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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巴西民族身份建构中的作用
2019年06月14日 16:50 来源:《外国文学》 作者:E.F.库庭霍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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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E.F.库庭霍〔巴西〕

  译 者:严志军 南京师范大学

 

  不管文学话语和民族身份之间的关联看似多么自然和必然,这种关联还只是一种相对新近的历史建构。民族文学的观念发端于18世纪与19世纪的交替时期,特别来源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文学附属于民族,理应体现民族特征。文学民族主义者的根本前提是:人类被自然划分为同质的,却又各具明显标志的不同群体。这些群体各自具有一套独一无二的价值观和利益关系以及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这一套民族主义的观点将他们导向一种错觉,即民族本身和民族文学都是自然存在的事实,它们的出现无须具体个人的介入。这种立场几乎延续了两个世纪,与此对立的是,近来许多民族理论家一直在试图揭示民族的本质,如果借用本尼迪克·安德森的话来说,民族是“想象出的社群”,它建立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而且是具体人群的政治利益的结果;他们还试图表明民族文学是为了保持民族身份而形成的建构,它赋予民族身份一种文化地位,这种地位是该民族进入国际论坛所必不可少的。

  民族文学如果不是臆造的“民族性格”的简单反映,而是作为建构体系在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根本的作用,那么让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赫胥黎的评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民族是由它们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创造的”——其中两种概念紧密相联,甚至互相依赖:民族文学既是民族以及我们关于民族身份的集体意识的产物,同时又是它们的创造者。因此,每一种民族文学都将通过文学经典的形成而被构造得与其他文学不一样。文学经典的历史根基是民族主义,而它关注的对象则是自身的特异性。但是,既然文学经典的界定在于它与其他经典的差别,而其他经典显然随着历史时期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那么“民族文学”也就永远也不可能是一个同性质的概念,而只能一直是一个“开放的建构”;它具有多个不同的侧面,随着各个时期对身份确定和自我界定的不同需要而变化。基于这些前提,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巴西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三个显著时期,方法是选用分别代表三个时期的三部小说作为我们主要的文本资料。被用来研究的作品不仅在“巴西特色”的成型过程中起到了优先作用,而且是巴西的经典文本中具有标志性的作品。它们是:J .德·阿伦查的《依瑞丝玛》,M.德·安德瑞德的《马库纳依马》和J.G.洛萨的《偿还荒原上的魔鬼》。

  在巴西独立运动时期,建立民族文学经典成了巴西作家的一项使命。他们力图寻找民族特色以便能赋予创作以独有的特征,这样就能使作品独树一帜。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作品才可以与欧洲文学作品平分秋色。然而,他们陷入了矛盾的境地,欧洲的美学运动被巴西文人带入国内,在与新生国家的接触过程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孕育它们的世界观却经常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在文学话语中导致了无法消解的不协调。作家们用内化了的欧洲视角去肯定本土价值观念,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其参照物却仍是旧的模式。

  浪漫主义由巴西的文化精英引入国内,在新的语境中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但与促成其产生的欧洲理想仍保持高度的统一。新的文风忠实于颂扬首创性和独特性的基本前提,从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上巴西鼓励对本土因素的崇尚,使其在文学中占有了特权地位。但这些因素通常多被用异域的视角来研究。印第安主义运动或许是巴西最具民族主义特征的浪漫主义趋势。夏多布里昂首创了理想化的印第安人形象,它作为卢梭“优秀的野蛮人”的思想体现,在法国仅仅是“原始人”与“文明人”对立的结果,而在巴西则成了新的范畴:印第安人不仅是自然因素,而且是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时的原有居民。同时,他被树立为一种象征——他是先于一切的民族因素。在大部分作品中,他被描绘成一个两重性的人物形象:在生理特征上,他是新大陆居民的忠实写照,但他的价值观却成了欧洲样板的谬误翻版——中世纪的骑士——这与他自己的语境产生了时间的错位和质的差异。

  《依瑞丝玛》是一部奠基性的小说,也是一首献给美洲的赞美诗,其主人公的名字依瑞丝玛是“亚美利加”的变位字。依瑞丝玛是一位年轻的印第安女子,是美洲大陆处女地的象征。她爱上了白人士兵马蒂姆,为此而背弃了自己的部落。然而,在一段激情澎湃的幸福之后,马蒂姆终日怀念故土,对依瑞丝玛也感到了厌烦。依瑞丝玛在极度的悲伤之中逐渐萎缩而死,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方式。临终,她生下了他的孩子,摩亚奇尔(在图皮语中意为“痛苦之子”)。这个男孩,两个种族交融的产物,是第一个塞亚拉人,也是异族通婚的象征,它将在建构巴西身份的过程中成为根本性的问题。在小说的结尾,马蒂姆回到了美洲,在这里他将建起一座基督徒的村庄,根据传说,这个村庄将繁荣兴旺。

  这部小说体现了巴西民族身份建构进程的范式,而且它表达了当时世界观的矛盾冲突。依瑞丝玛,也即美洲大陆,被理想化到了极致,但其理想化形象的塑造却来自欧洲的观点。美洲被描述为一个受害者,描述为一片被欧洲人破坏的土地,但这种征服从未被写成是丑恶的或暴力的。相反,它被看作是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人类进步的结果。尽管印第安传统经常被人用赞扬的眼光来聚焦审视,但是与白人传统相比显然要卑劣得多,因此很快将会被征服。她的弟弟,小说中另一位主要人物,最终变成了基督徒,等到马蒂姆回来时便跟随他加入了征服美洲大陆的行列。小说所描绘的战争尽管有助于颂扬印第安人的英勇气概和英雄的辉煌业绩,但这与欧洲人建立基督文明的使命相比,又显得无足轻重了。小说以对征服的美化和对基督教义的辩护为结尾。

  在浪漫主义时期之后的现代主义思潮中,人们注重对民族性的确定,开始试图描绘出巴西自己的面貌。这时,《马库纳依马》如同一颗炸弹落入了文艺界。小说叙述了一位英雄/反英雄的一生,被认为综合了全民族的特征。主人公马库纳依马被刻画为组成巴西民族面貌的三个主要部族的共同产物。他沿着一条旅程从诞生走向死亡,包含了一连串从民俗幻想中提炼出的故事情节。小说将传奇、抒情诗、神话、民谣和历史汇集在一个大拼图中,这个拼图代表了极富特色又极具批判性的“巴西特色”。

  小说的副标题——“一个没有性格的英雄”——已经包含了一个根本的歧义:一方面是英雄/反英雄的悖论,其定语“没有性格的”给出了一个否定的语义环境,为反英雄作了界定;而在另外一方面,英雄的含义永远也得不到界定,因为他试图将异质的东西同质化。前一种情形很容易得到证实。马库纳依马既是一个英雄又是一个反英雄,因此在他身上集中了所有的美德和缺陷,而这些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能在任何单个人的身上发现的。从浪漫主义观点出发,英雄有责任赋予印第安人一种强烈的史诗感。马库纳依马却被刻画得聪明而又胆怯,机智而又懒惰,热情却又好色,在英雄不该失败的地方,他经常被击败。然而,凭借着他的聪明劲——民间传说中一个根本的特征,也凭借着魔法——同类叙事中另一个不可分离的因素,他成功地克服了所有的障碍,最终证实了一个神话传说,即在他死去以后,他变成了大熊星座,而他的往事则是由一只鹦鹉来告知作者的。

  第二种情况更为复杂一点,需要我们展开进一步的讨论。马库纳依马被描写成构成巴西民族性的三个主要成分的综合体,在小说中,他还一度被认为是一个美洲西班牙人。但他所体现的这个综合体,因为自身具有的同性质的条件,是一个在现实中缺少对应物的建构,因此一直是抽象的。这一现象也可以在语言中得到体现。《马库纳依马》中呈现出的葡萄牙语是在巴西不同地区所讲的数种口语方言的混合体,它实际上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对应。

  在紧跟着现代主义运动第一阶段之后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中,巴西身份建构的过程开始有了新的发展。现在,人们怀疑身份建构的同质性特征,指出了多元方式的研究方向,也指出了一个多变不确定的世界,其中对立的元素在持续的张力中得以共存,或者,如同G.洛萨的《偿还荒原上的魔鬼》的主人公里奥巴尔多经常说的那样:“万物皆然亦不然。”既然曾经作为参照系的旧的支柱已被推翻,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据此,即使是身份概念本身也受到了质疑。

  这是一个流动的,令人应接不暇的世界,人们在不停地搜寻着。《偿还荒原上的魔鬼》正是以这样的世界作为其叙述背景的。这部小说开始和结尾都伴随着一个最终都没有解答的疑问:“魔鬼是否存在?”书中讲述的是一位老农向旅行者诉说的故事。里奥巴尔多(主人公)年轻时是绿林之首,他为完成对阴谋的复仇并最终统一被拆散的绿林中人而与魔鬼订下一个协议。尽管倍受折磨,他还是取得了成功。但有一个念头占据了他的思想:他自己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为了这个缘故,他需要知道魔鬼是否真正存在。他一生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最终的结论只是使自己更加不能确信。

  这种漂泊不定的特点很适合里奥巴尔多,这也使他成为这一新阶段的代表人物。这期间民族身份的建构被有意识地表现为一个散漫的进程。传统区域小说中描写的绿林形象由一系列充满因果报应的陈词滥调所界定,他们被从片面的角度来构想,要么作为英雄,要么就作为社会的牺牲品。与此不同的是,里奥巴尔多既是他那一地区的典型代表的化身,又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角色。正如小说的主人公一样,构成《偿还荒原上的魔鬼》故事背景的地理风貌不仅体现了某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而且是对无边无际的现实的有意识的建构。

  在前面所讨论的两部巴西小说的创作时期,运用本体论的语言去定义民族身份的任务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这两部小说不同的是,在洛萨的作品中,主人公和环境都不能被看作是某一种特定的“巴西特色”观念的象征。毫无疑问,这两个元素都有一些方面对应着使它们得以建立的参照系,但若强调它们是语言学的构造,就可以证明任何带有限制性的类比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作家运用的语言类型,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一点。该小说是一部美学作品,注意到了自身的话语条件。这些条件的组成是一种融合,包含了来源于经验的诸多因素以及对同期其他作品的观察。它有区域主义的成分,具有荒原地区的典型性,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将其视为某个特定区域,也不能将其认为是巴西葡萄牙语定型化的综合体。“身份”不再是一个可以用固定术语来把握的概念了,其形式不再特殊,界限也不再鲜明。它变成了一个多元、易变的散漫建构。只有从动态、多元意义的角度去看待,它才会有意义。

  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三部小说从整体上在巴西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巴西文学话语的三个分期。《依瑞丝玛》是后独立时期范式化的叙事作品,它以浪漫主义的印第安主义作为创作基础,因它对本土因素的过高评价而独领风骚。它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就是把印第安人树立为民族的象征,但它陷入了异域主义观点,造成了当时的矛盾冲突。那时候,人们建立国家的努力恰恰是以国家缔造者们曾经抗争过的模式为基础的。《马库纳依马》是巴西现代主义的不朽作品之一。它能被铭刻进文学史册中去,一方面是作为巴西民俗幻想的狂想曲,另一方面是作为对经典文化传统,特别是浪漫主义时期以来的传统的一次重大改写。它提出一个综合体,在文化——历史的层面上呼应了人们对建立巴西民族形象的渴求。这种形象可能为巴西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赋予一个现代国家的地位。最后,《偿还荒原上的魔鬼》,一部现代主义后期的作品,导致了对以往代表“巴西特色”作品的批判解读。它将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本体论观点摒弃一旁,给我们提供了“绿林好汉”和“荒原”的形象,而它们根本不对应任何被界定了的形象。小说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从整体上呈现了作品本身,并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对它本身作为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独特性,而且对身份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了重新思考。

作者简介

姓名:E.F.库庭霍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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