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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融入世界文学谱系的俄罗斯文学
2019年11月11日 14:02 来源:《外国文学》 作者:张建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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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经历了“回归文学”大潮和文学“新启蒙话语”,通过国际性的文学交往和对世界文学新的接受与认知,俄罗斯文学从一种封闭状态重又融入了当代世界文学谱系。这一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重建”开始到苏联解体为第一个阶段,90年代到新世纪十余年为第二阶段。多元性、开放性、后现代性、奇幻性、实验性成为俄罗斯文学回归世界文学谱系的鲜明特征。俄罗斯文学的“普世性”并不来自全球化进程,而源于它自身的文化价值内涵。在转向后现代因素的时候,俄罗斯文学的文化范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型,它仍然毫不妥协地坚持着自己的个性,以民族的、个性化的力量,固有的气质与色彩在对抗着全球化。

  关 键 词:世界文学谱系/俄罗斯文学/多元性/开放性/后现代性/奇幻性/实验性

  基金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11JHQ045)。

  作者简介:张建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1910年托尔斯泰逝世后,随着社会文化的急剧转型,苏联文学逐渐离开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作为世界文学光辉典范的文学地位在丧失,对世界文学进程的影响也在消弭。这表现在:一,文学以建筑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现实主义为主体,整体的思想基础取向较为单一与保守;二,俄罗斯文学与20世纪世界的哲学、美学思想的发展成果无缘,处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之外;三,一味沿袭现实主义传统的俄罗斯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渐趋枯竭。然而,俄罗斯文学在世纪之交二十余年自身追求的艰难行程中,通过自身的蜕变和对世界文学成就的认知与接受,已经从封闭的状态重新融入了世界文学的谱系中。

  这一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重建”开始到苏联解体,其标志是:“回归文学”大潮的涌起,全球化语境中文学“新启蒙话语”的出现,与西方文学和文化全面对话的开始,“异样文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显性文学的面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终摈弃。第二阶段为苏联解体后到新世纪的十余年,其标志是:“回归文学”①大潮的结束,在大规模反思俄罗斯现代性历史的文化思潮中,文学界“保守派”与“激进派”意识形态斗争趋于平息,文学“新启蒙话语”逐渐成为逝去的背影,后现代主义文学浪潮的涌起与衰颓,女性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勃兴,文学多样化和个性化时代的到来。

  回应政治“公开性”而持续整个“重建”进程的“回归文学”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俄罗斯文学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文学盛宴。政治气候使然,它们不仅成为苏联解体前后“公开性”的重要标志,更是汹涌的自由主义思想激流的推进者。“回归”不仅使被分割成主流文学、非主流文学、地下文学、侨民文学的俄罗斯文学全貌得以真实呈现,其更深远的意义是,它是一个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学传统、特别是对七十四年(1917—1991年,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苏维埃历史和文学的反思,这一反思呈现出文学“再政治化”的悖论。一方面,将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功利性文学观”遭到普遍的鄙弃,另一方面,反思浪潮中政治意识又表现得相当突出。无论是何种样式的文学,都从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对苏联社会进行了沉痛的政治控诉。这是苏联文学又一轮强大的“新启蒙话语”,它不仅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范式的最终否弃,也成为知识分子重新估定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价值的开始。

  文学的“新启蒙话语”是指在苏联社会“重建”及其“解体”这一时代语境中所形成的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话语类型和思想取向:反专制极权,反思想垄断,“公开性”,“新思维”,其核心价值是人的和文学的自由。“新启蒙话语”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开始的“解冻话语”的继续,它仍然以“思想解放和个体觉醒”为核心内容,除了社会变革的政治诉求,作家以重新发现和重新强化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个体意识为文学话语,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关于“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文学”向何处去的现代性命题。作家坚持自身精英身份和话语权的尝试,是苏联解体前后时代价值观的充分体现,是思想精英进行民族文化新启蒙的重要构成。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俄罗斯文学现象,都是在这一个基本的文化情境中展开的。“新启蒙话语”标志着俄罗斯文学试图在一种批判和呼唤的双声话语中寻求新的民族文化“重建”。

  “重建”所赢得的赞许和所遭受的非议造就了同样追求俄罗斯现代性、但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保守和激进两个阵营,他们构成了“新启蒙话语”的两极。这两极的对峙从“重建”伊始就有,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认同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与坚持西方化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倾向。“批判与反思”构成了这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小说共同的审美品格,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俄罗斯文学中最强有力的小说话语形态。

  尽管创作风格不一,坚守的民族文化传统内涵有异,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作家都把批判矛头指向当下——“重建”开始之后的社会“乱世”。“重建”开始的社会苦难为这些作家倡导回归传统提供了历史文化契机。“新启蒙”作家重在批判被“重建”毁坏了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批判西方文明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的侵蚀、毁坏。他们大都是苏联发展、强大的亲历者,苏维埃时期丰富的人生经历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以庄严悲壮的心情面对多灾多难的俄罗斯,从哀苦的世纪末年回望20世纪苏维埃的历史。作家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还不曾和苏维埃年代完全剥离,他们坚持个人性的立场,赞美俄罗斯的伟大历史、俄罗斯人的英雄业绩,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真善美、人道主义的失落,继续大声疾呼,进行旨在唤醒国人、振兴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力图恢复苏维埃人文话语。

  拉斯普京在他的长篇小说《失火记》(Пожар,1985)中痛心疾首于俄罗斯社会与俄罗斯人的精神、道德、文化的失落,将具有强大精神韧性的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看作是民族自救的真正希望。回归俄罗斯根基——民族文化传统、东正教精神——成为以拉斯普京为代表的“新根基”小说创作的审美源起与精神归宿。被评论界誉为“苏维埃帝国的思想理论家”和“总司令部的夜莺”(С.Чупринин,2003:233)的普罗哈诺夫始终坚持文学应唤醒民众、指导人生的理念,在长篇小说《库里科沃战役后的六百年》(600 пет после битвы,1989)中对俄罗斯国家壮伟历史的回忆有着明确的现实功利,有着深刻的理性层次上的叙事动机。作家不仅在为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庆功,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的再现以表现“历史主体”的丰功伟绩,由此来证明俄罗斯“国家主义”思想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利莫诺夫在《我们曾经有过伟大的时代》(У нас была великая эпоха,1989)中展现了“苏维埃帝国”的伟大激情与泱泱大国的社会风范,鲍罗金的中篇小说《天堂之乡》(Богополые,1993)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批判与反思精神。作者批判专制极权,却对有伟大思想、强有力政治意志的斯大林缅怀有加,认定俄罗斯道路的选择、民族的和全人类的价值观、个性的自由都应该在国家的框架中来实现。上述偏向保守的作家对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追寻至少有两重内涵:一是对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之根的追寻与回归,二是对传统俄罗斯文学审美表现形式的追寻与回归。

  然而,强烈的危机意识使富于忧患意识的大多数创作界知识分子很难从民族自身传统中开拓新的境界,所以尽管当时不乏注重传统的声音,但与多数受反传统意识支配的作家相比,这一声音似乎显得无力,“新启蒙话语”的激进之声显得更加高亢且强势。持这一立场的作家和批评家的话语体现出对苏联历史彻底的否定立场和强烈的反叛精神。这些作家中除了少数老一代作家,还有对苏联社会缺乏认知、思想无禁区的中青年作家。

  巴克兰诺夫是最为激进的老作家之一,也是坚决主张彻底告别苏维埃,建立自由、民主、西方化俄罗斯的作家之一。他大声疾呼,“丢弃一切以往的负荷,要将在过去的岁月里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罪人送交审判。”(С.Чупринин,2009:29)索洛乌欣在小说《盐湖》(Соленое озеро,1993)中绝望地发出“一个强大的、富饶的、高度文明的俄罗斯给断送了,如果不是永远,那也会是很久很久”,俄罗斯的未来和出路在于她1917年前的昨天。相对于老一代的作家,萨沙·索科洛夫在创作中更倾向于绝对自由的表达,而不是对民族奴性的批判。他的长篇小说《傻瓜学校》(Школа дураков,1990)“是一本关于细腻而又奇特,因个性分裂而痛苦不堪的男孩的书……他无法与周围现实妥协。生就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抗议一切,最终认定,人世间什么都不存在,除了风。”(А.Генис,2003:81)而“索罗金——最不可调和的传统俄罗斯的异见者,他的作品——最鲜明的民族自我批判的典范。……他表明的是,俄罗斯深陷在脓血和粪便中,而且还继续在产生着脓血和粪便。”(Борис Соколов,2006:37)年轻一代作家瓦尔拉莫夫则贬斥俄罗斯文学,说“俄罗斯文学连同它的传统在满世界乞讨,如同伸着手要饭的乞丐”。(К.Степанян,2009:29)

  上述作家思想倾向不一,却共同表达了文学“新启蒙话语”在“重建”时期的迫切性,也预示了这一话语走向分化、变异的必然。随着苏联解体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更主要的原因是文学“新启蒙话语”自身的合理性危机,它最终又宿命般地重复了俄罗斯历史上文学启蒙话语中各种思想倾向“无有胜者”的老路。然而应该看到,“新启蒙话语”引发的思想解放与美学创新的诉求对文学创作实践具有巨大的塑形力量。此时文学对暴力政治的批判与否定,呼唤正义、公道、自由、民主、人性、个性价值的复归,种种政治的、人性的、文化的启蒙命题,无疑都是此后文学深化和新化的重要前提和必由路径。俄罗斯文学开始了与已有数十年隔膜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重建”起始,20世纪欧美文学界、思想理论界的巨大成果走进俄国。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场》,纳博科夫的《鲁仁的防守》等一部部西方文学经典首次在苏联书店出现。与此同时,一大批西方小说家、文论家、哲学家,如博尔赫斯、卡夫卡、德里达、利奥塔、福柯、巴特、佛克马、克里斯蒂娃等人的创作和论著被翻译成俄文。被西方批评家称为“第一代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博尔赫斯,是俄国众多先锋小说家首选的借鉴对象。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入是俄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和批评、理论得以形成、生长和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叙事学理论在俄罗斯的传播是构成俄国先锋小说家形式追求和批评家理论重构的重要背景。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柯西科夫的关于法国叙事学理论的介绍,(Г.Косиков,1984:155—204)到了90年代又有伊利因和楚尔甘诺娃主编的多版《当代外国文艺学百科手册》②的问世,各种国际性文化思想、文学思潮和批评理论成为俄罗斯作家重要的话语参照和理论资源。

  二、苏联时期侨居欧美的一大批俄罗斯作家及其创作的回归,为俄罗斯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与理念。阿克肖诺夫在1990年被恢复苏联国籍后,往返于欧美与俄国,与各文学杂志合作并在俄罗斯出版他的作品。在美国定居、在普林斯顿大学和欧洲多个大学担任教授的沃伊诺维奇成为莫斯科作协会员,多家俄国文学杂志的编委。1983年侨居德国的弗拉基莫夫从80年代末开始积极参加文学与政治生活。1972年侨居美国的马姆列耶夫,80年代后不仅在俄国本土发表了大量作品,还积极参与俄国的社会活动。被称为“俄罗斯的赛林格”的小说家萨沙·索科洛夫长期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学任教,从80年代末开始不定期回国。利蒙诺夫1991年从法国回俄,积极投身于俄国的政治活动并进行实验性文学创作。2006年他曾担任俄国“国家畅销书奖”评委会主席。文论家、批评家盖尼斯1977年侨居美国,现住新泽西州,是俄国多个文学奖项的评委。与他同时侨居美国的文论家魏尔如今兼任俄国《外国文学》、《旗》等文学杂志编委。70年代末侨居美国的作家阿列什科夫斯基也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在俄罗斯本土发表小说。这些作家和批评家都谙熟俄罗斯文学传统,同时又对西方文学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成就有深入的了解,他们所坚持的人道、主体、个性、自我的文学理念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俄罗斯作家、批评家、理论家与欧美思想界、文学界密切交往。苏联解体前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到国外生活、工作。他们往返于所在国与俄罗斯,将欧美最新的思想理论、创作动态传递到俄国,他们在俄国和国外都享有广泛的声誉。作家希什金1995年侨居瑞士苏黎世,作品以鲜明的个性和深刻的哲理见长,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其长篇小说《攻克伊兹梅尔》获俄语布克奖,《爱神草》获国家畅销书奖。作家鲁本·加利耶戈父亲是委内瑞拉的留学生,母亲是莫大语文系的留学生,外公曾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后侨居美国,自传体长篇小说《黑中之白》(Белое на черном)获2003年俄语布克奖。哲学家、文论家、文化学家爱泼斯坦1990年开始在美国亚特兰大大学任教,但同时也是俄罗斯笔会成员和俄罗斯当代文学科学院院士。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家利波维茨基1996年开始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任教,但他频繁回国,积极参与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他的文论著作基本上都在俄罗斯出版。

  四、俄罗斯与国外共同创立的文学奖项将西方的文学理念、价值观带到了对俄国文学的审视中。“特普费尔基金会普希金奖”由德国特普费尔基金会与俄罗斯笔会中心于1989年创立,由双方作家、批评家担任奖项评委。“凯旋奖”是1991年俄罗斯创立的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文学奖项,它同时授给俄罗斯国内外的优秀作家,还奖励一些非俄国的作家和艺术家。由英国布克文学奖基金会创办,起初由英国公司资助的“俄语布克长篇小说奖”创立于1991年,成为俄国影响最大并最具权威性的非国家文学奖之一。1996年,俄国作协、莫斯科作协、俄罗斯笔会中心、高尔基文学院等部门和意大利彭内市政府、意大利国家文学奖“彭内小说奖”组委会共同创立了“国际莫斯科—彭内文学奖”,奖项的历届获得者都是当代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作家。显而易见,这些奖项的创设对于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无疑是影响深远的。

  俄国作家与西方作家的交流,俄罗斯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碰撞,西方文学理念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融合不仅改变了创作理念,也极大地激活了俄罗斯作家对小说新艺术形式的追求和创新开拓的欲望,给俄罗斯文学创作与批评注入了强大的开放意识、变革意识和世界意识,使得俄罗斯文学已经走向了世界。多次荣获俄罗斯国内文学奖项和国际文学奖项的作家马卡宁于2012年获“欧洲文学奖”(Европейская премия по литературе),评委会和欧洲作家认为,“符拉基米尔·马卡宁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的欧洲作家形象。”③

  此时文学的多元化、多样化已见端倪。“异样文学”以其悖逆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意识、创作方法、艺术理念,对隐匿于俄罗斯文化深处的种种弊端做了强有力的揭露与批判。这些背负着“坏文学”骂名的文学创作不久便受到普遍的关注与认可,而这类作家则成为90年代文学创作的先锋性人物。“后现代主义”文学虽然风格迥异,但对建筑在启蒙理性基础上的“宏大叙事”表达了深深的质疑。作家们专注于颠覆、解构,对苏联时代的意识形态范式,从政治体制到价值理念,从文化教育到文学艺术,都采取了激进的反传统的虚无主义立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踏上文坛的作家呈现出极为多元、多样、多变的写作形态。这是一批无论从创作方法、价值观,还是从审美理念与艺术表达方式都与老一代有着鲜明不同的作家。如乌丽茨卡雅(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1943— )、皮耶楚赫(Вячеслав Пъецух,1946— )、科罗廖夫(Анатолий Королев,1946— )、卡列金(Сергей Каледин,1949— )、托尔斯塔雅(Татъяна Толстая,1951— )、冈德列夫斯基(Сергей Гадлевский,1952— )、波利亚科夫(Юрий Поляков,1954— )、索罗金(Владимир Сорокин,1955— )、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1962— )、瓦尔拉莫夫(Алексей Варламов,1963— )、普里戈夫(Дмитрий Пригов,1940— )、肯热耶夫(Бахыт Кенжеев,1950— )、基比洛夫(Тимур Кбиров,1955— )、库拉耶夫(Андрей Кураев,1963— )等。他们没有老一代作家丰富的生活经历,却有着更为执著和个性化的艺术追求。这些作家建构了文学的“新思维”,“营造了文学的新气候”,他们的创作标志着“文学语境中艺术的、美学的转折”。(Н.Иванова,2003:295)1987年被批评家称为“苏联末年多元化的高峰”。(Н.Иванова:291)而1989年,评论界说,“尽管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声音仍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但已明显出现了异样的声音,这预示着多元化原则的胜利不仅表现在思想领域,而且还表现在了艺术的多样化上”,“意识形态和文学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了‘新的’、‘异样的’文学家手中。”(Н.Иванова:321—24)1990年的“索尔仁尼琴年”和这一年维克多·叶洛费耶夫的“追悼苏联文学的亡魂”一文的发表是对苏联文学“清场运动”的结束。除了小说探索的创新势头更为猛烈,文学批评、研究也出现了全方位的变化,作家和批评家主体意识和个性意识新觉醒的时代已经到来。

  从苏联解体到新世纪的二十余年,俄罗斯文学经历了各种主义、思潮、流派的洗礼,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状貌。其进入世界文学发展谱系的特征鲜明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多元性。多元是苏联解体后的时代特征,而文学的多元是指文学书写的多种理念、多种视域、多种价值观的共存。在创作理念上有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生态的,在创作方法上有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等等,在创作题材与艺术话语上更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与时代、社会有关的一切都成为小说书写的内容。作家更多的是凭借感觉本身去建构现实世界的真实属性。这种文学没有被政治意识形态的强权浸染,没有充满道德说教的判断,小说家听命于自身独特而充满个性的情感想象。小说成为作家表达不同生存情感或对人类和世界理解、认知的不同的寓言方式。

  第二,开放性。所谓开放性是指文学对差异的尊重,对多种主义、样式、形态、手法的包容。文学作品中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创作状况。方法、流派界限的钝化,层级分野的模糊,各种文学体裁、现代叙事技巧、艺术形式的合成,这些都成为文学开放性的显著标志。这一开放性的极具代表性的倾向和鲜明的标志之一便是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界限的钝化,两种文学元素在同一部作品中并存。俄罗斯文学已经呈现出两者共谋胜景的创作生态,而越来越多的作家同时成为这两类文学的优秀的创作者。

  第三,后现代性。这里所说的后现代性并非指一种文学思潮,而是如同美国批评家桑塔格所说,是一种后现代思维、新的艺术意识。这个意识的特点是,反对将世界纳入事先预设的意识系统传统而进行“唯一的阐释”,还世界以“真实的”形象。重新阐释世界,将文学艺术表现的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丰富性、复杂性还给这个多元的世界。这种后现代性是示范性写作的终结,是经典性权威批评的终结,众口一词的终结,是作者、读者、批评者三者对话的开始。作家、批评家米哈伊尔·贝格说:“俄罗斯进入世界社会与俄罗斯进入世纪末的后现代空间紧密相关。”(М.Черняк,2004:7)

  第四,奇幻性。想象力与奇幻性是当代小说最重要的文学元素,也是民族文学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充满陌生性、多义性的“奇幻”小说类型的繁荣,是当代俄罗斯小说的重要特征。“在体裁的新形式创造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反乌托邦小说”就是这一奇幻性的典型代表,批评界认为,“反乌托邦小说对独特的艺术思维,‘照相底片’原则叙事类型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С.Тимина,2011:10)这一类作品始终具有一种奇谲莫测的不同意象和梦幻,一种让人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作家提供的是超出人类理解力原始经验的文学景观,是被集体无意识所推动的文学书写。作家的写作超出了个人经验的局限,不是以作家个人的声音,而是以整个族类的声音来说话,在奇幻中表达出一种人性意义的、或是哲学意义的深邃来。

  第五,实验性。随着传统书写方式不再被作家和读者所喜爱,新的艺术实验成为不同风格新潮作家的共同追求。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不同技巧、手法的运用,在艺术结构、叙述方式、内在组织原则和逻辑关系,乃至语词、句式等小说技巧方面有着相当自觉的实验意识,并能通过种种手段来制造并达到他们所追求的艺术效果。批评界认为,“当代文学的‘实验期’持续了两个十年,从时间上来看,它堪与‘白银世纪’所经历的文学创新期相媲美。”(С.Тимина:8)

  多元性、开放性、后现代性、奇幻性、实验性成为新世纪俄罗斯文学回归世界文学谱系的鲜明特征。在世纪之交,一方面,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传统在新时期重新得到张扬与发展,呈现出现实主义叙事的多样性风格。另一方面,世界文学的各种思潮、形态和样式都在此时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和体现。

  现实主义文学话语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一切对现实主义的背离都以一种忏悔式的重返而告结束”。(弗拉基莫夫:465)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获得了新的现实品格,传统的民族文化意识(苦难意识、忏悔意识、拯救意识)和人文情怀(道德关怀、文化关怀、宗教关怀)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现实主义话语出现了不同的叙事类型。一,“新经典叙事”是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作家越来越多地表现外部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从内容上表现出社会政治宏大叙事的式微,以一种共时性的目光审视历时性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表现出对个体人的共时性存在的高度关注。二,“民族文化叙事”从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去探究俄罗斯社会和人的拯救,强调一种民族精神传统中的文化意识。它包含着两个向度上的反拨,首先是对苏联时期政治化倾向的现实主义政治伦理的反拨;其次是对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倾向的反拨。三,“原生态叙事”直面充满痛苦、艰辛、庸俗甚至卑污、丑恶的日常世界,将社会的人还原成自然的人、肉体的人、自我的人,表现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中与“为人生”不同的“为生存”的价值取向。四,“幻化叙事”基于写实,但并不纠结于世俗生活的外相,表现的大多是现实所形成的幻觉——其经验世界和理想世界的一种投影。作家们仍然是按照现实世界的逻辑思维,但采用的是幻想的、神秘的、魔幻的艺术手段。幻化叙事成就了当代俄罗斯文学新的范式,创造了现实主义文本再生产的可能,拓展了新的话语空间。五,想象与虚构退场后的“非虚构叙事”是新的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重要构成,也是1995年后形成的创作与阅读热的小说样式。一部分作家对事实、文献的高度重视是其对“真相”缺失失望后的反拨,是作家和读者为满足了解事实、情感与心理“真实”的一种文学对纪实书写的渴望。

  后现代主义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勃兴,其狂放不羁的自由书写方式,异军突起般的崛起、走红、兴盛,构成了此时俄罗斯文学中极为独特的景观。尽管俄国的这一小说形态具有与西方类似小说同样的命名,但源于独特的民族社会文化语境的它们却有着明显不同的内涵和意蕴。首先,俄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是在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潮的苏联文学内部作为异端萌生、发展的,从“娘胎里”就带有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强烈的意识形态反叛性。其次,后现代主义小说是被人为地中断了的现代主义小说传统以及苏联时期非主流文学(如纳博科夫、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现实艺术协会等)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泛滥语境中的延续,因此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融进了各种先锋主义、现代主义小说的鲜明特征。其三,后现代主义小说亦是后苏联时期大众文化繁荣的产物。这既指小说家竭力颠覆并解构精英权威、传统文化、历史成规的价值取向,也是指他们在大众文化时代迎合广大读者游戏和娱乐心理的狂欢化叙事方式。其四,美学表现上的实验主义,即小说家对于小说叙事方式、艺术结构、词语句式等艺术手段高度的自觉意识和刻意追求。但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不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艺术创新,而是艺术手段所依托的某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表达,是叙事方式改变后人们对世界理解和表述方式的改变。“观念主义”小说与“隐喻主义”小说成为当代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两种不同形态。爱泼斯坦说,“观念痛苦地寻找事物的共性,而隐喻则创造共性的多样性。”(А.Генис,1999:14)前者是一种较为激进的、解构性的或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颠覆性叙事”。而后者是一种相对温婉的、“建构性的或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辨性叙事”。它重于对文化废墟和片断的“神话重构”,其审美意识较为自觉和强烈,“技术”色彩更为鲜明,是一种新的“寓言叙事”或“隐喻叙事”。

  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坛,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女性作家群和一股颇有声势的“女性小说”④潮流,它标志着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写作已经从无意识的隐性状态走向有意识的显性场景。这是俄罗斯女作家长久蛰伏的女性自我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次交汇,是她们在欧美女性主义启发下、在苏联解体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自我追寻和文学表达。俄罗斯女性文学没有西方女性文学的女权运动背景,这使得女性小说的创作者多少带有“启蒙者”、“拯救者”的影子,强大的社会文学、人生文学的传统也使得女作家的写作担负了许多女性话语之外的使命。以表现女性性别差异为取向的“拟态性女性小说”和以颠覆传统性别范式为主导的“叛逆性女性小说”(Н.Бабриэлян,2003:285、290)是颇具代表性的两种不同的女性小说。前者重在书写女性的生活经验、生命状态,作家更偏向于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对女性性别体验的揭示和对女性精神困境的忧思,相对而言,这一类小说重在“自视”、“自省”,其对男性的抗拒、反叛性倾向似嫌薄弱。小说家多通过对女性的自我认知来重构女性自我,具有较强的对女性生命存在探究的形而上色彩,是一种“建构性”小说。“叛逆性女性小说”质疑传统文学关于男女两性的话语规范和相知秩序,作者多通过自己的心灵体验撕碎关于女性和男性的种种幻象,表现在男权文化压制下女性生命深度的伤痛和隐秘,颠覆男上女下、男尊女卑的观念。这一类作品无不充满了抗拒的话语,是一种“解构性”、“颠覆性”小说。

  社会市场机制的引入、消费市场的活跃、读者对文学疏离政治并呼唤娱乐功能的需求、文学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反叛所形成的合力,促成了文学表意策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长期以来一直隐身苏联文坛幕侧的通俗小说赫然登堂入室,俄罗斯文学彻底改变了由严肃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侦探小说、惊险小说、言情小说、奇幻小说、幽默小说,后苏联时期通俗小说的五大题材近二十年的不衰体现了其很强的生命力,也说明了大众读者阅读心理与审美意识的稳定性。新时期通俗小说采取了大众化的“民间”叙事,即民间生活的展示、民间伦理的表达、民间故事形式的运用。与此同时,它对“识社会”、“为人生”的思想和美学“经典性”有着强烈的追求。孕育于强大的现实主义和厚重的人文精神土壤上的当代俄罗斯通俗小说始终保持着一种鲜明的人文精神,具有对崇高情操、美好人性、人格魅力的坚守。

  我们看到,新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全人类性并不来自全球化进程,而源于它自身的文化价值内涵。在转向后现代因素的时候,俄罗斯文学的文化范本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型。俄国的当代文学主流文本仍执著于意义的追求,这种执著导致文本强大的历史感以及对现实的关切。俄国当代文学通过对传统的承继展开的是一种厚重的“历史自觉意识”,这种意识仍然是俄国当代作家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的特定表现,也是他们冷静地直面人生和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另一侧面。融入世界文学谱系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并没有丧失其鲜明的本土化民族特征。现实感、历史感、忧患感、使命感,作为俄罗斯文学的胎记,仍然是当代俄罗斯作家基本的文学情结。在全球化浪潮的语境下,文学中的政治在消遁,永恒的人性在增长,教化的味道在退却,自然、休闲、消费的色彩在增强。文学虽然已经不具备指点江山的作用,但作家依然在捍卫个人、人类灵魂的崇高、精神的高贵、心灵的美丽,文学还在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着重要作用。文学发展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一种优秀的传统一旦形成,就会有自己的自律力量。俄罗斯文学从广阔的历史与社会的角度观察生活的传统和忧患意识总是顽强地沉淀在作家们的审美意识中。俄罗斯文学仍然毫不妥协地坚持着自己的个性,用民族的、个性化的力量,以其固有的气质与色彩在对抗着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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