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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斯特与圣伯夫——驳《圣伯夫》之真谛
2015年06月30日 14:42 来源:中国外国文学网 作者:刘晖 字号

内容摘要:法国批评家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是法国十九世纪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他写下了卷帙浩繁的批评著作,包括《批评与文学肖像》、《文学肖像》、《妇女肖像》《当代人物肖像》、《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夏多布里昂及其文学集团》、《月曜日丛谈》、《新月曜日丛谈》等。他首创肖像与传记的批评方法,使文学批评摆脱了法国古典主义批评的规则和体裁的束缚,完全改造了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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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批评家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是法国十九世纪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他写下了卷帙浩繁的批评著作,包括《批评与文学肖像》、《文学肖像》、《妇女肖像》《当代人物肖像》、《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夏多布里昂及其文学集团》、《月曜日丛谈》、《新月曜日丛谈》等。他首创肖像与传记的批评方法,使文学批评摆脱了法国古典主义批评的规则和体裁的束缚,完全改造了文学批评。他说:“我不过是为伟大人物画肖像的人,一个肖像画家,一个描绘性格的人。”1一方面,他通过作品寻觅作家的性情,描绘作家的肖像,揭示作家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他关注作家才能发展和变化的不同阶段,撰写作家的心理传记。在自然史家布封和居维叶的启发之下,他宣称做精神的“博物学家”,为每个人物、每种观点、每种感情找到恰如其分的名称。他要采集不同的作家作“标本”,把作家分成“精神家族”:“就像植物有植物学,动物有动物学,存在着精神的自然史,精神上的自然家族的(差不多被描述的)方法。一个被仔细观察的人与我们从远处看的类型相关并说明了这个类型”。2也就是说,圣伯夫试图通过个性认识共性,借助特殊达到一般。在《夏多布里昂及其文学集团》的手稿中,他明确指出:“只需一个有鲜明特征的人,只需一个有天才或才能的人,我们就可研究很多人,我们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是我的已经过时的方法,在我看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文学科学才能贡献一切”。3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社会的动荡和工业文学的发展使他深感有必要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重建秩序,所以,他在1849年秋天开始撰写的《月曜日丛谈》中,并没有精心构建这种“文学科学”,而以伦理学家的态度,引导大众的良知和阅读趣味。如同圣伯夫本人在《月曜日丛谈》的序言中所说的,我们可以将他的批评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复辟时期,他从事论战批评,为浪漫派辩护;第二个阶段是在路易•菲利普时代,他从事描述的、分析的和好奇的批评,想达到一种不偏不倚的认识;第三个阶段是在第二帝国时期,他从事一种判断的批评,力图说出作品和作家的真实。由此,我们看到圣伯夫的批评方法的复杂性和阶段性。

  圣伯夫文学批评的创造性在于第一次将批评的对象对准作家本人。在他之前的文学评论大都考察政治、文明和风俗与文学建制的关系,不大关注作品与个人性情的关系和作品本身的风格。圣伯夫则不同,他把批评重心放在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身上。而且,在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方面,圣伯夫认为创造作品的人比作品本身更重要,理解人就可掌握作品产生的奥秘。他始终认为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他在谈到传记批评方法的缺憾时说:“艺术部分地依靠其主体的困难和微妙”。4他在《文学肖像》的序言中进一步指出:“判断作家容易,但判断人则非如此。”5为了揭示作家隐秘的自我,最大限度地做到“真实”,他不满足于一个作家已发表的作品,还力求掌握他未发表的文章、书信、日记等,并向作家的亲属、继承人和朋友进行调查。这并不意味着圣伯夫满足于考察作家的“社会”自我,因为他没有将调查与研究作家的“内在”自我对立起来,而是要揭下一个作家的所有面具,戳穿一切谎言,更好地把握作家作为个人的独特性。

  但有些作家对圣伯夫的批评方法颇不以为然,甚至提出了抗议。维尼最早对圣伯夫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他在《一个诗人的日记》中写道:“只能解剖死人:这种试图打开活人头颅的方法是虚假和恶劣的。只有上帝和诗人知道思想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凡人无法打开这神圣的果实,在里面找到果仁。当他们想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重新裁剪了思想并且损害了思想。”1也就是说,维尼不赞同在作家身上寻觅个人的作法,将诗人的地位提到上帝和先知的高度,这可以算是最早的“驳圣伯夫”的证据了。保尔•瓦雷里步其后尘,责备圣伯夫对艺术中非理性的方面不加注意。他认为,应该分清生活和作品之间的差别,摆正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要让生活吞噬了作品。对圣伯夫批评方法持异议的代表性人物是普鲁斯特,他几乎彻底颠覆了圣伯夫长期以来在法国文学批评界的统治地位。1954年,出版商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遗稿中关于圣伯夫的断章残简整理出版,于是《驳圣伯夫》(Contre Sainte-Beuve)一书出版。这本书否定了圣伯夫的传记批评方法,他甚至认为圣伯夫的著作就整体而言不过是机智的谈话,是“谎言”,没有什么意义。普鲁斯特的批评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使许多人仿佛顿悟一样,多多少少成了“反圣伯夫”的了。1992年,《驳圣伯夫》的中译本面世,这位法国批评家的名字借普鲁斯特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多亏普鲁斯特的反驳,圣伯夫才被翻出了尘封的故纸堆。好像没有普鲁斯特,圣伯夫就没有存在价值一样。多少人对圣伯夫的批评思想一无所知,仅凭这本书,就站在了圣伯夫的对立面。这实在是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要说明这个现象,需要弄清圣伯夫-普鲁斯特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普鲁斯特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圣伯夫?他是在什么背景下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发出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他反驳的依据是怎样的?这正是我想探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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