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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论”之重释与近现代纯杂文学论
2016年02月29日 08:24 来源:《文学评论》2015年第20155期 作者:周兴陆 字号

内容摘要:郭绍虞则将“文笔之辨”的内涵转换为文学性质上“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以与现代文学观念相接榫,并将这种分别上溯至先秦两汉的“文学”“文章”之辨,据此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系统化”。第一编《总论》主体内容就是根据上引《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一文改写而成的,第四编《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区别”是根据《文笔与诗笔》改写而成的,其中赞叹说:“时人对于文学的性质,辨析到如此,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第二讲“文学之分类”,选了阮福《文笔对》,刘天惠、梁国珍、侯康、梁光钊的四篇《文笔考》,宋翔凤《论文笔》,刘师培《文笔词笔诗笔考》,王肇祥《文笔论》,章太炎《文学论略》和郭绍虞《文笔再辨》,意即文学可分为“文”与“笔”,即“纯文学”与“杂文学”两类。

关键词:阮元;骈文;郭绍虞;刘师培;文学观念;文笔论;文言;章太炎;文学批评史;之文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文笔论”是六朝文学批评的重要论题,唐代以后归于沉寂,直至清代中期又被重新提起。阮元发起“文笔之辨”,曲解其内涵,将有韵无韵之别偷换为骈散之分,试图确立骈文观念的正统合法性。“骈散之争”一直延续至晚清民国,是文学论争的重要话题。刘师培、章太炎、黄侃面对新的时代问题而对之作了不同的回应。郭绍虞则将“文笔之辨”的内涵转换为文学性质上“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以与现代文学观念相接榫,并将这种分别上溯至先秦两汉的“文学”“文章”之辨,据此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系统化”。郭绍虞借鉴近现代理论把旧学讲得系统化,其现代学术眼光和理论探索精神值得肯定;但与阮元一样,都是“六经注我”式的过度阐释。

  作者简介:周兴陆,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传统与近现代诗学的变与通”(项目编号:12BZW074)的阶段性成果。

 

  “文笔论”是六朝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论题,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揭明它的基本内涵。唐代以后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文笔论”归于沉寂,直至清代中期随着骈文派的崛起,又重新被提起,特别是阮元对“文笔论”作过专门的探究,并提出新的见解,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至近代刘师培尚沿承其说,当然也激起章太炎等的抨击,黄侃采取调停纷争的态度。郭绍虞则在辩驳的同时吸收了阮元“文笔论”的有益因素,并与外来的纯文学、杂文学观念相接榫,而对传统文学批评史作出新的诠释。

  一 阮元:为骈文立基而曲解“文笔论”

  阮元自小就受到深厚的“选”学传统的浸润。幼为《文选》学,八岁时,师从扬州名儒胡廷森(号西棽)学《文选》①。后与汪中、凌廷堪、孙梅等扬州学派人物交游,成为清代中期骈文派的中坚力量,仪征骈文渐有与桐城派古文分庭抗礼之势。桐城派响应官方的程朱理学,授人以法,文士学子纷纷响应,乃至后来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②之叹;但扬州学派坚守“选学”传统,提倡骈文,以相抗争。方东树云:“扬州汪氏(中)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③孙梅的《四六丛话》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则是在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外建构骈体文的统序和典范。而给予骈文派以理论支撑的,则是阮元对“文笔论”的重新阐释。阮元早年对“文笔之辨”并不自觉,汇辑有韵、无韵文章的别集还命名为《诂经精舍文集》《揅经室文初集》。40余岁后,“心窃不安,曰此可当古人所谓‘文’乎?僭矣,妄矣!一日读《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谓文者,此也。著《文言说》,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经、史、子区别之,曰:此古人所谓‘笔’也,非‘文’也。然除此,则可谓之文者亦罕矣。六十岁后,乃据此削去‘文集’,只命曰‘集’而刻之”④。至道光年间刊刻《学海堂集》《揅经室集》时,则都只名曰“集”,而不名为“文集”。除了《文言说》之外,阮元还作了《文韵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等,申论他的“文笔论”和骈体文学观,并在学海堂以“文笔”策问课士,教儿子阮福与弟子拟对。阮福、刘天惠、梁国珍、侯康、梁光钊等人均撰《文笔考》之类文章,收入《揅经室集三集》卷五或《学海堂集》卷七,并单独刊刻行世,成为嘉庆、道光年间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事件。

  阮元重新提出“文笔论”并加以新的诠释,实则是一种学术策略,旨在为骈文派的主张确立理论的根基。具体来说,其要义如下:

  一、采用“依经立论”的方式,将用韵比偶的骈文观上溯至《周易·文言》,试图确立其文学观念的正统合法性。“依经立论”是古人著书立说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立论者总是想方设法地比附经典,甚至于牵强曲解。阮元的《文言说》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所谓孔子的《文言传》的。他说:

  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尔雅·释训》,主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二十条,亦此道也。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唯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这一段话,正反论证,言之凿凿,似乎骈体文的规则在孔子《文言》中就已确立了,后人作“文”不用韵,不比偶,就是违反孔子之道!但是,《易传·文言》篇题的“文言”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历来解释多有歧出:一曰“文王之言”。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文言》即“文王之言”的意思。二曰“文饰为言”。《经典释文》引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⑤三曰“释经文之言”。孔颖达《周易注疏》曰:“今谓夫子但赞明易道,申说义理,非是文饰华彩。当谓释二卦之经文,故称文言。”此外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刘瓛解释曰:“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阮元对于这些歧解均置之不顾,而仅取其中符合自己理论主张的“文饰为言”的解释为自己的理论确立根基,故后来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重提梁武帝的解释以批驳阮元的说法。其实阮元所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也是对前人“文饰为言”的有意曲解。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和《总术》都将《文言》解释为“言之文也”,即有文采的言,文是文采、文饰的意思,并非阮元所谓“用韵比偶”那么狭隘。《文言说》作为骈文理论的核心,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就连阮元的同乡后学李祖望也不能接受,重作了一篇《文言说》,逐一批驳阮元的观点,提出《文言》“盖总文王之卦辞爻辞而解之也”,即承续梁武帝而非阮元的解释。针对阮元所谓《文言》多用韵多用偶,李祖望列举大量例子证明“有不韵者”,“有不偶者”;最后针锋相对地驳斥曰:“必以《易》乾坤之《文言》用韵用偶,为千古文章之祖,孔子故自名之曰文言,知非传《易》之本意矣。”⑥可见阮元作《文言说》将立其论,而适足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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