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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诗歌的赋体渊源
2014年06月11日 07:05 来源:《文学遗产》2014年1期 作者:余恕诚 字号

内容摘要:李贺推重赋家赋体,多次引司马相如自喻。对相如赋的“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似“神化所致”,李贺以“笔补造化天无功”艺术精神,追随于后;相如的“虚辞滥说”与李贺的“虚荒诞幻”,亦皆曾受到“夸过其理”与“理或不足”的非议。李贺诗歌的多种题材内容,对赋家皆有所继承;赋体的隐言谲说被李贺纳入诗性思维,用于抒情状物、创造意象、锤炼字面,以更加诡异的形式出现,直接影响到诗境与风格,体现了长吉体奇诡僻艳的面貌。考察李贺诗歌的赋体渊源,有助于认识文学史上不同文体之间的交融互动关系,同时亦可证钱锺书所称之“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从而避免诸多给贺诗附会政治背景的臆说。

关键词:李贺;司马相如;赋体;影响;赋家;题材;隐语;钱锺书;李贺诗歌;大人;美人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李贺推重赋家赋体,多次引司马相如自喻。对相如赋的“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似“神化所致”,李贺以“笔补造化天无功”艺术精神,追随于后;相如的“虚辞滥说”与李贺的“虚荒诞幻”,亦皆曾受到“夸过其理”与“理或不足”的非议。李贺诗歌的多种题材内容,对赋家皆有所继承;赋体的隐言谲说被李贺纳入诗性思维,用于抒情状物、创造意象、锤炼字面,以更加诡异的形式出现,直接影响到诗境与风格,体现了长吉体奇诡僻艳的面貌。考察李贺诗歌的赋体渊源,有助于认识文学史上不同文体之间的交融互动关系,同时亦可证钱锺书所称之“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从而避免诸多给贺诗附会政治背景的臆说。

  【关 键 词】李贺/诗歌/赋体/渊源

  【作者简介】余恕诚,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唐诗风貌》等

 

  李贺诗歌瑰奇诡谲,后世在阐释上分歧极大。主观臆测,假说附会,是挥之不去的幽灵。针对“欲以本事说长吉诗”者,钱锺书曾尖锐批评:“皆由腹笥中有《唐书》两部,已撑肠成痞,探喉欲吐,无处安放。于是并长吉之诗,亦说成史论。”(《谈艺录》七《李长吉诗》)此种弊端,从根本上讲,是研究者把主观之见加于长吉,与作品的实际内容往往并不相符。面对此种情况,笔者认为不妨把某些无根据的附会史事之说搁置一边,而就李贺创作的渊源与来路作一番认真考察,并以此作为辨识李贺诗歌思想内容和艺术的重要依据。因为作者注意接受、大量吸收的是前代何种文学资源,追慕效法的是哪些作家,对他们自身的创作走向,必然有着深刻影响,探其源而识其流,无疑是认识李贺诗歌的一条有效途径。

  论李贺诗歌渊源,杜牧《李贺集序》称之为“《骚》之苗裔”,是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屈原《离骚》等篇,是赋的源头,汉代人直接以之为赋。若据此而论,则“《骚》之苗裔”,理应包含赋家赋体对李贺的影响在内。但历史资料显示,后代在理解或阐发杜牧的说法时,多半是从楚骚影响长吉最为显著的那种奇情幻思、比兴手法和幽峭意境等方面着眼,至于楚骚是否以赋体特征影响李贺的问题,学者们可能是将《诗》、《骚》与汉魏至唐代之诗,都作为前后一脉相承的诗体看待,而未予深究。事实上,《骚》在诗赋之间,其文体归属本即特殊,彼此界限暧昧,若把《骚》体影响简单归之为赋的影响,亦未必妥当。有鉴于此,本文论述,一般不再牵扯屈原的作品。考察范围主要着眼于赋体进一步确立之后,以司马相如等为代表的赋家对于李贺的影响。“相如始为汉赋,与(扬)雄皆祖(屈)原之步骤”①。理清屈原以下赋家对长吉体的影响,“乘其流者返其源”,则屈赋与李贺之间的传递关系,也会认识得更为清楚和全面一些。

  一 李贺与司马相如

  李贺诗中有一突出现象:凡具有用以自比意味的古人,绝大多数都是赋家或诗赋兼擅的文人。有宋玉、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赵壹、张仲蔚、边让、曹植等。其中,西汉大赋家司马相如,被提到的次数尤多,共七见。有“长卿牢落悲空舍”(《南园十三首》其七)、“马卿家业贫”(《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茂陵归卧叹清贫”(《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四)、“园令住临邛”(《恼公》)、“为作台邛客”(《河阳歌》)、“相如冢上生秋柏”(《许公子郑姬歌》)、“长卿怀茂陵”(《咏怀二首》其一)。除此七处外,《还自会稽歌》是杜牧《李贺集序》中特别提到的两首诗之一。此诗代梁代文人庾肩吾(庾信之父)抒情,表达其将守贫贱以终老,而于世事未能完全释然的悲凉情怀。诗中写肩吾“秋衾梦铜辇”、“脉脉辞金鱼”,心情沉重复杂。诗前又有长序云:

  庾肩吾于梁时,尝作《宫体谣引》以应和皇子。及国势沦败,肩吾先潜难会稽,后始还家。仆意其必有遗文,今无得焉,故作《还自会稽歌》以补其悲。

  这样的诗与序,确实如杜牧所说,是“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但问题是李贺凭什么揣测庾肩吾必有遗文,乃至为其代作诗歌?《梁史》和《南史》有关庾肩吾的传记,并没有可供引发这种猜想的材料,引发李贺的只能是他所最为心仪并视为同调的司马相如。相如遗文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相如病免家居,死前留下《封禅书》,是李贺“探寻前事”,联想揣测庾肩吾“必有遗文”的依据。清人萧琯云:“此诗(按:指《还自会稽歌》)正用此结。”(《昌谷集句解定本》卷一)所言甚是。可见,李贺实际上是怀有一种司马相如情结,借代为庾肩吾作歌,抒写从相如到自身那种在牢落中难以泯灭的用世之心。

  明白《还自会稽歌》构思与用事,若再读李贺的《咏怀二首》其一,对李贺的司马相如情结当会有更深的认识,诗云:

  长卿怀茂陵,绿草垂石井。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梁王与武帝,弃之如断梗。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

  题作“咏怀”,正如清人黎简所说:“此长吉以长卿自况也。”前半写赋闲家居情景,结尾则掉转说相如在屯贱牢落中仍有遗文,留书言封禅事,而武帝取之,用于封禅。诗不仅借咏相如写自己的消闲自适,同时亦借相如留有遗文,写自己虽赋闲而仍著述不止(按:下一首《咏怀》其二开头即写著书),表现对世事的执着和对文才终能为世所用的期待。它与《还自会稽歌》一显一隐,而内中都直接或间接(以庾肩吾为中介)地含有对相如生活与心事的揣摩,且借以自寓。

  除司马相如外,李贺还以其他赋家自喻:“扬雄秋室无俗声”(《绿章封事》)、“曼倩诙谐取自容”(《南园十三首》其七)、“边让今朝忆蔡邕”(《南园十三首》其十)、“宋玉愁空断”(《恼公》)、“赵壹赋命薄”(《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下有张仲蔚,披书案将朽”(《感讽五首》其五)。宋玉、东方朔(曼倩)、扬雄、赵壹、边让、张仲蔚,都是以赋著名。而除了相如与上述赋家之外,其他被李贺用以自喻的古人则很少,仅范蠡(《昌谷诗》:“好学鸱夷子”)、终军、颜回(《春归昌谷》:“终军未乘传,颜子鬓先老”)、北郭骚(《感春》:“花悲北郭骚”)等极少数人。对照起来,更可以看出司马相如等赋家在李贺心目中占有的突出地位。

  与李贺同时,赏识李贺而又最受李贺推崇的人物是韩愈、皇甫湜。李贺《高轩过》称颂二人:“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韩愈、皇甫湜以古文著名。李贺却偏偏提出二人之赋,推崇到“笔补造化”的地步,这显然不是对具体作品的评价,而是特意将赋这种文体与其所敬重的前辈结合起来。赋,特别是骋辞大赋,铺张扬厉,内容阔大,作者既需要有广博的才学,又要有强大的笔力,所谓“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赋,“不歌而诵”,是用以诵读的。只有这种宏文巨制,宣读起来,才有“殿前作赋声摩空”的气势。在写法上,如司马相如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卷二),也正是可谓“笔补造化天无功”。由《高轩过》对韩愈、皇甫湜赋之极度称颂,亦可见赋体在李贺心目中地位之高。

  因看重故有借重。尽管李贺所用文体为诗体,但赋源自诗骚,诗与赋关系极近,彼此相互参用吸收,实为普遍而经常的现象。唐代又处在诗赋彼此消长、积极展开交融互动的关节点上,姚华《弗堂类稿》云:“律赋既行,古赋衰歇,格律拘束,不便驰驱,登高所能,复归于诗。于是李杜歌行、元白唱和……皆用赋为诗。”虽然只举李杜元白,而韩孟一派诗人也同样如此。特别是在文与质、辞与理的关系上,赋偏重在文与辞。《三都赋序》称赋“文必极美”、“辞必尽丽”,道出了赋体“唯美”的特征。而李贺,则如钱锺书所云:“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谈艺录》七《李长吉诗》)故而对于李贺这样的诗人,醉心于“极美”“尽丽”的赋,以赋为借鉴取资的对象,便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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