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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教神话与华夏核心价值 ——从玉器时代大传统到青铜时代小传统
2015年07月07日 09:17 来源:《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201412期 作者:叶舒宪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考察玉石崇拜和神话信仰现象(即“玉教”),作为史前玉器时代的文化大传统要素,如何在进入华夏文明国家的过程中衍生出金属崇拜及神话信仰。依据出现时间的早晚,将伴随文明而来的青铜时代和随后的铁器时代视为小传统,将先于文明和文字而存在的玉器时代作为大传统,提示构成并拉动玉器时代发展的神话观,在物质与精神的数千年互动中探寻华夏核心价值的原型编码及再编码。玉石神话信仰或“玉教”是中国史前文化大传统在数千年间孕育的最重要精神遗产,它对文明国家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分别起到拉动经济和引领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文化功能。玉器到金属的转移,种种关于金属神秘性力量、魔力、法力的信念、想象和描述,无非是玉器通神通天的史前大传统神话信仰的转移和再造,或者称升级版的玉石神话。

关键词:神话;玉器;文化;金属;玉石;信仰;文明;铁器时代;华夏;图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考察玉石崇拜和神话信仰现象(即“玉教”),作为史前玉器时代的文化大传统要素,如何在进入华夏文明国家的过程中衍生出金属崇拜及神话信仰。依据出现时间的早晚,将伴随文明而来的青铜时代和随后的铁器时代视为小传统,将先于文明和文字而存在的玉器时代作为大传统,提示构成并拉动玉器时代发展的神话观,在物质与精神的数千年互动中探寻华夏核心价值的原型编码及再编码。

  关 键 词:玉教神话/玉器时代/大传统/金属神话/核心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叶舒宪(1954- ),北京市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

 

  中华文明发生期存在一个长达数千年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玉器时代,其基本作用是继往开来,完成自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换过程,从一般石器材料中先筛选出晶莹剔透并代表天神的玉石,随后又筛选出能够冶炼熔铸的金属矿石,由此成为孕育东亚洲文明的最重要母胎,或许还可以比喻为华夏国家的摇篮、温床。玉器时代(或“玉兵时代”)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代,对应着西方考古学所称的“铜石并用时代”?这是中国学界新近讨论的问题①,目前的争论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部分学者不同意使用“玉器时代”这样无法与世界史接轨的新术语[1]。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铜石并用时代一定有铜器生产。从时间尺度上看,早在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兴隆洼文化出现早期玉礼器生产和社会上层人物的佩玉现象时,所谓铜或其他金属生产在东亚地区还远远没有出现。大约又过了四千年,即到龙山文化时期,以冶金技术的使用为标志的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才真正到来。在距今三千到两千多年的两周之际,再度伴随技术进步而迎来一个铜铁并用的新时代。

  就此而言,从八千年前到四千年前这一段基本没有金属的史前期,长达四千年之久,过去都简单地称之为石器时代,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也符合世界考古学的惯例;但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古国相区别的神话信仰之根,就在这种普世性的通用命名中被淡化、遮掩了。文化基因层面的特质,无法有效地在全人类一致的进化模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中彰显出来。笔者在《“玉器时代”的国际视野与文明起源研究》②中曾经论证过,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初始阶段都伴随着一个崇拜玉石并使之神话化和神圣化的阶段,世界范围内唯有中国人崇玉爱玉的流行观点需要获得国际视野的重新权衡。所不同的是,苏美尔、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将青金石、绿松石崇拜与金属崇拜(金、银、铜)并列在一起,各种玉石、宝石和贵金属结合起来,构成宗教价值观的象征资源。这和华夏进入青铜时代之后的情况是类似的,汉语成语中所谓金声玉振、金枝玉叶一类说法,是此类金玉并重价值的华夏明证。成书于铁器时代的《山海经》一书,一方面特别提示新近发现的铁矿产地③,还有在一地物产记录中同时记录铁这样的文明时代新矿产和水玉、苍玉这样来自石器时代的老牌宝物资源。如《西山经》记载的渭水支流竹水流域的竹山自然资源情况: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有草焉,其名曰黄雚,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阳多竹箭,多苍玉。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2](P29)

  乔木、铁、药草黄雚、竹箭和苍玉,是《山海经》作者对竹山拥有当地资源的报告要点。如果去掉植物,就剩下铁和玉两种矿石!同书同篇随后的一大段记述,更显出邻近的七座山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

  西次二经之首,曰钤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橿。

  西二百里,曰泰冒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铁。浴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多白蛇。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数历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其木多杻,橿,其鸟多鹦母。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其中多白珠。

  又西百五十里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雄黄,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其中多馨石、青碧。

  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其兽多虎豹犀兕。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

  又西二百里,曰龙首之山,其阳多黄金,其阳多铁。苕水出焉,东海流注于泾水,其中多美玉。

  又西又西二百里,曰鹿台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银……[2](P39-41)

  归纳起来看,这七座山的矿产资源如下:

  1.钤山:铜,玉:2.泰冒之山:玉,铁,藻玉;3.数历之山:黄金,银,白珠;4.高山:银,青碧,馨石;5.女床之山:赤铜,石涅;6.龙首之山:黄金,铁,美玉;7.鹿台之山:白玉,银。

  总共十二种矿产资源中,大体上可归属于玉石类的有八种(玉、白玉、美玉、藻玉、青碧、馨石、石涅、白珠);金属矿石类则占四种:金、银、铜、铁。这种新老物质资源并重,但玉石类老资源占多数的情况,或许仍然符合“铜石并用”这个术语的本意。不过《山海经》成书的战国时代,早已脱离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确实地进入铁器时代了。在《山海经·五藏山经》末尾处有一段托名为禹的评语,对新老物产资源的评价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

  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2](P220-221)

  这个站在“天下”立场上发出的“国用”物产资源总评,只对出铜之山和出铁之山做出数量说(铁矿资源的统计数字3690是铜矿资源数字467的近9倍),而对先于金属时代的古老玉石资源情况未置一词,原因或许就是当时的铜铁类金属工具和武器已经成为国家攻战防卫的第一实用物质。所谓“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说的就是这种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国家军事活动特有的资源依赖。不过,相对于《山海经》经文中的金属和玉石资源并重情况,这一段托名“禹曰”的话显然不可能出自夏禹时代,而是体现出铁制武器流行之后(即战国以后)的时代价值观的。因为四千多年前的夏代初年,铜且尚未普及,更不用说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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