法研究元代戏曲,或者对戏曲艺术成就进行品评鉴赏时,为元曲“一代之文学”观念提供了丰厚的材料积累,也为宗元思想的进一步确立夯实了理论基础。至王国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34),已经历史地决定了其以元代戏曲研究为中心和重点的视界。借助于西学的观念和方法“转移一时之风气”,完成继承传统而又有现代学术规范与理论体系的成果《宋元戏曲史》,而且“示来者以轨则”(35),成为现代戏曲研究史上的奠基之作,其实是晚清乃至古典戏曲理论演进之于他的必然选择。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696 64.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wxgg3.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