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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诗僧天隐圆至考论
2012年11月20日 19:23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期 作者:李舜臣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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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舜臣,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佛教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天隐圆至是元代著名的“诗禅三隐”之一,他不仅以遗民身份遁迹佛门,而且一生远权要,避名誉,以道味自尚,是“三隐”中最当得起“隐”之名者。圆至所著《牧潜集》,元明凡经三刻,是元代诗僧重要的别集。圆至虽不乏儒者忧生嗟世之想,但在禅心的作用下,却少了一般文士的哀戚、悲鸣。他的诗歌多写行旅胜迹、山川景物和酬答赠别,较少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婉可味。

  关 键 词:元代诗僧/天隐圆至;《牧潜集》/“诗禅三隐”



  “诗禅三隐”是元代诗僧中响亮的名号,犹如唐之“国清三隐”、宋之“九僧”。这个名号,源于元人高士明将觉隐本诚、天隐圆至、笑隐大诉三人的诗文稿,荟萃成编,曰“三隐集”,黄溍又为之鼓吹,“三隐”之名,遂不胫而走[1]。不过,这三位诗僧,除字号中均含一“隐”外,个性、诗风并不相仿。觉隐本诚长于绘画,性诙谐,行踪莫测;笑隐大诉为显赫僧官,善交游,笃忠孝;天隐圆至则“远权要,避名誉”[2],怡然以道味自尚,实际最当得起“隐”之名。圆至还是以遗民身份隐迹佛门的,这在宋末元初颇具有代表意义。

  一、天隐圆至的生平事迹

  天隐圆至,俗姓姚,江西高安人。著有《牧潜集》七卷存世。最早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材料,盖为大德三年(1299)前后方回、戴表元为他的诗文集所作之序。后来,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参稽其他史料,又作了一篇相对完整的传记:

  圆至,字天隐,高安姚氏子。季父勉,父文,叔兄云,皆中显科,为宋名臣。师按窥世相,深有所感悟于中,以咸淳甲戌出家,依仰山慧朗禅师钦公脱发,时年十九。务静退,寡交识,怡然以道味自尚。喜为文章,志弘护,非炫饰知见以自售也,故其文日益进。至元元贞间。住建昌能仁寺,说法一禀于钦,不两年弃去。师行止不恒,所居斯其最久耳。大德二年戊戌,卒于庐山,年四十三,惜无修期,以究其道之所归、化之所及,为可哀耳!有文集一卷,吴门碛砂魁上人所藏,以示紫阳方虚谷,读而醉心,叙其首刻焉[3]。

  据此,圆至的一生略可分为出家之前、仰山学道、游历吴越、庐山晚境四个阶段。

  由卒年(大德二年,1298)可以推知,圆至生于南宋宝祐四年(1256),世代业儒,季父姚勉更以词赋拔得宝祐占元年廷试第一。十九岁,至宜春仰山依临济宗雪岩祖钦出家。关于其出家的因缘,戴表元说:“江上兵事起,即去依袁州仰山雪岩钦禅师。”[4]方回也说:“咸淳甲戌年十九出家,依慧朗大师钦公脱发,有所迫而堕于浮屠欤?抑有所为而隐于浮屠也?”[5]甲戌,即咸淳十年(至元十一年),陈得芝先生说:“是年襄樊已陷落一年多,元世祖以伯颜丞相为统帅,总蒙、汉诸将及吕文焕等降将,沿汉水而下,连破诸城……宋守臣或降、或逃……一些官员见国事已不可为,或辞职而去,或径挂冠归。圆至于此时‘按窥世相’,选择了消极避祸的道路,遁入空门,盖亦情理中事。”[6]

  圆至此种“遗民”身份,还可从他日后的交游得到确认。他虽一生“寡交识”,但所交中故宋遗民却不少。《牧潜集》卷三《建昌州福圣院方蛟峰祠堂记》提到的方逢辰:“先生姓方,讳逢辰,其文学廷策第一,所试以能称。至元中召宋遗臣,先生微服入富春山,莫知所终。”①入元后长年隐居不仕的戴表元,亦颇熟识圆至。他说:“圆至师在天童、育王时,余适授徒郡郭,屡相遇于亲友袁氏舍。”[4]这里所指“袁氏”乃四明袁洪,字济源,咸淳九年出任建康府通判。元军至建康,辞职归家。《延祐四明志》卷五载:“(至元)二十七年,侍御史程钜夫奉旨求江南贤士,征以应诏,辞不起。”[7]袁洪之子袁桷撰有《师友渊源录》,罗列了其父交游的名录,其中称:“谢翱,南剑人;僧圆志(志为至之误),瑞州人,俱能古文,尚严简,气郁不自舒,困死。”[8]袁桷将圆至与南宋遗民谢翱并列,当别有深意;而称他们“气郁不自舒”,则更点出了二人内心隐蔽的情绪。圆至作为故宋士人,虽未必直接抗元,但托身佛门,介然独立,与故宋遗民声气相投,实际也为大宋保存着元气。

  圆至参雪岩祖钦的具体情形,因史料缺失,很难考实。雪岩祖钦提倡看话禅,常让门人参赵州“狗子无佛性”的“无字”,并努力融合儒释而教,说“儒之与释,虽门户不同,道之所在,只一也”[9]。释明河说,圆至“住建昌能仁寺,说法一禀于钦”。可惜圆至的说法语录未见传世,无从窥见他是否接续了雪岩祖钦的门风;倒是祖钦不摒弃外学、融合儒释的主张,对他影响颇深。圆至尝说:“佛、儒、老氏均以性为学、为教于天下,其导物之方、权巧之径不同,至于成性以通乎至神,则说之宗、学之序一也。”(《牧潜集》卷三《饶州梁山资福禅寺记》)这与祖钦的持论显然是一致的。

  根据一些史料,可推断圆至入浙约在至元十七年(1280)前后。圆至《书定慧院海书记壁》(《牧潜集》卷六)称:“东云与余偕去乡,并途而游,迹半天下。余留鄮山,东云自太白先余归,后三年,乃相见受业定慧院。”据《延祐四明志》卷七《鄞县志》,鄮山在“县东三十里”。东云,生平不详,殆为圆至同乡。圆至与他出游,当是指“自淮入浙”之事。又《书定慧院海书记壁》有“余一去一来,十年之间”云云,可见圆至在行游江浙的时间长达十年左右,而他“至元二十七年,复归庐山”,则圆至出游江浙必在至元十七年前后。

  圆至的吴越之游,对其禅学修养以及人格的完善极有帮助,其中以横川如珙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如珙(1222—1289),号横川,俗姓林,浙江永嘉人。《续灯存稿》称:“其住育王、能仁皆自公选,不依阿苟荣。”[10]后来,圆至为他所撰《塔记》还特地提及此事:“盖有奏于上者而不以告。其迁能仁亦然。自公选道废,位以求得,惟师皆自至,时论荣之。师既引宗据祖,屏遏今学,年渐岁灸,以取慕信,当教法衰残,诸老师物故,学者无所往,皆聚于师。”(《牧潜集》卷三《横川和尚塔记》)所谓“公选”,是元代一种特殊的选举寺院主持的方式,一般先由诸山保举三名候选者,然后上呈行宣政院,由主管官员拈阄选出,故又名“公会拈选”,是一个相对公平的选举僧官的制度[11]。但后来此制渐废,很多僧人为谋私权,竟阿附权贵,奴颜婢膝。横川如珙能通过“公选”而成为浙东名刹育王、能仁寺的主持,可见其道法孚众,品格独立,故圆至对此深表赞赏。

  在承天(即平江,今苏州)的碛砂禅院,圆至结识了挚友天纪行魁。据方回《次韵吴僧魁一山十绝》自注云:“僧行魁一山上人,朱姓,咸淳戊辰生,年三十二,求予序其(圆至)文,且赋十绝。”[12]戴表元《魁师诗序》云:“师所居吴中,有良父兄别业,藏书致客,规模风指,凡皆出人意表。师所以能纵游博交,耳目肺腑,豁无鄙滞者,亦有以成之而然也。”[4]行魁是一位富家弟子,交游甚广,藏书颇富,诗才卓越。后来圆至返归庐山,行魁经常寄书问候,甚至还“尝南泛长江,问其安否”。

  在碛砂禅院,圆至还注解了南宋周弼所编的《三体唐诗》。都穆《南濠诗话》曰:“长洲陈湖碛砂寺,元初有僧魁天纪者居之。魁与高安僧圆至友善,至尝注周伯弼所选《唐三体诗》,魁割其资,刻置寺中,方万里特为作序。由是《三体诗》盛传人间,今吴人称《碛砂唐诗》是也。”[13]圆至此本唐诗选注,又名《唐诗说》、《碛沙唐诗考》,后来颇为世人诟责。清人高士奇认为它“笺注语多纰缪”[14];四库馆臣称“其书诠解文句,颇为弇陋”[15](卷一九一“唐诗说”提要)。

  圆至回到庐山所住寺院,均已失考。据戴序称:“既不得已,居庐山,愈多病。”圆至一直体弱多病,在嘉兴时就称“余病眩弛,思虑务瘖”(《牧潜集》卷四《淦明甫诗集序》),在给袁桷的信中又称“比年衰势益迫,去夏大疫不食半月”(《牧潜集》卷五《与袁伯长》)。至元三十一年(1294),他应建昌路(今属江西南城)总管赵巩之请,住持能仁寺,但两年后遂辞去,重归庐山,大德二年去世,享年四十三岁。

  圆至人生的重要阶段,基本是以“游方僧”的身份行游于吴越禅林,这一定程度影响到在丛林中的地位。元代僧人地位的升降,往往不仅需要丛林印可,还要得到官方认可。因此,尽管戴表元称“今世言禅者亦多推天隐”[4],但他法嗣不显,与同门高峰原妙、及庵信等相比,声名暗淡不少。不过,圆至似乎亦并不措意于此,他很少藉师门以抬高自己的声誉②。因此与笑隐大诉等声名显赫的僧徒相比,圆至之“隐”显得更为纯粹。

  二、《牧潜集》的刊刻及流传

  圆至的诗,在生前即已结集。《牧潜集》卷一《寄海书记》:“著纸过寒如著锦,近诗成集有人偷。兴来吃尽百杯酒,直上大蒙山顶头。”此处谓“成集”,未必刊刻付梓,或仅为稿本。

  戴表元称:“魁师尝南泛长江,问其安否。今死,又惧遗稿散坠,为掇拾刊木碛砂,以传其气义,可谓能始终。而天隐为少慰矣。”[4]天纪行魁是圆至诗文集最早整理刊刻者。现存最早的《牧潜集》版本为元大德年间的刻本,藏于国家图书馆。此本卷首有《天隐禅师文集序》,署“(大德)三年己亥十月初九日丙辰紫阳方回万里序”。卷末有跋,署“大德三年天目云松子洪乔祖拜手敬跋”。此本分七部分,依次为“诗”、“铭”、“碑记”、“序”、“书”、“杂著”、“榜梳”,各部分题“筠溪牧潜集”,署“高安释圆至”。七部分又分别次以“甲”、“乙”、“丙”、“丁”、“戊”、“己”、“庚”,版心则间次“天集”、“牧集”等字样,双鱼尾,四周双边。

  黄仁生《日本现存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中亦著录了“牧潜集”,从他的描述看,日本藏本与国图藏本当为同一版。方回序不见载于四库本《牧潜集》和方回的《桐江集》,陈得芝先生亦没有注意到其中的材料,因而显得比较重要。

  《牧潜集》在至正年间,或重刻过。杨维桢作《雪庐集序》中云:

  宋南渡后,大夫无文章,乃得于高安上人圆至者,方严陵有是言也。始予怪其言之自薄。及取至文览之,则于江子、参寥辈诚有过之者,其修辞有古作者法。至后未有接之踵者,阅七八十年,而得江左外史新上人,余老友刘海持《雪庐》一编过我,征序言,观其修辞几近至,而论道亦似之。于是命笔胥录其编,凡若干首,使与至文同梓于肆云。至正丙午夏五月朔日抱遗道人书于云铁史藏室[16]。

  杨维桢的愿望是否得以实现,尚不能遽然断定,因为包括克新《雪庐集》在内,目前还未见到有至正年间刊本。据杨铸先生披露,现存《雪庐集》目前仅日本有两种刊本,即南北朝刊本和江户前期刊本,南北朝刊本前有周伯琦序,当中未提及《牧潜集》[17]。

  《牧潜集》在明初曾重刻过。释明河《书姚序后》:“前有方虚谷序,后有洪居士跋,二老皆极口称许,而少师此序,集无有也。予得之会稽祁侍御家,仍知此集国初已经翻刻。道开法友近又得残破刻本,亦无少师此文,知是元板,校对无不同者,但多诗数首耳。恨空囊萧瑟,不能梓公同好。适海虞毛子晋社兄,入山见访,合前所得,举畀之。”[18]毛晋刻本后来为《四库全书》所取,《四库提要》称:“前有崇祯己卯僧明河书姚广孝序后一篇,称初得抄本于武林,前有方回序,后有洪乔祖跋,又有姚广孝序,序为《逃虚子集》所不载。后又得见刻本,多诗数首,因校付毛晋刻之。此本即毛晋所刻。仅有乔祖跋,及明河此文,无方、姚二序,殆偶失之。”今与大德刻本互校,二者篇目、卷数乃至编排均无大异,惟无方回序,而增加了明河的《书姚广孝序后》。

  四库本《牧潜集》共七卷,卷一为“诗”,收各体诗50首。卷二为“铭”,共7篇;卷三“碑记”,共16篇;卷四为“序”,共20篇;卷五为“书”,共6篇,卷六为“杂著”,共25篇,卷七“榜梳”,15篇。

  目前,我们尚未发现《牧潜集》未收的佚诗,但此集非为全帙。四库馆臣曾指出:“明河又称,尝读《虎丘旧志》,见圆至《修隆禅师塔记》,叹其文字之妙,今此记不见集中,则不知何以不补入也。”圆至虽是方外禅者,创作诗文却极为勤勉,甚至有“诗癖”(《牧潜集》卷一《次韵答许府判见嘲诗癖之什》),而且这种“诗癖”还不轻,“难医最是狂吟病,我恰才痊又到君”(《牧潜集》卷一《赠魁天纪》)。对于这种有“诗癖”的诗僧来说,仅存50余首诗显然不符合实际的。

  三、圆至的诗歌创作

  从《牧潜集》所存的50余首诗作看,圆至似乎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诗僧”。因为他的诗很少刻意摭拾禅语话头来表达抽象的佛理,也较少用佛教常见的意象以营构澄澈的禅境。但圆至的诗又绝不能与文人诗等而观之,因为像圆至这样既洞悉世相,复能以出世间法磨砺自我心性的诗僧,是需要认真地挖掘其诗歌背后的意义的。

  圆至论诗,主张性情的雅正、平和,反对像贾岛那样的“苦吟”诗风。他说:“盖诗之用与乐合,皆所以宣民风而畅其壅,故必有和平之音,然后能养其和平之性。而孟郊、贾岛之徒,抉肝厮肺,务为险艰奇苦,以角其能,既以穷其身,又以愁于人,使读者忾然不愉,如处呻冤号痛者之侧,则亦何乐于诗而为之而读之耶?”(《牧潜集》卷四《淦明甫诗集序》)孟郊、贾岛等人的诗风,本与衲子崇尚苦行、蹇涩、贫寒的生活形态极为相类,历来为诗僧们所追摹。然而,圆至特别反感这种创作态度,以为诗歌当与音乐一样,都是“宣民风而畅其壅”,故必和平雅正,而非苦吟诗人那样呻冤号痛,呕心沥肝。他所赞赏的诗人也大多是这种“和平雅正”者,如称淦明甫诗“丰融畅茂,虽备其刻绘之巧,然终无艰难困窘之态”,称赏友人行魁的诗文“皆清丽雅正”(《牧潜集》卷五《答魁首座》)。

  然而,圆至本人却非平和之人。戴表元说他:“每见但好弈棋,劳形苦心,拈子移时,嗫嚅不即下,骨貌素癯,不善饮啖。”[4]从这一描述看,圆至的形象与苦吟诗人,倒有几分相似。圆至亲历宋季陵谷变迁,目睹了战火硝烟,他自己亦承认:“余奔走天下,遇厄穷困苦,虽激于中苦若羹火之沸、征鼓之考,终不能以哀思怨愤噍杀之言。”(《牧潜集》卷四《淦明甫诗集序》)他何以不将自己的哀思、怨愤一吐于诗?这可能与他长年作为僧人的身份相关。他说:“穷于物者剥其庐,息于外者安其居。物之接于人也,枞然擉然,峥嵘胶葛于目视耳听之间,若风之激、火之灸,所以感心动性者,日新而无穷。然君子居之,泊然无起于中,犹槁橛朽株,沃之雨露而不蘖,灭之至也。”所以,他批评“柳宗元、韩愈之徒,噭讙朝野之间,狂奔怪号,至为危言”(《牧潜集》卷六《灭堂字说》)。

  不过,圆至内心的矛盾亦隐然透露在他的诗作中。譬如,这首最能反映他遗民色彩的《逢故人》(《牧潜集》卷一):

  共看成淳上苑花,锦笺彩句敌春华。白头相见钟陵寺,我亦如君未有家。

  正如陈得芝先生说,这种稍露愤懑之声音者,在圆至诗文中极少出现。但即便这样,圆至的故国之思、陵谷沧桑之感,也冲淡于上苑春花、锦笺彩句之中,而不是像通常士人那样,多以山河凋零、杜鹃啼血的萧瑟景色烘托出来。所以,读来也非类于“哀思怨愤噍杀之言”。

  圆至的诗,更多的是与他长年的游历有关。他一生游历甚广,“遍历荆、襄、吴、越”。作为一位游方僧,他与同道一起问学参禅,畅游山水,故于所见之人、所到之处,皆寓之于诗。因之,集中写行旅胜迹、山川景物和酬答赠别,无虑大半。例如写山川胜迹者,就有《重登牛头峰》、《雪后荆林道中》、《吴王庙》、《暑途树下偶成》、《福圣院宽阴阁》、《晓过西湖》、《憩青莲寺》。长年奔走在外,免不了羁旅行役之苦,但圆至并未像江湖诗人那样表现出寒艰、苦涩的况味,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待之。例如《暑途树下偶成》(《牧潜集》卷一)云:

  火云腾焰土生烟,谁种清阴满水边。借与闲僧眠半日,免教劫烧坏禅天。

  酷暑墺热,旅途漫漫,但诗人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借水边的树荫休憩,表达了禅宗随缘任运、“平常心是道”的修行态度。

  圆至在行旅途中所记录下的山川风物,虽然很少用佛家常见的意象,以刻意表达自己作为一位禅者的心境,但细读之,却颇具禅味。如《退药山能仁憩荐福观化亭》(《牧潜集》卷一)云:“解衣樟木影中坐,露榻藕花风上眠。绝喜此身今属我,兴来随处得萧然。”写夏日樟荫婆娑,藕花散香,诗人解衣坐禅,独自眠去。“此身”者,《金刚经》云:“佛言此身相者,不因圣凡而有异同,一切幻化非实,如来者,法身也,但一切众生同具法身,何以不成如来耶?”诗人于坐禅后,忽悟“此身今属我”,实意味着他悟到佛性即自性,故称“绝喜”,末句“兴来随处”云云,则是触目菩提,满目心光,心境圆融。

  长年的行脚参方,也使圆至与很多朋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因此,集中写寄赠、离别的诗作占有很大分量,而所赠对象多为珣上人、勤灭宗、建昌黄绮秀才、冯君玉、魁天纪、宗岳、宗杰等中下层文士和禅林僧人。圆至尝说:“惟岩穴之士,无慕求于世者,止则与俱,游则与适,取诸左右而逢焉,岂友之道必其同乃合,不可以贵富强取欤?”(《牧潜集》卷三《友石轩记》)可见,他慎于交友,绝少攀权附贵,所交多为志同道合者。在诗中,圆至常表达与朋友的相交之情,例如《送勤灭宗》(《牧潜集》卷一):“出家旅殊乡,同里为骨肉。况乃情所厚,而兹忽分躅。”《送建昌黄绮秀才逾淮教授》(《牧潜集》卷一):“秋风白下沾巾别,落日青淮照影过。莫对饭盘嗔苜蓿,桑榆虽缓易蹉跎。”再如这首《送才上人再往湖南》(《牧潜集》卷一):

  近闻归又出,何事迫身忙。春路晴犹滑,山亭晚更长。竹枯湘泪尽,花发楚魂香。旧日曾行处,因君思不忘。

  《四库提要》称此诗“尚不免凡语”,含不屑之意。其实,禅林中人不必非得终日傍守古殿青灯、耽于寂灭空化之想,他们同样也生活于世间,内心存有忠孝节义,只要非出于攀权附贵、阿谀奉承之态,与世俗之人的交结当然亦值得珍重。圆至此诗所赠才上人,我们无法考知他的生平、品格,但内中所表达的情感却十分真挚,尤其颈联“竹枯湘泪尽,花发楚魂香”,构思巧妙,既关合了才上人此去之地,又表达离别时的惆怅之情。

  大体而言,圆至虽不乏儒者忧生嗟世之想,但在禅心的作用下,却少了一般文士的哀戚、悲鸣,甚至没有写出一首具有强烈现实感的诗作。从这一层面上看,圆至的诗时代感并不鲜明。当然,这样的评价,对一个方外僧人来说,是略显苛刻的。不过,相比于大诉等诗僧多将自己的诗才消耗在与文士的酬答上,圆至的诗仍很真实地描写出一个普通行脚僧的生活境遇,表达自己对现实和人生的体悟。

  圆至亦工文,所获之赞誉甚至高于他的诗。释明河称:“读之青球古瑝,层出叠见,光怪陆离,直令人应接不暇,千古绝唱,自有鬼神呵护,终不可磨灭也。”[17]从圆至的诗文创作和这些评价看,我们很疑心他在元代更可能是以文而显的。四库馆臣就说:“自六代以来,僧能诗者多,而能古文者少,圆至独以文见,亦缁流中之元臣卓然者。其诗亦有可观。”即突出了圆至散文创作的成就及在僧史中的意义。



  注释:

  ①以下所引《牧潜集》皆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另注。

  ②释明河《书姚序后》亦云:“天隐既得法仰山钦师,则与天目高峰妙公为同门昆弟,何笔墨间不少及之?是犹庄子不谈孟子,此尤见天隐之品高出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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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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