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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类”视阈下的先秦预言及其文学意义
2016年05月03日 09:12 来源:《文学遗产》 作者:韩高年 字号

内容摘要:预言并非完全是《左传》《国语》等历史叙述的附庸,而是一种集叙事、议论、抒情、解释说明为一体的独特文体。先秦预言作为一种叙事单元,既具备独立性,也可以参与宏大叙事的建构,对后世中国古代小说、戏剧、诗歌等有重要的影响。二)先秦预言广泛地“参与”各种叙事文本,形成了预叙特别发达的中国古代叙事传统,其影响之巨大,既见于史著,更见于文学。这种二重性导致了预言在之后发展的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从操作层面开启了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术数文化的洋洋大观,从文学层面则导致了中国古代史传、小说等叙事文学在谋篇布局、人物刻画、情节设置、创作素材等多方面的种种模型和套式。

关键词:叙事;预言;小说;后世;形成;文体;文本;国语;叙述;影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先秦典籍中有大量的预言,据其实例来看,预言虽然还只是一种口头言说的言辞方式,但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撰制和表述模式,其发表者往往是当时掌握文化知识的巫祝卜史或富有美德学识的卿大夫。从语体模式、作者、文例、传播等方面来说,预言已经具备了成为一种文体的基本要素。预言并非完全是《左传》《国语》等历史叙述的附庸,而是一种集叙事、议论、抒情、解释说明为一体的独特文体。先秦预言作为一种叙事单元,既具备独立性,也可以参与宏大叙事的建构,对后世中国古代小说、戏剧、诗歌等有重要的影响。

  关 键 词:先秦预言/文体特征/文学意义

  作者简介: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等。

 

  所谓预言,就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①,其形式是“言”,属《周礼》太师教国子的“乐语”②之一。换句话说,预言是人们通过建立特定“预兆”与某种意义指向之间的关联而企图预知自身命运、国家兴亡和事件进程趋势的一种思维活动和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具有特殊的语言模式和语体风格的解说性话语形态。预言是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见于《圣经》的《大先知书》四卷和《小先知书》十二卷,约写定于公元前760年至前460年之间,是古代以色列人“先知”的预言集③;记录贞问神谕的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山海经》中关于自然和人类命运的预言,则是华夏上古时代宣示神谕的原始预言文本。除此之外,先秦典籍如《诗经》《尚书》《逸周书》及诸子中尚多见各种类型的预言,大多依据灾异、卜筮、梦兆、星象、歌谣、相术等非理性因果关系,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预言对特定预兆与结果关系的解说已颇具人文性。有的预言甚至以历史经验与道德理性为前提,十分重视预言事件主体的德行、礼仪。就其内容与语言形式而言,“先秦预言”包含的类型十分丰富,具备了文类的特征。前人对预言的关注大多限于《左传》《国语》,且所涉不够深入④,对“先秦预言”这种文类的语体特点及文学价值的讨论还不多。本文拟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 先秦预言的“文类合法性”及其文体特征

  就传统的文体观念而言,将先秦预言作为一种文类来研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先秦预言是不是一种文类?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古今学者均将预言视为一种文类。如谶讳是预言的一种,刘勰《文心雕龙·正讳》虽批评其虚枉,但仍肯定其“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⑤,显然是将其视为文类。再如朱熹亦说:“《左传》预言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⑥顾颉刚曾说:“古人最喜作豫言,也最肯相信豫言。那时的史官就是制造豫言的专家。”⑦“豫言”即预言,顾氏显然是把它视为一种文本形态或话语方式的。今人王和从史料来源方面深入考察,认为《左传》中的许多预言既不是出自左氏编造,也不是出自后人附益,而是由左氏取自各国专门载录预言的史书⑧。张高评认为,《左传》之预言,于事为预言,于文则逆摄提振、激射伏应;于小说则为半露半藏、扣人心弦之“悬念”处;于诗笔,则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之“言外有意”。若论历史使命,《左传》预言之“言外有意”,则又归本于经世资鉴之精神⑨,指出了“预言”的“事”“小说”“诗笔”等不同文本形态。可见古今学者都将预言视为一种形态丰富的文类。

  其次,预言之“言”,为言说,亦为言辞。从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至《山海经》《左传》《国语》等载录的实例来看,预言是内容相对完整、形式基本固定的话语单元和文本单元。虽然大多数先秦预言还只是一种口头传播的言辞,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撰制和表述模式,并且也有典籍所载录的数百篇以上的例文⑩;有些由巫官、史官或“君子”制作的预言被《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传的编者采入,既参与、丰富了史传的叙事,又具有相对的文本独立性。这种情形和后世史书采录制诰、奏议、诗赋等文章而入史传相似,不能因此而否认被采录之文的独立性。

  再次,预言是一种专门的“技术”,预言的创作和传播主体十分明确。先秦时期,筮占型、灾异型、相术型等神秘性预言的制作、发表者往往是掌握专门知识的卜官、史官,而察言观礼型、逻辑推理型等依靠历史经验和事理逻辑的预言大多出自那些富有美德、学识和文采的卿大夫及“君子”。比如晋国的卜偃、史苏,郑国的梓慎,都是卜官或史官;而鲁国的叔孙豹、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等,又都是各国的“博学君子”。赵光贤认为《左传》中的预言最初是单独流传,后被搜集、排比,编入“志”“语”等文献(11)。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有一种《占书》,其中提到“古之《亡国志》”,并载录了上古时代根据日月星象判断国家兴亡的预言数则(12)。《逸周书·史记》中也载录了类似的预言数十则(13),也应属于《亡国志》一类专门集录预言的文献。《左传》中的一些预言,可能就是采录于这类“志”。

  最后,预言代有其文,其形式大体不变。这与中国古代其他文类的发生、发展规律完全一致。预言起源于夏、商以前(14),大盛于春秋战国。从商周时代到春秋末叶,虽然预言这种话语方式的语体形式大体未变,然而从其内在逻辑而言,已经由主要依据灾异、占卜(筮法、星占、谣占、梦占)和相术等解说休咎吉凶,演变成为从事件主体的德行和事件本身的内在规律出发来进行预言。换句话说,预言的逻辑推理及人文色彩越来越浓,而前兆迷信的色彩越来越淡。

  预言在秦汉时代有所分化(谶讳一枝独大),魏晋南北朝、唐宋及此后也代有其文。秦汉以后的各类预言,不仅向民间扩散,而且还继续“文学化”,由谣占型等取韵文形式的预言而发展出“预言诗”(15)、“预言偈语”(16),由其他叙事性预言而发展出“预言小说”(17)。

  由以上几点来看,先秦预言已经具备成为一种文类的基本要素,且在叙事方面具有独特功能和价值。从文体类别方面大略言之,预言属于解说之文,但它与一般的解说之文又有所不同。一般的解说之文侧重于对经典或经典性话语(圣哲先贤之嘉言善语)的“释义”(exegesis),即从历史及文化背景中确定此前形成的“经典”文本的意义,或者对经典进行符合当下需要的解释和说明;而预言则以事件为核心,侧重于对事件进程和人物命运做合乎某种规则的推测性解说。郭英德认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首先萌生于人们对特定社会行为的分类,不同行为方式的区别类分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原初的生成方式,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原初形态无疑是以不同的‘言说方式’作为类标准的。当一种言说方式被人们约定俗成地确认为某一类名以后,与这种‘言说’方式对应的文辞方式就形成具有特定文体特征的文本方式。”(18)先秦预言正是一种由预言行为引起,带有原始思维特征,并且具有推断预知倾向的实践性话语形态。它具有如下特征:

  (一)先秦预言是一种“类文本”,包含着多种次生的类型。

  根据预言制作和发布所依据的思维原理的不同,学者们将其分为灾异型、卜筮型、谣占型、梦占型、相术型五种(《〈左传〉预言之基型及其作用》,《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第52~59页)。据笔者研究,实际上应当还有星占型、察言观礼型、逻辑推理型三种。这样,共计有八种。另外,从语言形式上来看,先秦预言有韵文型、散文型与对话型等多种次生类型。如《周易》卦爻辞中包含的预言、利用童谣的预言等,大多有韵,形式如诗。《左传》《国语》中有的预言,则有人物一问一答,采取对话体;还有一些预言,则类似说故事,采用散文体。由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来看,先秦预言是一种包含着次生形态文本的“文体丛”,或者说是一种“类文本”。

  (二)先秦预言大多是“因事而发”。

  归纳先秦时期预言的例文可以看出,预言的撰制与发表具有特定的机制,即预言常常是因事而发。其制作、发表者常常是先叙述事件,然后根据成例(19),借助于解释占卜之辞、灾异、谣谚、梦境、个人在社交场合的礼仪是否得体等,对某个政治事件的结果或个人的命运加以分析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预见性言说。这里说的“事”,就是事件。这些事件或者关乎个人的命运,或者涉及家国的兴亡、战争的胜负等等,它既是预言的具体对象,又是预言撰制的动因。“因事而发”的特点在预言实例中容易看出,兹不赘述。

  (三)预言文本具有特定的组织模式,并常以“其将……”“必……”等带有推测、判定意味的预测性话语引出预言结果。

  从甲骨卜辞、《周易》卦爻辞,至春秋时代的预言,都表现出稳定的文辞模式。完整的预言文本一般包括四部分:即“预言背景叙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预言关联事件叙述(灾异、星象、筮占、梦境、谣谚、相貌、举止等)+预言性分析(人事天象的异动与当事人或事件之关系)+验辞”。其中在预言性分析部分中,常以“其将”“必”“其有”“其亡”等专属性词汇引出预言的结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

  “有鹆来巢。”书所无也。//(鲁大夫)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成之世,童谣有之曰:‘之鹆之,公出辱之。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褰与襦。鹆之巢,远哉摇摇。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鹆,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鹆来巢,其将及乎?”//……己亥,公孙于齐,次于阳州。(20)

  为分析的方便,我们用“//”对这个文本进行了划分。在这个预言中,“鹆来巢”属于预言的背景性叙事,是引发预言的“事件”;师己所引的童谣,是预言关联事件叙述;“童谣有是”以下,是预言性分析;因为“鹆”之兆有特定的神秘预示,且已见于此前鲁文公、鲁成公之世。如今“鹆”又见,故师己据此预言“三桓”将驱逐鲁昭公。“己亥,公孙于齐,次于阳州”是验辞(21)。“公孙于齐”,“公孙”即鲁昭公;“于齐”是说被逐失位,奔于齐国。《史通·杂说》云:“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檿弧箕服’,章(彰)于宣、厉之年;‘征褰与襦’,显自文成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鲁大夫师己引童谣作为“预兆”,这个预兆处处暗指“三桓”将要驱逐鲁昭公之事,这是一种韵文形式的政治预言,把谶语的神秘性、预言性与歌谣的通俗性、流行性相结合,以歌谣的通俗形式预言人事的祸福与政治的成败。这是一个完整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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