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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平衡”关系中的《鱼王》
2019年11月26日 11:07 来源:《国外文学》2018年第3期 作者:张冰 字号
关键词:生态平衡;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韩愈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从“自然生态的平衡”与“社会生态的平衡”两方面,在“生态平衡”的视野中阐释《鱼王》的独特创作意义和审美价值。关键词:生态平衡/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韩愈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生态思想与生态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5BWW029)的阶段性成果。2017年 4月,当代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В.П.Астафьев, 1924-2001)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小说《鱼王》(Царь-рыба)在中国重新出版后,备受瞩目,首印两万册几个月便销售一空,书评、网评纷至沓来。一、自然生态的平衡阿斯塔菲耶夫来自于广袤的西伯利亚,他大部分的创作都取材于此。

关键词:生态平衡;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韩愈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生态平衡”历来是世界文学的主题之一。一千年前的中国文学家韩愈已经以文学家特有的敏锐强调天人感应论,并由自然灾害引申到政治灾害。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作家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则以其经典的创作《鱼王》出色地展示了自然与人、人与社会、与社会环境系统的和谐和冲突对峙。本文主要从“自然生态的平衡”与“社会生态的平衡”两方面,在“生态平衡”的视野中阐释《鱼王》的独特创作意义和审美价值。

  关 键 词:生态平衡/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韩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生态思想与生态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5BWW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冰,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

 

  2017年4月,当代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В.П.Астафьев,1924-2001)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小说《鱼王》(Царь-рыба)在中国重新出版后,备受瞩目,首印两万册几个月便销售一空,书评、网评纷至沓来。《鱼王》在中国引起的热烈反响,或许首先应该归功于《鱼王》“生态平衡”关系中“自然与人、人与社会”的审美抒写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从始自丝绸之路的间接交往到16世纪后中俄官方间的直接往来,中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就俄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而言,19世纪中后期,旨在输入文明,借鉴其思想,中国开始了对于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但中国文学则更早地得到俄罗斯人的关注,18世纪时《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今古奇观》第二十篇话本小说)等中国文学作品便已在俄国翻译面世,尽管这篇《今古奇观》中的故事1763年在俄国发表时,是对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作品的转译。而在1880年,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1818-1900)便在俄国撰写出版了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纲要》,此后康拉德(Н.И.Конрад,1891-1970)提出了“东方的文艺复兴”等重要的论说,到20世纪上半叶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阐述的俄国文学已经成为“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中俄文学文化思想的碰撞交流,可见一斑。

  康拉德院士是俄罗斯著名的东方学家,中国学和日本学家,他在“东方的文艺复兴”研究中从“文艺复兴”问题出发,认为“文艺复兴”不是一种区域现象,它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运动。他剖析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768-824)、柳宗元等唐宋思想家、文学家的学说,认为他们“开创了新人文主义范式”,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始”。①而从中世纪转向新时代的“东方的文艺复兴”的历史发展,正是开始于中国的唐朝(7-10世纪),然后向近东和中亚拓展,13世纪到达欧洲。他说:“14世纪意大利最早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薄伽丘并不知晓,远在中国的他们的同道早在六百年前已经走上了他们所走的路。”②康拉德的论说显然打破了以往的认识中,唐朝时的中国是无法与前资本主义的欧洲相提并论的看法,体现出俄罗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传统,也显示出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唐宋哲人思想的价值认知。

  唐代确实是文学文化高度发达的辉煌时期,自古以来便是中国思想界中心问题的“天人关系”的生态思想获得了深入的开掘和探讨。唐代中叶,韩愈眼见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破坏,秦汉时的关中沃土至唐时却粮产不足,要由江淮运粮接济,深感天人关系中天与人的利益相悖,人成为了破坏天地自然的一种蠹虫。“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柳宗元:《天说》)意即人类开荒伐木等种种生产活动都是对自然的破坏,使得天地万物衰败损坏,不能顺其本性发展……因此,在主张“博爱之谓仁”(韩愈:《原道》)的韩愈看来,这是对儒家不仅爱人也要爱物,不仅要施之于人,也要施之于万物的“仁学”的反叛,而违反了自然规律者,必定会受到自然惩罚。

  其时韩愈的天人观引发了他与柳宗元、刘禹锡三人间关于天人关系理论的一场讨论,致使围绕天人之际展开的中国哲学将“天道”纳入“人道”,从而成为宋明心性论哲学的新起点。韩愈的论点不仅是汉唐间“天人合一”自然论的重要论点,而且也是对“生态平衡”问题的深刻阐发。

  如果说,一千年以前的韩愈是以文学家特有的敏锐强调天人感应论,并由自然灾害引申到政治灾害。“臣闻古之求雨之词曰:‘人失职欤’,然则人之失职,足以致旱……”③引起俄罗斯学者发出“人不仅要以仁示人,而且要以仁示‘鸟兽’。”④的慨叹,置身于“或许人与自然的问题从未如此尖锐的时代”⑤的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则以其经典的创作《鱼王》,完成了对“人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对峙”⑥具像的审美展示,在中国让“来自西伯利亚的文字,也从冻土莽原中苏醒,吸引更多人驻足凝视”。⑦因此,在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生态体系岌岌可危,讲求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合理的今日,在“生态平衡”关系中解读《鱼王》,或许会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读者对《鱼王》的接受和认同,有助于我们认识阿斯塔菲耶夫这部经典创作独特的创作意义和审美价值。

  “生态平衡”就是人与自然,人与自然中的一切物种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间建立起来的动态平衡状态。“生态平衡”关系中的《鱼王》关涉到两方面的重要内容。其一,自然生态的平衡,自然、自然界一切物种与人的相互作用和状态,生物圈的平衡。其二,社会生态的平衡,社会环境系统与个体人间的关系,社会圈的平衡。

  一、自然生态的平衡

  阿斯塔菲耶夫来自于广袤的西伯利亚,他大部分的创作都取材于此。北极圈以北神秘的冻土带、大片的原始森林、奔腾的叶尼塞河水,纯朴善良的居民、贪婪狡诈的盗捕者、可怕的流放犯和苦役犯……西伯利亚著称于世的所有“独特”和“异样”都在阿斯塔菲耶夫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的述说中,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充满了厚重、鲜活的特质:本真、原始、粗放、细致,很西伯利亚,很乡村,很生活。一草一木,一鸟一兽……万物皆有灵性。

  阿斯塔菲耶夫1924年出生,属于多灾多难的一代。十七八岁时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奔赴前线,或守卫后方,饱受战争之苦。是“自高尔基之后,唯一的(还有舒克申)来自乡村底层的不幸家庭,在最艰难的时候成为文学家”⑧的苏联作家。他的忆念叙事和自我独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战争与和平、乡村与城市、善恶是非、道德责任、自然与人。在阿斯塔菲耶夫看来:许多人都在研究的自然与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问题。他认为,最引起他注意的是道德层面,自然与现代人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的土地是完整的、统一的,在任何地方,即使在最愚昧闭塞的原始森林里做人也要像个人!”⑨阿斯塔菲耶夫的生态平衡观首先便是他通过稽查员切列米辛对盗捕者的谴责阐明的生态整体思想。在他看来,“在萨满教巫师的眼里,泰加林幅员辽阔,在我们周围不祥地呜呜叫着,与天空融为一体,天空卷集着低矮的乌云。很难,几乎不可能想象,在这个黑沉沉的、深不可测、无辺无际的汪洋某处,藏着渺小的孤独的人。”(147页)人只是这个整体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因此,从生态平衡的视野来审视人,审视自然使得他面对建起了水电站,河岸永远不会干透,人们再也没法游泳的河流……发出“不知安静为何物的人类,总是凶狠倔强地要把大自然驾驭、征服”(433页)的慨叹,而海鸥则是“安安静静地在水面上盘旋,耐心等待大自然另外的恩赐”(431页):

  当然,有谁会反对让几百万千瓦乃至数十亿千瓦的电能供我们使用,为我们大家造福呢?谁也不会反对!可是到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学会不仅仅向大自然索取——索取千百万吨、千百万立方米和千百万千瓦的资源,同时也学会给予大自然些什么呢?(435页)

  生态一体的思想让阿斯塔菲耶夫强调人类和大自然是个完整循环的平衡系统:“我们总是同我们的土地,同这些群山、森林一起完成这一循环。”⑩他说,大自然有着威慑一切的自然之力,因此,要爱大自然,敬畏大自然,“一切都值得尊重,甚至是尊敬。就连小而又小的苍蝇也不例外……就连这些小苍蝇也在地球上占据着自己的地位……”(11)“大自然就是会安排,让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有些东西要出声吼叫,有些就无声无息地生老病死。”(58页)尊重自然规律法则的观点在《鱼王》的结尾引用的《圣经》经典格言“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12)中可见一斑,作家自己的一本省思生活、论及个人和他人创作的杂文集也名之以“凡事都有定期”。(13)在他看来,大自然是个整体,任何的破坏,对任何物种的破坏,都会让人类自食其果,都会给生态平衡和人类带来灾难。“真是一物制一物啊,自然界它自己会在善恶之间制造平衡。”(188页)“大自然是不会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的”(433页)。譬如,在新建的水库里,长满了被老百姓叫做水里瘟疫的水草。这种讨厌的水生废物在尚未种植东西的新辟的水域里会长得更加迅速,仅仅一个基辅水库,一个夏天就长出了一千五百万吨,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库里也是如此。

  也因此,阿斯塔菲耶夫在“人跟鱼又何必互不相让,何必呢?”(277页)的责问中,描写了“恶”人与大自然化身的“鱼王”的生死搏斗。那条称得上“大自然之王”的大鳇鱼在殊死的反抗中,让“恶”人自己挂在了“仅次于用鱼叉和炸药的最残忍的捕鱼方式”(253页)——“排钩”——上:

  “挂在钩子上了!钩住了!完了!”他感到小腿上轻轻的刺痛——鱼还在挣扎,搅得排钩既扎进它自己的身体,也扎进了捕鱼人的身体。伊格纳齐依奇头脑里忧伤而顺从地,而且是完全顺从地冒出了一种无能为力的听天由命的念头,一种一闪而过的念头:“有什么办法呢,完了……”(275页)

  或许正是基于生态一体的思想,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自然万物皆为生灵,皆充满了生命力。“живой,-ая,-ое,-ые”(充满生命力的、生气勃勃的、富有生气的、生灵等等)一词不仅是他喜欢的描绘人类、人类特点的形容词,也成为他特别喜欢的展示世间万物的修饰语,譬如:“充满生命力的、火红的篝火”,“有生命力的空气”,“这枝干,这屋上的青烟,这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生机勃勃的光亮”、“生机盎然的小花”、“鲟鱼——这些给河流增辉的生灵”等等。显然,在阿斯塔菲耶夫看来,自然万物是与人类同等的生命存在,并不是人类的附庸;充满生命力的自然万物本身就是作者的主人公,作者审美书写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作者思想表达的拟人化的写作手段,因此,他享受的是“悄悄运行的在自然散发出的生命力”。(14)土豆在他的眼里也并不只是一种果实、一种蔬菜。作者通过一系列细节,逼真细致地揭示出土豆是俄罗斯菜园里“值得最有才华的艺术家、最有天赋的雕塑家设计一座纪念碑”的“最主要的救主”,它的命运“酷似俄罗斯的妇女”!(15)

  “情节和本事是存在的,其材料的组织受制于我的天性、原生态的题材和生活的自然流动。”(16)因此,与其说《鱼王》的创作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毋宁说阿斯塔菲耶夫淡化了以人为中心的故事情节,淡化了当时盛行的“生活的主人”一类人物主人公的塑造,作者在整体生态的视野中力求本色书写的中心是自然,自然与人的关系。即使是在充满了对大自然歌咏的“一滴水珠”和“我找不到回答”中,小说的叙事主人公“我”也是在政论性的抒情述说中力求与自然的“物我合一”。“一滴椭圆形的露珠,饱满凝重,垂挂在纤长瘦削的柳叶的尖梢上,重力引它下坠,它凝敛不动,像是害怕自己的坠落会毁坏这个世界。我也凝然不动了。”(94页)

  甚至有人直接将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称为本体论的创作,探寻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他创作中的大自然绝不只是他自己喜爱的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17)自然只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情感,他的笔下描述了大自然的一切:花儿如何开放,晨光如何来临,原始森林如何苏醒:

  一头母马鹿带着幼鹿从枯树旁走过去。母鹿摇晃着耳朵,用鼻子触碰着地面,一张一张地撕食着草叶,这与其说是在自己觅食,不如说在做榜样给幼鹿看。驼鹿走到离我们营地不远的奥巴里哈河上游来了,它吃树叶、水草,吃剩的残茎碎叶散落在河上。(98页)

  如此细致、逼真,甚至有时都让人觉得过于琐碎的描写,说明的是大自然就是他的创作对象,自然与人、自然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作品的主题。在对大自然千姿百态,对自然与人形形色色关系的塑造中,阿斯塔菲耶夫完成了“生态哲理和心灵的体验”,道出了自然生态平衡问题的实质、人性与道德、人性论与义利观等等问题。

  生态主题观当然也影响到我们对于《鱼王》体裁的界定。确实,《鱼王》由13个短篇叙事组成。尽管什克洛夫斯基(В.Шкловский,1893-1984)“即使不能确定短篇小说集与长篇小说间的因果关系,只能弄清它们出现的时间年代先后的事实”,仍然断定“短篇小说集是现代长篇的前身”,(18)艾亨鲍姆(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1886-1959)甚至认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并不是同一性质的形式,相反却是彼此互不相干的形式”,(19)阿斯塔菲耶夫本人也因为长篇小说“是个内容丰富而责任重大的词”(20)等诸多原因而不想称他的《鱼王》为长篇小说。但是,被阿斯塔菲耶夫加了副题“短篇叙事集”的《鱼王》,却仍然是公认的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并且出版至今四十余年已经成为了文学经典。而不知何时,《鱼王》出版时,“短篇叙事集”的副题已然消失,2016年俄罗斯维切出版社的《鱼王》便是如此。弄得阿斯塔菲耶夫30年前自己就说过:“真奇怪!当我写《鱼王》时,我把它的体裁定作短篇叙事集,而批评家们无视我的意见,至今仍称之为长篇小说。”(20)

  二、社会生态的平衡

  苏联经历了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卫国战争的腥风血雨、农业集体化的偏差、“大清洗”、肃反扩大化的悲剧。二十世纪60、70年代面临着政治高压、思想停滞,经济飞速发展、科技进步和道德沦落、人们的苟且偷安,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盛行于文学苑囿。此时问世的《鱼王》虽则满眼自然生态,实则在历史烟尘的背后隐含着作家对社会生态平衡的认知,特别是对从自然灾害转向社会灾难的揭示,对自然生态平衡和社会生态平衡的希冀。

  作为社会环境体系与个体人间的关系的社会生态系统在阿斯塔菲耶夫看来,就应该简单地能让人“过得快快活活”(615页),但现实却常常相反。作者笔下地广人稀、气候恶劣的苏联北方社会体系结构简单,人们捕鱼、狩猎……单纯地生活着,他们的社会活动更多具有的是原始本能的个体自然属性,但是仍然处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体制中。“枪?!在从前,猎人用枪换酒喝要判鞭刑。农夫卖马,猎人卖枪,都要吃鞭子。”“现在谁来鞭笞呢?革命了,自由啦!”(72页)这段对话明显地指出,“革命后”一些传统古朴的生活规则的被打破。尽管“古人还守着条没写下来的西伯利亚规矩:‘不问逃犯和流浪汉的来头,只给饭吃’”,但“1937年时,英明的惩戒营领导实施了条措施:逮住和交出诺里尔斯克逃犯,奖赏一百卢布奖金或者赏金,它们因此被隐晦地称为犹大的银币”。因此,“那些招募来的家伙、贪财鬼,已经接受各种贿赂的腐化分子,还有纯朴的北方各个民族——多尔甘人、恩加纳桑人、谢尔库普人、凯特人和埃文基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便开始抓捕‘人民的敌人’,把他们送到军队的各个哨位,它们都设在水很深的河口。”作者说这是个“热情高涨、麻木的时代”,这里出现了不称作“囚犯”的“特殊移民”“诺尔斯克人”(120,121页)。

  而作为社会服务机构的乡村里小小的国营商店“雪松”则是这样的:

  我到过楚什镇两次,在这期间却只有一回有幸见到“雪松”开门营业,其他所有的时间里,商店的门上总是贴着层层叠叠的布告,就像重病人的一张张病危通知书。先是简短的、不无傲气的“清洁日”。然后是与经商业务有关的“重新估产”,接着就像是衰弱的胸膛里一声长叹“今日盘点”,然后是一阵迟疑后,令人心惊的嘶叫“查对账目”,最后是这位长期孤军奋战的战士满腔痛苦地迸出了一句“商品移交验收”。(179页)

  阿斯塔菲耶夫“对语言有着绝对的把控力,叙述简洁、质朴、持重、人性且文学”。(22)这段关于国营商店“雪松”的描写,真实形象地浓缩了其时的社会生态。“这一切结束得突然而干脆。原计划要通过整个极北地区的筑路工程停止了。鲍加尼达村于是十室九空。”(362,363页)政令无常,传统信条被摧毁,乡村衰亡,人的生存无望……社会生态平衡触目惊心的画面昭然若揭。

  《鱼王》中特殊的一篇“没心没肺”集中体现了作家社会生态平衡思想。

  “短篇故事叙事集”《鱼王》的面世正如作者所说,经历了相当困难的过程。1976年,《鱼王》首次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第4至6期连载时,因为没有通过当时的苏联官方出版审查,“达姆卡”和“诺里尔斯克人”这两篇没能面世。其实,即使发表了的第一部分也被删减得很多,“整个一章,许多行,大段小段的文字消失了”。(23)不过,后来“达姆卡”刊载在了1976年的《文学俄罗斯》杂志上,“诺里尔斯克人”则在审查中仍然禁止出版,直到苏联解体后,阿斯塔菲耶夫才得以将其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1990年第8期上发表,名为“没心没肺”,尔后又出现在再版的《鱼王》中,因此,《鱼王》全本总共由13篇构成。

  所以,1982年《鱼王》首次在中国翻译出版单行本时,当时只有12篇,不包括“没心没肺”。此后,阿斯塔菲耶夫的其它作品,如《牧童与牧女》(Пастух и пастушка,1967)、《陨石雨》(Звездопад,1960)、《偷窃》(Кража,1966)、《悲伤的侦探》(Печальный детектив,1987)、《树号》(Затеси,1972-1997)、《俄罗斯田园颂》(Ода русскому огороду,1972)等也相继翻译出版。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鱼王》是阿斯塔菲耶夫的代表作,是作家的名片。这部作品对我国新时期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一批中国青年作家的创作道路。”(24)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201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曾说道:“……苏联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写了一本小说《鱼王》,在这本小说结尾的时候,他也罗列了一大堆这种风格的话语,来描述他所生活的时代。我只记得他那里面写‘这是建设的年代,也是破坏的年代;这是在土地上播种农作物的年代,也是砍伐农作物的年代;这是撕裂的年代,也是缝合的年代;这是战争的年代,也是和平的年代’等等。那我就感觉到要我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妙的更恰当的话语来形容。”(25)莫言显然强调了20世纪中俄间长期的社会语境的“同一”。

  2017年在中国再版的《鱼王》,开篇似嫌啰嗦离题亦随思绪跳跃的情节起初让人以为“心灵空虚”是对“在留言里奉承上级,赖掉了给瘦弱的北方弱视男孩的极地补助”,在诺里尔斯克(норильск)过着“奢侈生活”的市侩“巴黎人”的道德谴责,诚如《鱼王》是公认的充满了“道德激情”之作。但是阿斯塔菲耶夫一下子就把话题转到了当今诺里尔斯克的“巴黎人”不屑一顾,却“让人感到难堪,没法忍受,可能会头痛”(119页)的“诺里尔斯克的历史”上,也许作者感到了自己的突兀,在2016年莫斯科出版的《鱼王》(26)中我们便看到了这里的空行。

  但是,或许这里的空行可以看成是阿斯塔菲耶夫在正戏前,特意给读者的“喘息”,就好像灵魂被击打前稍许的“养精蓄锐”。因为接下来就是惨烈、血腥的“诺里尔斯克人(27)的故事”了,或许正因于此,1976年《鱼王》出版时,没有通过审查的这篇叙事短篇便名为“诺里尔斯人”。“没心没肺”是25年后,1990年,作者在它面世时重新起的篇名。

  阿斯塔菲耶夫通过讲述诺里尔斯克逃犯两次对河边渔民小木舍的惊险“光顾”,展示了一个苏联军官的悲惨遭遇。他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成为政治犯,流放到了诺里尔斯克劳改集中营……为了求见斯大林揭露真相,几次出逃被抓,最后在集中营采石场挺身主持正义被杀……无论是在塞满犯人去西伯利亚的火车和船上;还是劳改营的“坏血病、采矿场崩塌、风暴和严寒”,“咳嗽、呻吟、打架、大屠杀、偷窃和残忍的押解”,“见多识广的人”说的埋的死人全都是没有臀部的以及成批的“了无痕迹”地消失在冻土带的垂死的囚犯,都残忍得令人不忍卒读,却又催促人去探掘究竟,就像书中听着“诺尔斯克人”讲述的渔夫,“哪还睡得着啊?!继续说吧。我们今天不捕鱼了。有风。”(147页)

  也难怪“没心没肺”当年被禁止出版,这个短篇叙事中提到的同样题材的索尔仁尼琴(А.Солженицын,1918-2008)的《癌症楼》和《第一圈》也是此前几年被禁,然后在西欧发表的。此后,索尔仁尼琴更是因为书写苏联劳改营的长篇纪实作品《古拉格群岛》第一部于1973年在巴黎面世,1974年被驱逐出苏联。

  篇名“没心没肺”(Не хватает сердца)在正文中出现了两次,责备人们对盐、对面包(粮食)的挥霍,都是在对话中,充满口语色彩。“像通古斯人所说,神灵保佑……唉,我们多么没心没肺啊!会有盐,会有面包吃,可是——心呢……”(153页)于是这篇的汉语译名便由“心灵空虚”(Нищий духом)变成了“没心没肺”(Не хватает сердца),意即“丧尽天良”(потерять всякую совесть)。

  无论叙事风格还是结构话语,“没心没肺”都显得与《鱼王》中的其他各篇的自然抒情叙事笔调有些“格格不入”,甚至读来艰涩拘谨。作者用近乎于“干巴巴”的笔调,速写了“诺里尔斯克的人”。但是,正是看似“没心没肺”、实则人性泯灭的“丧尽天良”高度浓缩了当时社会环境系统与个体人间的关系。藉此,阿斯塔菲耶夫将自然生态平衡中的《鱼王》提升到了社会生态平衡的高度。也正是这幅“没心没肺”、“不平则鸣”的白描,与充满了浓郁的“触景生情”、“感物起兴”的其他12个短篇叙事,以俯拾即是的纪实叙事、尖锐杂议、实景对话、忆念反省、人格化的自然书写,真切感人的散文笔调,体现出作者创作中始终的政论性自白和道德哲理,创造出与中国古人韩愈倡导的“修辞以明道”相合的写作风貌。就像阿斯塔菲耶夫在中国游天坛时从皇帝的祭天犁地生发出的感慨:俄罗斯顿河哥萨克被强迫犁地——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造成现在“人们已经全然不会劳动了,地种得一团糟,既不打粮食,也没有面包”(28)的恶果。

  自然的生命性是俄罗斯思想中极其重要的方面。譬如,索洛维约夫(,1853-1900)哲学体系中自然具有生命性体征,万物之灵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存在于自然万物中的思想,而“天人合一”、“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生态文明思想。“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29)“造化有时,万物有期,道法自然的智慧在东西方文化里产生共鸣。天地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是否也因其豁达地不争人类个体利益,以自然万物为先,才让我们百读不厌,欲罢不能呢!”(30)在自我忆念和文学事实出色的艺术共谋中完成的《鱼王》,或许正是因为其以其尖锐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平衡关系的笔触,在对当下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众生灵魂的击打中,深深地走进了中国读者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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