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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玄怪文学
2015年05月12日 11:04 来源:中国外国文学网 作者:孙婷婷 字号

内容摘要: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坛同时兴起过两场论战:“新批评之争”与“何为玄怪文学”,我国学界对于前一场争执的关注显然大大盖过了后一场辩论。的确,相比于英美国家,法国的玄怪文学有欠发达,创作形式以短篇故事(conte)和中篇小说(nouvelle)为主;此外,玄怪文学 “偏僻怪异” 的选题似乎与现实相距遥远,对一贯注重“现实主义”的中国学人吸引力不大,所以,国内学院派将之视为“通俗文学”和次要文类,相关研究乏善可陈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然而,玄怪文学与现实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同时风行绝非偶然: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共同滋养的土壤,才诞生了严格意义上的玄怪文学。在经典的玄怪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并不需要离开习惯的生活环境,现实的情境突然发生断裂以后,神秘(现象)才突然侵入到真实生活的框架中。所以,把超自然现象叠加到真实的背景上,这是玄怪文学的主要特点,一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驴皮记》、《塞拉芬娜》)、梅里美(《伊尔美神》)、莫泊桑(《奥尔拉》)均曾投身于玄怪文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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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坛同时兴起过两场论战:“新批评之争”与“何为玄怪文学”,我国学界对于前一场争执的关注显然大大盖过了后一场辩论。的确,相比于英美国家,法国的玄怪文学有欠发达,创作形式以短篇故事(conte)和中篇小说(nouvelle)为主;此外,玄怪文学 “偏僻怪异” 的选题似乎与现实相距遥远,对一贯注重“现实主义”的中国学人吸引力不大,所以,国内学院派将之视为“通俗文学”和次要文类,相关研究乏善可陈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然而,玄怪文学与现实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同时风行绝非偶然: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共同滋养的土壤,才诞生了严格意义上的玄怪文学。在经典的玄怪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并不需要离开习惯的生活环境,现实的情境突然发生断裂以后,神秘(现象)才突然侵入到真实生活的框架中。所以,把超自然现象叠加到真实的背景上,这是玄怪文学的主要特点,一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驴皮记》、《塞拉芬娜》)、梅里美(《伊尔美神》)、莫泊桑(《奥尔拉》)均曾投身于玄怪文学的创作。

  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创作方法、美学原则和故事氛围的文类,玄怪文学1830年前后诞生于法国,持续发展了40年以后,在19世纪末趋于衰落。

  玄怪文学的诞生

  从中世纪到19世纪初,“fantastique”一词始终作为形容词使用,最初的意思是“鬼怪附身的、着魔的”,1831年,《法兰西学院字典》将 fantastique解释为“chimérique”(虚幻的),并补充说:“也指徒有外表、而无实物”。19世纪上半叶,“fantastique”开始作为名词出现,用来指称一种文类 。在1863年的法语字典《利特雷》 中,关于fantastique的词条明确讲到:“指荒诞、不可思议的故事,如童话故事(contes de fées)、幽灵故事,尤其是指在德国人霍夫曼的影响下流行起来的一种故事类别,其中,超自然现象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释义延续至今。

  那么,霍夫曼到底怎样直接影响了一个文类在法国的诞生呢?

  1828年,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尔(J.-J. Ampère)在巴黎的《全球》杂志上第一次对霍夫曼进行了专门介绍,随后,借助于洛埃夫-威玛斯(Loève-Veimars)的翻译,霍夫曼的作品在1828至1833年的法国甚为风行。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例如巴尔扎克、诺蒂耶、戈提埃、梅里美、奈瓦尔以及后来的莫泊桑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创作出优秀的玄怪小说。法国译者洛埃夫-威玛斯选用的书名《玄怪故事》为后来的文学评论提供了修饰语。因此,形容词“玄怪”(fantastique)被用于文学,是发生在一个确切的历史时间,并且与霍夫曼小说艺术的一个特点休戚相关:在霍夫曼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作家首先把主人公放到一个现实的框架和情境之中,很快,故事发生奇异的变化,难以理解的“玄怪”事件出现了;而霍夫曼通过某种叙述方式,让这些奇怪的情况既能被看作确实发生了的事件,又能被当作主人公的臆想、幻觉。尽管迷信在霍夫曼的作品里影响仍然很大——人物会遇到女巫、魔鬼,受到他们的蛊惑,但是某种间离的技巧,通过破坏超自然现象的可信性,又让这种迷信受到质疑。

  假如对霍夫曼其人其作的介绍被比喻为一粒种子,那么让这粒种子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沃土,便是法国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境和文化氛围。

   社会历史背景

  18世纪启蒙时代后期,一些初具“玄怪”雏形的文学作品的集体问世并非偶然,它们显然是对当时震动了西欧几个大国的历史事件——法国的大革命——的反应。在思想领域,它们是对启蒙哲学家们倡导的理性至上论做出的回答。

  法国的大革命对人们的精神状态施加了很大的影响。18世纪末,法国民众喜欢强烈的情感刺激与此不无联系。从1798年开始,一种叫做“魔术幻灯”的演出开始在巴黎流行。在漆黑的放映室里,人们借助于幻灯,制造出鬼怪出现的效果。马克斯•米尔讷在其著作《魔术幻灯》中为我们描绘了这种演出的若干场面:“有时,大厅里会突然出现一个年轻姑娘的骷髅,被割下的人头自己滚来滚去,或者看见迪欧根尼(Diogène)从观众席中穿过,同时墙上用磷火打出那几个著名的大字:我在找一个人” 。马塞尔•施奈德认为:“……魔术幻灯适应了当时人们的口味,它借助于恐怖传达出凄凉与死亡的氛围。 ”

  对大革命、尤其是对大革命恐怖主义的恐惧,使得哥特式小说在法国备受推崇。1767年,开创了哥特式小说先河的《奥特兰托城堡》(1764)首次被译为法语出版,但在当时,对它的兴趣还只是出于礼貌,因为作者霍勒斯•沃波尔的父亲受到过伏尔泰的赞赏。三十年后,“英国的黑色小说……(却)让法国读者着迷,大革命的血腥恐怖已经让他们感官异常,让他们的品味下降。 ”于是,安•拉德克利夫的两部力作《尤道弗的神秘》、《意大利人》,以及马修•刘易斯的代表作《修道士》均于1797年刊行了法语本。同年,安•拉德克利夫的法国读者竟然超过了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的读者总和。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19世纪初玄怪文学的诞生传达出一种普遍的焦虑,这当然是受到了当时混乱的(有时令人惊恐的)政局的影响。但是,也可以说玄怪文学与整整一代人所感受到的焦虑氛围息息相关,因为,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世界上最牢不可摧的两种价值——上帝与国王——已经崩塌,作为这样一个世界的继承者,浪漫派们用想象行为来抵御令人失望的现实。玄怪文学也因其反社会、注重内省的特点被视为一种创新。

  法国的启蒙世纪实际上被两种思想体系打上了烙印:一方面,是启蒙哲学家们鼓吹的理性、决定论思潮;另一方面,是唯灵论、天启论等秘传学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对基督教充满怀疑,但出于对精神力量的信仰,又经常结成秘密社团或各种形式的共济会。由于18世纪的科学还不算发达,许多方面无法提供满意的答案,人们于是想通过其他的途径参透宇宙的奥秘,好奇心使他们求助于一些秘传学说。在《法国的玄怪小说——从诺蒂耶到莫伯桑》中,作者皮埃尔-乔治•卡斯代指出:1770年前后对非理性重新燃起的兴趣(主要表现在对天启论的关注上),似乎已经制造了一种有利气氛,使得一种非理性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类(即玄怪文学)变得易于为人们接受。当时,启蒙哲学家们的思想已经赢得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民众,但是同时,启蒙思想也严重削弱了教会的势力,一些神秘主义运动利用这一时机,开始日渐壮大。天启论者,例如斯威登伯格等人,按照卡斯代的说法,面对的是一个“信仰动摇、狂热却经常一如既往的社会” 。此前能够被纳入宗教的各种非理性的知识,取得了独立的存在。

  说人们不再相信上帝还为时过早,但人们的确不太相信过于严肃、对解放出来的思想形成束缚的上帝了。不过, 人们对魔鬼、尤其是他手下的那些鬼怪精灵却始终没有忘记。早在17世纪末,蒙福孔教士(l’abbé de Montfaucon)的《德•加巴里伯爵》一书就宣讲了“四行说”,即万物由四大本原构成,每一种本原都对应着一些特殊的生物、次要的神灵,他们没有魔性,与人类相处融洽,常常把宇宙的秘密暗示给人类。此后,这样一组“神秘而又充满魅力的人物(水精、气精、地精和火精)” ,将大量充斥于18和19世纪的玄怪故事。

  被公认为法国玄怪文学开山之作的《恋爱中的魔鬼》就应该被置放在这样的背景中。小说里对秘传学说(ésotérisme)的推崇十分明显,作者参照了犹太人对《旧约》的传统解释,影射了四大本原构成的世界(女主人公就是一个气精)。《恋爱中的魔鬼》在18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开辟了想象文学的一片新天地,这一分支在秘传学说的影响下,致力于与彼世的交流。小说也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境:“我们知道,”安托那•费维尔说,“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以及之后的第一帝国时期,是天启论盛行的时期,魔法、通神术、神智学占据了文化舞台的很大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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