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学 >> 东方文学
日本文艺批评中的“自然”、“对幻想”与近代批判 ——以柄谷行人初期写作为线索
2020年07月27日 09:18 来源:《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作者:高华鑫 字号
关键词:柄谷行人;自然;小林秀雄;江藤淳;吉本隆明

内容摘要:柄谷行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所写的文艺评论,与日本战后的文艺批评传统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通过柄谷行人这一时期所关注的“自然”、“对幻想”等概念,可以看到他的问题意识与小林秀雄、江藤淳、吉本隆明等前辈批评家有着复杂关系。这些批评家代表了一种潮流——对战后文艺批评的“近代”理想的批判和超越,但我们不应将此潮流简单地视为一种进步,而是应该看到它体现了战后日本知识人在重新构建日本的“主体性”时所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柄谷行人;自然;小林秀雄;江藤淳;吉本隆明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柄谷行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所写的文艺评论,与日本战后的文艺批评传统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通过柄谷行人这一时期所关注的“自然”、“对幻想”等概念,可以看到他的问题意识与小林秀雄、江藤淳、吉本隆明等前辈批评家有着复杂关系。这些批评家代表了一种潮流——对战后文艺批评的“近代”理想的批判和超越,但我们不应将此潮流简单地视为一种进步,而是应该看到它体现了战后日本知识人在重新构建日本的“主体性”时所面临的困境。

  关 键 词:柄谷行人/自然/小林秀雄/江藤淳/吉本隆明

  作者简介:高华鑫,男,1990年生,清华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比较文学、日本文艺批评。近年发表的论文有《诗、伦理与文明批评——夏目漱石〈虞美人草〉试论》(载《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他者的维度——论武田泰淳的中国书写》(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增1期)等。

 

  一、文艺批评与战后日本的主体性

  作为日本后现代左翼知识人的代表人物,柄谷行人在日本国内外都拥有众多读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日本,柄谷行人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后现代哲学理论的介绍者和引领者的角色,而自九十年代以降,他则以对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化思考而著称。在中国学界,柄谷行人尤其以对现代文学概念的解构而闻名。

  然而,柄谷行人在理论领域的成就,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早期的文艺批评写作。事实上,柄谷行人最初是作为文艺评论家登上文坛的,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前期他主要致力于对具体作品和文艺现象的批评,这些写作与之前的日本文艺批评传统具有更明显的亲缘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他较为推崇小林秀雄、吉本隆明以及江藤淳等前辈批评家,并借用他们的话语资源来展开自己的叙述。现在看来,柄谷行人早期的文艺批评需要重新讨论,这不仅能更全面地了解柄谷行人,而且也能以此为线索,把握战后日本文艺批评的特殊的言说空间和话语谱系。

  战后日本文艺批评的发展,与冷战格局中日本所处的特殊位置有着深刻联系。1952年后,随着日本在形式上脱离被占领状态,日本的政治开始呈现为两种大的方向的对抗:一方要求巩固战后初期占领军推进的民主化改革,另一方则要求“纠正”此前的改革,双方的对抗围绕着“改宪/护宪”这一主轴展开。在此过程中,日本的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整合,形成了左右制衡的“五五年体制”①。这种格局实际上是冷战在日本内部的一种投影,而在日本的文化界也同样出现了左右制衡的格局。在此语境中,战后日本的文艺批评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同立场的知识人互相交锋、争夺话语权的公共空间,文艺批评的写作也往往超出对个别作品或文学现象的阐释,而成为对社会整体状况的思索;批评家们面临着共同的课题——如何在冷战格局中确立日本文化的主体性,而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战后日本批评的一大传统,是从“战后民主主义”的方向来确立日本的主体性。历史学家安丸良夫指出,通常所说的“战后民主主义”包括两种具有竞争关系但又互相协作的脉络——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主义。②两者尽管多有差异,但具有伦理上的一致性,都肯定以新宪法为代表的战后民主化改革成果,反对保守民族主义和日美军事同盟,把“民主主义”与“和平”视为战后日本的核心价值。在战后初期的文艺批评中,这两股脉络典型地体现在《新日本文学》和《近代文学》这两份杂志上。《新日本文学》继承了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传统,而《近代文学》派的批评家则更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近代市民社会理想,对日本马克思主义传统多有修正和补充。双方多次发生论争,但又共同构成了文艺批评中的战后民主主义潮流。

  如果说战后民主主义一脉的批评是通过对“战前”历史的全面批判来确立日本的主体性,那么与之对抗的话语谱系,则往往通过强调“战前”与“战后”的连续性来寻求日本的主体性。在此意义上,小林秀雄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存在。在昭和初年,小林秀雄便是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进行对抗的代表性批评家;在战争期间,他赞扬日本传统和日本大众的精神,这种姿态一直延续到战后。战后,小林秀雄拒绝对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言论进行反省,并在《本居宣长》等著作中进一步致力于对民族传统的再评价。这种姿态使得小林秀雄成为战后保守主义话语谱系中的一面旗帜。在小林秀雄的后继者中,代表性的批评家是江藤淳,他将文艺批评变成对日本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探求,并把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归因于美军占领期,从而建构起一种与战后民主主义截然相反的战后想象,开创了一种具有示范性的保守主义批评话语模式。

  与战后民主主义话语相对抗的另一股力量来自“新左翼”,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吉本隆明的批评。吉本隆明一方面也批判战后民主主义对“战前”的遮蔽和搁置,但另一方面则从更激进的立场上提出了对日本主体性的重新构想。如果说战后民主主义的“民主”是一种代议制民主,那么吉本隆明否认的恰恰是一切对民众的“代表”,他将代议民主制、前卫政党和作为启蒙者的知识人通通视为“拟制”——一种虚假的代表。在此意义上,吉本隆明的文艺评论是一种“68年”的写作,与新左翼运动中的直接行动主义倾向相通。按照吉本隆明的思路,战后日本主体性的确立只能通过克服大众的自我异化,颠覆国家这一“共同幻想”来实现。

  可以说,柄谷行人初登文坛之时,也正是上述几种话语在文艺批评领域互相竞争、互相交织的时期。总的看来,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日本文艺批评中,战后民主主义话语在保守主义和新左翼的夹攻之下陷于守势。当然,这种话语也并未完全失效:一方面,小田切秀雄、本多秋五等老一辈批评家仍然活跃于文坛,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大江健三郎这样有意识地继承战后民主主义传统的作家。大江健三郎与江藤淳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多次论争以及本多秋五和江藤淳的“无条件投降”论争等等,都反映出文艺批评领域左右制衡格局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柄谷行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这些论争。例如,1971年他发表了《作为读者的他者》一文来评论大江健三郎与江藤淳的论争,对江藤淳给予更多肯定,而批评大江健三郎拘泥于战后民主主义的先验观念,陷入自我欺骗。③在1978年的“无条件投降”论争中,柄谷行人也对江藤淳的占领期历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肯定,以至于本多秋五指责柄谷行人对江藤淳进行“援护射击”④。

  在当时,柄谷行人这样一个有新左翼经验的年轻批评家认同吉本隆明,对战后民主主义持批判态度,是不难理解的;但他为何对江藤淳这样具有保守倾向的评论家表现出同样程度的共鸣,却值得思考。在此意义上,柄谷行人在1972年所写的评论《超越心理之物的影子——小林秀雄与吉本隆明》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这篇文章中,柄谷行人将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三位批评家——小林秀雄、江藤淳和吉本隆明的思想资源串联到一起,表述了一种特殊的问题意识。对这篇文章及其背后的思想谱系的分析,不仅可以说明柄谷行人初期写作的特性,也可以借此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在日本文艺批评中新左翼话语与保守主义话语有时会呈现出相通和重叠的关系,通过这种分析,我们也将更加理解战后日本的历史语境与言说谱系。

  二、超越近代主体的“自然”与“大众”

  《超越心理之物的影子——小林秀雄与吉本隆明》刊载于《群像》杂志1972年2月号。结合全文来看,题目中的“心理”一词与“自我”、“个人”等词语基本可以互换,换言之,它指的是近代个人主义所想象的能动的个人理性主体,而柄谷行人这篇文章关注的,则是日本文艺评论中超越这种“主体”的尝试。文章首先从夏目漱石的《梦十夜》谈起,指出夏目漱石对于近代艺术中“人主体地创造一切”的信念有着深刻的怀疑,进而又指出对近代主体的怀疑其实是欧洲和日本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帕斯卡尔、笛卡尔和瓦莱里是近代欧洲知识人的代表,而夏目漱石、小林秀雄、吉本隆明和江藤淳则是日本一侧的代表。在柄谷行人看来,这些知识人都发现近代理性是有界限的,当它被推至极限,便会出现某种理性之外的事物,而理性其实是建立在这种非理性事物之上的。然而,这种超越性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柄谷行人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欧和日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十七世纪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尔面前出现了上帝。可是在漱石面前,在更后来的小林秀雄和吉本隆明的面前出现了什么呢?那是‘自然’。”⑤

  “自然”是柄谷行人初期评论中频繁出现的一个概念,他常常把它与西方的“上帝”对置:“自然”是超出近代理性主体的事物,但又不同于基督教的超越性,是另一种超越性。例如,他评论漱石的小说《道草》时说:“‘自然’是在始于自己又终于自己的‘意识’之外展开的非存在的黑暗。漱石既不称其为上帝,也不称为天,只是称之为‘自然’。”⑥

  此时的柄谷行人把小林秀雄也置于漱石的延长线上,视为“自然”的发现者之一。在小林秀雄早期的批评中,“自我意识”是一个关键词,他通过这个词来把握欧洲的近代精神,并认为波德莱尔把十九世纪的“自我意识”推到了极端⑦,所以是近代知性的极致体现。小林秀雄还表示,是兰波让他突破了波德莱尔的“自我意识的球体”并重新出发⑧;但柄谷行人指出,问题在于小林秀雄再次出发时走向了哪里:

  他发现的,正如江藤淳所说,是“太平洋湛蓝的海水”。要而言之,他虽然发现了“自然”,但那不是兰波的沙漠那样粗暴严酷的东西,而是水灵灵的安宁的世界。重要的是,他并非像帕斯卡尔那样从上方找到超越性,而是在下方,也就是下降的方向上找到了超越性。(「心」:218)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下”的二元对立。如果说上方、上升意味着从宗教中寻找出路,那么下方、下降意味着什么?当柄谷行人把这种位于近代主体下方的“自然”,与另一位批评家吉本隆明的“大众的原像”概念结合起来时,问题似乎开始变得清晰:“自然”是对日本人的历史传统和感性特质的一种把握。

  柄谷行人认为小林秀雄的“自然”是一种与人具有高度亲和性的存在,并进而指出,正是在日本对外战争期间,小林秀雄发现了这种超越于个人自我意识之上的“自然”。给他以启示的是普通的日本平民。对普通日本人来说,战争就像台风、地震等天灾一样,虽然激烈,却是一次性的,过去之后,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就会恢复。实际上,战后不久,美国对日本民众就成为了具有亲和性的“半他者”。在柄谷行人看来,小林秀雄所说的“国民”,从具体的个人身上是找不到的,但作为总体它又确实存在(详见「心」:210-221)。他进而写道:

  大概柳田国男在撞上这难以言说的存在时,只能称其为“常民”吧。小林秀雄虽然信赖“国民的智慧”,但他所说的智慧并不指任何具体的东西。他说这是由于它“还没有获得新的思想表现”,但毋宁说它绝不可能获得新的思想表现。生活者的“智慧”从根本上拒斥战争[革命]意识形态宣传者的启蒙,却又绝不会获得新的思想表现,这样一种持续的存在,无疑也正是吉本隆明说“大众的原像”时所想起的形象。(「心」:221)

  “上/下”的二元对立在这里仍然发挥着作用。“下降”不仅意味着近代知性主体向非理性的“自然”的回归,同时也意味着启蒙者、指导者向被启蒙者、被指导者的回归。在此时的柄谷行人看来,“常民”的持续性远比国家或知识人的意识形态更为强韧。文章还展开论述了“常民”与近代日本知识人的关系。柄谷行人把这种“常民”或“大众的原像”视为日本知识人的根基,指出日本知识人往往因否认、厌恶自己的出身而陷入精神危机,而为了摆脱危机又向根基“回归”,吉本隆明和小林秀雄均是如此。换言之,在柄谷行人这里,“自然”对近代理性主体的超越,也意味着知识人的权威地位的解构。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柄谷行人为何在这一时期提出对近代理性主体和知识人的批评?这种批评又何以将夏目漱石、小林秀雄、吉本隆明作为互文的资源?如果以这篇文章为线索,把视野扩大到战后日本文艺批评的整体,就会触及“近代批判”或者“近代主义批判”这一大的问题系。

  三、战后日本批评史中“近代主义批判”的轨迹

  战后初期,日本文化界对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展开反思,并试图为新生的“和平国家”规划一种新的主体性。此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具有鲜明的启蒙色彩,例如丸山真男的政治学、大塚久雄的经济史研究、川岛武宜的法学研究,均从西方社会中抽象出某些“近代”的尺度或者理想以衡量日本,试图克服日本的“非近代”的缺陷(当然这种“近代”理想是有选择的,绝非对西方无保留的肯定与接受)。而同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启蒙的使命感,例如平野谦、荒正人、本多秋五等《近代文学》派批评家,通过一系列论争,一方面强调文学家的战争责任、文学的伦理性,另一方面又针对日本共产党主导的左翼政治,主张文学的独立性,从而建构起他们自己的“近代”言说,宣扬一种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与这种普遍理想互相补充的,是对日本近代文学的“非近代”性质的反思:在此时的文学史叙述中,日本近代文学史包含种种夭折的可能性,最终未能出现真正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社会性的“近代”主体,而这正是战后文学所应当实现的。

  《近代文学》派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伦理性和时代性,但今天看来其软肋也比较明显。战后日本“近代主义批判”的出现也与此有着直接关系。不过,与后来被常识化的“近代主义批判”不同,最初的“近代主义批判”是由日本共产党方面提起的,它一方面是《新日本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种种争论的延伸,另一方面也与日共的“民主民族战线”和苏联的日丹诺夫批判有着内在联系。⑨日共系知识人认为《近代文学》派美化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艺术至上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不过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占领军政策的转变和来自第三国际的批判,日共陷入深刻的危机,因此“近代主义批判”尚未得到深化,就被其他更紧迫的问题所取代。

  继承了“近代主义”这一概念,将其引向另一个方向的,是五十年代的国民文学论争。竹内好对“近代主义”一词的运用推动了它的演化。在《近代主义和民族的问题》一文中,竹内好把那种以欧洲文学为模范寻找日本近代文学之不足的方法,统称为“近代主义”,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普遍蔓延的倾向,连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也属于“近代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植根于本国的生活感情和传统。⑩竹内好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相结合的,而日本的社会革命排斥了民族的问题,导致民族主义只能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战后“近代主义”的流行又使得民族问题仍然得不到真正的讨论,为此他特意提出“国民文学”这个被法西斯主义污染过的概念来引发讨论。(11)当然,国民文学论争的方向并不是由竹内好独自规定的,这场讨论涉及的内容包括文坛的封闭性、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脱节、传统的断裂和再继承等多个侧面。不过从总体上看,可以说经过国民文学论争,“近代主义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被常识化了。

  此时的“近代主义批判”与时代状况有着密切联系。朝鲜战争的爆发推动了美国占领军主导下的日本的再军备化,唤起了众多知识人的战争危机感和警惕性,以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近代”因此失去了战后初期的魅力。同时期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使得西方中心的“近代”被相对化。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近代主义”批判,特别是竹内好对“国民”、“民族”的构想,虽然对战后初期的启蒙话语构成批判,但又与它们具有连贯性,都是在战后社会体制尚未稳固之时对一种新的主体性的构想。

  但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对以西方为范本的“近代”的批判,在日本并不是多么新鲜的观念,几乎从明治以来就屡屡被提起,到了战争期间更是发展为对“近代的超克”的鼓吹。日本文艺批评研究者佐藤泉指出,明治以来日本的殖民现代性的问题不仅屡屡被问题化,甚至是被过度问题化了,因此竹内好的主张也很容易引起反响;然而此时的“近代”批判者大多缺少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关注,在一种西方/日本的二元对立中模糊了日本对亚洲的战争责任。(12)在国民文学论争过去之后不久,“近代”批判的这个负面便逐渐显露出来。

  朝鲜战争并未把日本变成战场,反而以“战争特需”推动了日本的经济复苏。随着美军占领的结束以及政坛的稳定化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五十年代中期日本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随着社会体制的固化,“近代主义批判”也逐渐失去了战后初期的多义性。佐藤泉认为,国民文学论开启的对国家、国民、民族传统的言说此时逐渐被右派、保守派垄断。他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叙述和教科书开始强调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等作家的“反近代”精神,战后初期的启蒙史观被“东洋与西洋”、“日本的民族传统”等问题所取代。(13)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近代”话语日益走向对日本文化身份的确认。1965年筑摩书房出版了由福田恒存编辑的《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2卷《反近代的思想》,其内容编排颇具标志性(或者说症候性)。该书分为“文明开化批判”、“对近代的怀疑”、“对近代的克服”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入夏目漱石、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的文章各一篇;第二部分收入了保田与重郎和龟井胜一郎等日本浪漫派的代表人物的作品,此外还收入曾参与国民文学论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山本健吉的论文;第三部分“对近代的克服”则完全由小林秀雄的五篇文章构成。(14)这种编排方式与当时日本浪漫派的再评价等现象的关系值得深思,不过,这本文集最显眼的地方还在于小林秀雄所占比重之大以及它始于夏目漱石终于小林秀雄的编排顺序。其中所选的小林秀雄作品,均为战争期间及战后所写,换言之,是小林秀雄“回归”民族传统之后的作品。文集编选者将这样的小林秀雄视为近代的克服者、日本近代知性的一个总结。

  六十年代“反近代”思想谱系的重构,从反面揭示了战后日本“近代”言说的一个弱点:对战争经验的处理不够充分。桥川文三在《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中表示,平野谦、荒正人等评论家对日本浪漫派的批判过于简单,无法回应战时日本青年的经验。(15)吉本隆明则指责丸山真男等进步派知识人在战争中只是旁观者,游离于大众。(16)可以说,在六十年代的语境中,“近代主义批判”往往也是一种“战后民主主义”批判,这种批判的效力既来自西方/日本的二元结构,也来自与它重叠的另一种二元结构——进步派知识人/日本大众,而造成知识人/大众的分离的关键原因是战争。在“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者看来,比起截然否定战争的进步派知识人,对投身战争的大众抱有信任的小林秀雄似乎更值得尊敬。通过上述双重二元对立的作用,被建构起来的不只是与西方相对的“日本”,还有作为战争承担者的“大众”。这种“大众”形象的固定化,一方面模糊了日本的侵略责任,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人们对战后初期那种具有社会主义文化色彩的民众观念的忘却。

  总的说来,战后批评中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近代”批判谱系,是由日本的“近代”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战后初期的占领与民主化改革时期,常常被称为“第二次开国”,这是相对于“第一次开国”即明治维新而言的。在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性知识人眼中,战后日本的任务正是要实现明治时代未充分实现的“近代”的可能性。然而,日本的这种第二次“近代化”是在美军占领下自上而下实施的,这一历史条件造就了战后民主主义话语的软肋:它的主体性建构主要依据“民主”、“和平”等普遍理念,而如何让这些理念内在化,提供一种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是一大难题。当然,战后日本的启蒙者们也为此做过许多的努力。但随着历史记忆的淡化,丰裕的大众社会的到来,战后初期的启蒙话语渐渐难以支撑“想象的共同体”的重构。于是,战后民主主义屡屡遭到民族国家情感的反噬,而这种反噬又往往以“近代”批判的面貌呈现出来。在此意义上,柄谷行人所说的超越近代理性的“自然”,联系着潜藏在战后的民主化、近代化过程之下的民族认同问题,而这种问题意识,又与江藤淳的文艺评论有着内在的关联。

  四、江藤淳的“近代”与“自然”

  在《超越心理之物的影子——小林秀雄与吉本隆明》中,柄谷行人特别强调小林秀雄的“自然”的亲和性,屡次使用“みずみずしぃ”(意为富有水分的、新鲜的、色泽鲜活的)一词来修饰它。在文章中,西方的形而上世界与日本的“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通过“沙漠”/“海水”的意象呈现出来:西方人试图超越近代理性时,或者像笛卡尔一样走向上帝,或者像兰波一样走进荒凉沙漠;而小林秀雄的“自然”却是“太平洋湛蓝的海水”。在这里柄谷行人其实化用了江藤淳的小林秀雄论。

  较早把“海水”意象作为理解小林秀雄的关键性线索的,正是江藤淳。在其专著《小林秀雄》中,江藤淳分析了小林秀雄洁癖式的“自我意识”如何在恋爱关系中备受折磨,并指出正是这种折磨所导致的自杀冲动让小林秀雄在意识的深渊的尽头看到了“自然”的形象:“太平洋湛蓝的海水。”(17)在江藤淳的叙事中,这并非小林秀雄一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日本近代。

  江藤淳的“自然”总是联系着另外两个关键词——“伦理”和“他者”。他在考察日本近代文学时追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没有上帝这一绝对他者的日本,如何建立一种近代伦理?这种问题意识贯穿于他的夏目漱石论和小林秀雄论,而这些著作也对柄谷行人不无影响,下面江藤淳这段对《梦十夜》的评论就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柄谷行人《超越心理之物的影子——小林秀雄与吉本隆明》里的一些论述:

  像这样,在《梦十夜》中暗暗地展开自己内部世界的漱石,是一个令人想起说出如下这句话时的帕斯卡尔的人:

  Le silence éternel de ces espaces infinis m'effraye.(这空间的永恒的寂静使我恐惧)。

  但是帕斯卡尔以这句名言中的“恐惧”为契机,试图让人转向上帝。帕斯卡尔大概要说,当人走向上帝时,这样的“恐惧”就消失了。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如此转向上帝,恰恰是漱石最不能认可的。而漱石最宝贵的诚实,也正在这里。(18)

  江藤淳的逻辑大致可以这样归纳:伦理的建立势必需要他者,但与拥有一神教的西欧不同,日本没有上帝这一绝对他者;而夏目漱石的贡献就在于,他不是从垂直的方向上,而是从水平的方向上找到了他者——与自我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他人。江藤淳的小林秀雄论,也是在其漱石论的延长线上展开的,共同构成了一种关于近代伦理的建立和挫折的文学史叙事。江藤淳认为,尽管漱石发现了他者,但后来的私小说传统抹杀了他者,只留下绝对化的自我;小林秀雄则一方面知道这种绝对化自我的不可能性,一方面却又始终受其吸引,因此试图同时获得自我与他者,亦即一举获得“近代”,但他最终失败了,还是将自我绝对化了。(19)小林秀雄在此象征着日本近代伦理建立过程中的挫折,而造成挫折的根本原因,江藤淳有时称之为“自然”,有时又称为日本人内部的“原始的异教徒的精灵”。(20)海水正是这种“自然”的象征。

  这样一种文学史表述,事实上和战后初期的“近代主义”文学史观有很多相通之处,提示了近代市民社会理念在日本的挫折,然而江藤淳的特点在于他在此之上又叠加了一层家庭关系的隐喻,用“父与子”、“母与子”的关系来把握日本的近代。小林秀雄便被江藤淳描述成一个“无父之子”,来暗示近代日本知识人的命运。而在另一部著作《成熟与丧失》中,江藤淳通过美国/日本的二元对立,建立起一套更加体系化的叙事。

  在《成熟与丧失》中,江藤淳指出:在美国那种“父性的文化”中,儿子被母亲拒绝,必须作为孤立的个人走向远方,从而与其他独立的个人相遇,变成父亲,建立新的家庭,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此即所谓“成熟”(21);但在日本“母性的文化”中,具有高度粘着性的母子关系拒绝这样的“成熟”,儿子倾向于滞留在自然的血缘中,不同真正的他人相遇,渴望自我同一化,只认同与自己相似的、作为自身延长的事物。(22)江藤淳在书中借用了石田英一郎的比较民族学研究,试图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差异来说明美国和日本的差别,又借用了折口信夫对“妣之国”的描述。不难看出,江藤淳从折口信夫著作中借来的“南海充盈的光芒”、“水底的淡青色的世界”等意象(23),与他在小林秀雄那里中发现的“海”的意象是一脉相承的。

  在《成熟与丧失》中,“母性文化”/“父性文化”的对立与“自然”/“社会”的对立可以互换。尽管“自然”在这里还象征着日本相对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缺陷”,但这种“缺陷”已不是有待启蒙来克服的障碍,而呈现出更深的宿命色彩。这样一种日本想象成为江藤淳否定战后民主主义、构建其保守民族主义话语的根据。通过对同时代小说中的母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分析,江藤淳勾勒出一个不仅缺少“父亲”、甚至连“母亲”也已经丧失的战后日本,并将这种精神上的荒凉归因于战败所造成的国家认同丧失,由此指出重建“父性”的道路—对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再确认。而战后民主主义知识人由于并不将战败视为“丧失”,而且批判天皇制,所以成为江藤淳攻击的对象。

  经过这样的路径,带有“近代主义”痕迹的江藤淳的批评最终变成了六十年代“近代主义批判”的一条支脉。在渲染战后的“丧失”的同时,他试图再现江户和明治前期存在的“儒学的”世界像:一种个人忠于国家、灭私奉公的价值体系。不消说,这显然只是截取了儒学传统中极其有限的一个侧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路与当时美国日本研究界盛行的“近代化论”有关。佐藤泉指出,江藤淳1962至196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员时,所接触的美国学者多为“近代化论”的代表人物,如马里厄斯·B.詹森(Marius Berthus Jansen)、罗伯特·N.贝拉(Robert Neelly Bellah)、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 Whitney Hall)等,他们强调日本的“前近代”和“近代”的延续性以及江户传统对日本近代化的推动作用。同一时期,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也推广了“日本是非西方地区少数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之一”的神话。(24)这一时期美国的日本研究所宣扬的“近代化论”,包含深刻的政治意图:把日本塑造成一个“近代化”的模范先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赋予方向,这有利于削弱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巩固美国作为指导者的地位。

  在这样的语境中,日本国内对江户和明治国家的重新肯定成为一种广泛的潮流,江藤淳对明治的世界像的重构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江藤淳更强调的毋宁说是这种世界像破碎后的失落感。他把这种破碎和失落归咎于战败后的美军占领期,并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具体考察占领期的言论审查如何造成了国家认同的“丧失”。在此意义上,江藤淳的写作充分体现出日本保守主义文艺批评的一种悖论:一方面依赖于冷战下的日美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又要把美国作为对立面以建构日本的身份认同。

  可以说,江藤淳创造了一套用文艺批评来书写民族国家寓言的方法。这种寓言式写作的力量在于把日本的民族国家认同描述成一种被战后历史所“压抑”的存在,从而制造出保守民族主义话语的“深度”和吸引力。通过聚焦于美国占领期间对日本的“压抑”,江藤淳在与本多秋五等战后民主主义系统的批评家论战时占据了某种主动权。

  柄谷行人早期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江藤淳的这种寓言性。“自然”这一模糊的概念,联系着潜藏在战后日本“近代”之下而始终未得解决的民族国家问题。然而,“自然”这一概念正因为模糊,所以具有多义性。江藤淳对“自然”的讨论最终导向对国家认同的重建,而柄谷行人却试图从“自然”中寻求对国家的抵抗和批判。换言之,战后日本的主体性,未必只能依靠对民族主义想象的再确认,也可以通过对这种想象的克服和超越来寻求。可以说,柄谷行人把“自然”的问题从保守主义的文脉转移到了左翼的语境之中,而这种转换是通过导人吉本隆明的“对幻想”概念来实现的。

  五、吉本隆明与“对幻想”

  与江藤淳一样,柄谷行人对“自然”的思考,也包含着性的问题和“家”的问题。二者的区别在于:江藤淳通过两性关系来书写民族寓言,在他那里“家”与“国家”是同构的,克服“家”的危机需要确立民族国家的认同;而在柄谷行人的文章中,“家”却意味着某种独立的维度,它既超越于战后日本的近代个人主义、市民伦理,又不等于对民族共同体、对保守主义文化价值的回归,甚至潜藏着超越国家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思路,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流行一时的吉本隆明的理论,特别是“对幻想”理论,有着深刻的联系。

  小林秀雄曾将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男女之间比作心与心之间的桥,认为这样的“桥”超越于近代人的理性自我之上;柄谷行人在《超越心理之物的影子——小林秀雄与吉本隆明》中就此引申说,小林秀雄所谓的“桥”指的是一种“性的共同体”的关系,而这也正是吉本隆明所说的“对幻想”。柄谷行人强调,这是一种植根于性的自然关系的原理,是在“社会史的底部”持续存在的事物,它比国家和市民社会更为根本。在他看来,尽管市民主义者以个人原理与国家/社会相抗衡,但个人原理其实与国家/社会具有互补关系,而“对幻想”或者“异性的原理”则超越了这种近代的个人原理,只有以此为依据,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立”(详见「心」:228)。

  “自立”这一理想,是吉本隆明为六十年代的新左翼运动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它一方面要求日本在冷战格局中保持自立,即不依靠美苏任何一方;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个人相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自立。这种“自立”构想的特色在于,它不是简单地排斥民族主义,而是通过深入民族主义的内部,来寻求颠覆天皇制国家的契机。从这一思路出发,吉本隆明结合当时盛行的异化理论,建构起一整套“幻想论”体系。简单地说,吉本隆明认为宗教、法、国家等等被正统马克思主义归为上层建筑的事物,并非由经济基础决定,而是由人自身的“幻想”独立地发展/异化而来,天皇制国家正是日本人的“共同幻想”,所以对民族国家的克服,也必须从“幻想”领域本身着手,而与“共同幻想”异质的“对幻想”因此具有了十分特殊的意义。

  在吉本隆明的理论框架中,“对幻想”与“自我幻想”、“共同幻想”相并列,构成人的幻想领域的一部分。与个人的“自我幻想”不同,“对幻想”基于一对男女间自然的性关系,绝不会被回收到个人自我意识的内部,而是“一方的意识在另一方的意识中认出自身”的一种关系。(25)“对幻想”集中体现在“家”的问题中。吉本隆明沿着弗洛伊德的思路,以性为枢纽来把握“家”,但与弗洛伊德的不同之处在于,吉本隆明强调性的想象绝不会直接转换成个人心理或集体心理。(26)

  吉本隆明认为,“家”的“幻想的共同性”不会直接扩大为村落、国家的共同性,而是与国家/社会的共同幻想根本对立,因为国家/社会是个人自我幻想的抽象的一般性集合,而“家”以“只能从一对男女之间产生的”“对幻想”为基础,所以不会脱离人的存在的具体性。(27)在吉本隆明看来,把天皇制国家放在“家”的延长线上来看待,是“近代主义”的错误,把君臣类比作父子的天皇制国家只是利用大众的“家”的理念创造出来的“拟制”,真正的“家”、“对幻想”总是从国家的共同幻想中被排除出去。“家”相对于国家/社会,既是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的存在,同时却又是超乎其上的某种东西。(28)

  吉本隆明的这些论述未必能经受住人类学、历史学的严格验证,然而,从文艺批评的角度看,这种叙述却意味着某种深刻的变化。在战后启蒙期的文学史叙述中,近代日本作家如何摆脱“家”的束缚,确立个人的自我,是一个枢纽问题。然而在六十年代前后,这样的近代个人主义的自我地位逐渐动摇。江藤淳把日本的近现代改写为一个“家”的解体、失落的过程,将“家”的重建作为当务之急;同一时期,吉本隆明则把“家”作为抵抗国家的据点。当然,拥护天皇制的江藤淳与解构天皇制的吉本隆明在立场上是截然相反的,然而他们又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以近代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想象为基础的战后民主主义话语正在失去领导权(hegemony)。在吉本隆明的幻想论体系中,个人的“自我幻想”并不能抵抗“共同幻想”,反而经过一种异化成为后者的基础。柄谷行人说得更直接:市民主义者的个人原理与国家具有互补关系。

  不过,需要继续追问的是,在否定“近代主义”的个人原理的同时,吉本隆明为何如此信任“异性的原理”?七十年代初柄谷行人为何也如此看重异性问的“对幻想”?日本性别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上野千鹤子认为,吉本隆明“对幻想”理论的新意在于证明性与权力同样值得思考,而且性能够成为抵抗权力的据点,从而为过去日本文艺批评所贬抑的性和家庭等私人领域赋予了理论上的重要性。这对同时代的读者特别是受新兴女性主义影响的人们产生了冲击。将恋爱称作“对幻想”,甚至成了当时女学生中的流行现象。但上野千鹤子也指出了“对幻想”概念的几个缺陷:首先,它是非历史的,因为男女一对一的“对幻想”的特权化只是近代的产物;其次,不消说它完全是以异性恋中心的,没有意识到性取向的多元性;第三,从历史上来看,近代家庭也确实是民族国家统治的单位。(2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野千鹤子指出了“对幻想”概念的流行与当时政治状况的关系:

  学园斗争解体后,新左翼运动进入退潮期,政治的季节迎来终焉,在这一时期本书[《共同幻想论》]被从政治转向性的年轻人们所阅读。它也受到将“对幻想”选作战场的这一代女性的欢迎,但她们当中的多数都如出一辙地建立起了近代家庭,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事实。(30)

  现在,如果重新回到柄谷行人的文本,我们或许更能理解他把小林秀雄的“心与心之桥”和吉本隆明的“对幻想”联结起来的理由。小林秀雄从人与人的感情特别是爱情中发现了某种超越近代个人主义主体的契机,但这种思路本身也是近代的,植根于北村透谷以来的日本近代文学中一种理想化的恋爱观,而这种恋爱观的现实基础,是产业化、都市化所导致的血缘、地缘共同体的解体。小林秀雄提出“失去故乡的文学”,也与这样的时代状况有关。在战争期间的大规模疏散中,男女回到故乡,旧式家庭获得了短暂的“复权”;而在战后,传统的父权家庭制度进一步解体,随着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中产阶层的扩大,由恋爱结婚形成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流。江藤淳和吉本隆明从不同角度对“家”的关注,正是以这样的历史状况为基础。在此意义上,在小林秀雄的“桥”和吉本隆明的“对幻想”之间,可以观察到一种历史的反复。而对于七十年代初的新左翼青年,恋爱和“家”成为运动退潮后的容身之所。因此,所谓“对幻想”对国家的抵抗,与知识人的“书斋里闹革命”相似,都反映了“68年”之后的某种普遍状况。

  六、柄谷行人的早期写作与后“68年”的时代状况

  上文从柄谷行人《超越心理之物的影子——小林秀雄与吉林隆明》一文出发,分析了此时柄谷行人对近代理性主体的怀疑与战后文艺评论中的“近代批判”的联系,并讨论了柄谷行人所提示的超越近代理性主体的存在——“自然”、“对幻想”等等与小林秀雄、江藤淳和吉本隆明的互文性,并提到这种对近代主体的。怀疑意味着战后启蒙期那种近代市民社会理想的失效。需要补充的是,在柄谷行人那里,这种怀疑同时还与当时日本新左翼运动的困境有着内在联系。

  在1967至1970年间,柄谷行人历任国学院大学非常勤讲师、日本医科大学专任讲师、法政大学专任讲师,以青年教师的身份经历了大学学潮。在1972年1月的一次对谈中,柄谷行人提到,他开始关心小林秀雄战争期间的作品,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尽管柄谷行人并不相信当时充斥于大学校园的各种政治理论,但仍然被卷入***中,由此感到历史的某种强制力,在对谈中两次提到学潮期间因精神苦闷而自杀的大学教师的例子。他认为,如果从客观、外在的角度看,大学的风波也许不算什么,然而局中人无法这样客观地思考,他们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强制性力量,感到大学里的问题占据了自己生命的全部。在这种背景下,柄谷行人开始感到小林秀雄所说的“自然”、“宿命”的意义。(31)

  在这里,柄谷行人在学生运动和战争之间建立起一种类比,其中尽管包含某种错位,但也反映出某种重要的体验。日本六十年代的新左翼运动宣扬一种通过变革自我来变革社会的主体观念,这种观念以法国存在主义、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等等为理论资源。然而随着运动的高涨和挫折,青年们渐渐发现革命的主体非但难以颠覆强有力的社会结构,反而深受结构的制约,而且运动本身也形成了强制和压迫个人主体的结构。结构主义理论为这种现状提供了一种解释,但又难以成为精神的寄托,唤起能动性的想象。柄谷行人认为,自己的写作也正是从“主体”和“结构”的分裂之间起步的。(32)

  在这种分裂中,柄谷行人重新发现了此前的文艺批评传统。小林秀雄的“自然”似乎提示了一种出路:徘徊于政治的虚无之中的知识人、革命青年,可以下降/回归到“自然”当中,以超越有限的“主体”的苦恼。吉本隆明的“大众的原像”也同样是一种可以回归的下方/底层。但与此同时,现实社会中的底层却正在渐渐消失。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日本社会走向所谓的“一亿总中流”(33),对革命伦理来说不可或缺的他者/底层逐渐变得不可见,在此意义上,柄谷行人此时关注的“自然”,毋宁说是一种作为替代的精神上的“底层”。

  然而,“自然”这一多义的概念,在提示了种种思考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包含着诸多陷阱。小林秀雄战争期间及战后的批评建构了一种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日本的文化身份,江藤淳的“自然”概念也参与了这种建构。柄谷行人的初期写作也将“自然”概念作为理解日本的一个入口,但随着对民族国家的批判意识的增强,日本式的“自然”对他来说逐渐成为一个需要克服的对象。在其八十年代的《批评与后现代》、九十年代的《日本精神分析》等著作中,都能看到与“自然”搏斗的痕迹。然而,“自然”作为一种设问的方式,本身有其局限。柄谷行人对日本特殊性的批判,有时反而建构了西方/日本的二元对立,并造成作为他者的中国的扁平化,这一点已经受到布雷特·德巴里(Brett de Barry)、林少阳等学者的批判。(34)

  “自然”的另一个陷阱,在于它造成了对战争责任的忘却。小林秀雄把战争叙述为“自然”时,也就放弃了对战争的历史化思考。正如丸山真男曾经指出的,三十年代的小林秀雄在拒绝以马克思主义为首的各种理论体系之后,最终把战争解释为一切普遍理论都不适用的“例外状态”,通向了一种“决断主义”原理(既然开战了,那就必须战胜)。(35)因此,从小林秀雄那里找不到对战争的伦理性反思。

  与“自然”相关联的另一概念,即吉本隆明的“大众的原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吉本隆明在批判以天皇制为轴心的共同幻想的过程中,同时也强化了这种共同幻想的民族性、宿命性的色彩,他所倡导的高于知识人启蒙理性的“大众的原像”事实上也可以将大众的民族主义和生活保守主义合理化。因此,吉本隆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解构民族的民族主义者。吉本隆明谈论战争责任问题时,往往侧重于追究日本文人对日本民众的责任,而不是日本对被侵略国家的责任。

  这种避重就轻的发问方式,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吉本隆明的天皇制批判中。吉本隆明从自古以来的“共同幻想”中探寻天皇制的根源,却没有触及战后象征天皇制的特殊性。正如小森阳一指出的,战后的象征天皇制的重要机能在于把战死者作为“英灵”来祭祀,把天皇和战死者绑在一起,由此免却天皇的战争责任。(36)吉本隆明最终没有追究“大众”的战争责任,或许也正是为了回避“战死者”这一特权化的存在。于是,当吉本隆明以“共同幻想”概念批判国家时,这种批判总是被回收到日本内部。吉本隆明要求日本知识人破除对美国、苏联和中国的理想化,在日本的大众中寻找“自立”的根据,这固然是出于对冷战结构的反思,但他在谈论中国时,只是把它作为冷战格局的一部分、作为部分左翼人士的偶像而加以批判,却极少思考中日长期以来的历史关系,因此他所谓的“自立”终究是一种孤立。

  可以说,柄谷行人的早期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小林秀雄、江藤淳等人的文化保守主义批评与吉本隆明的新左翼理论之间建立联系,将这些不同谱系的思想资源糅合在一起。而这也反过来说明,日本的新左翼和保守主义本身具有合流的可能。事实上,日本文化界的战后民主主义话语正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新左翼与保守主义的左右夹击之下逐渐后退的。在保守派力量占据主导的当下日本舆论界,“战后民主主义”一词本身也蒙上了某种嘲弄的色彩。(37)的确,战后民主主义谱系的文学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的问题,它们对战前和战后占领期历史经验的处理不充分使它们在建构战后日本的文化主体性时存在软肋,面对保守民族主义的攻讦时陷入被动。

  战后日本的民主与和平这些“近代”理念被视为占领期建成的一种“人工建筑”,仿佛缺少本真性,不得不反复面对日本式“自然”的侵袭。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所谓超越近代的日本式“自然”往往使在冷战中受益的日本大众的民族主义和生活保守主义正当化,其中缺失的是对日本之外的“他者”的意识。在此意义上,仅仅以“自然”批判“近代”,无法真正建立战后日本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无法主动承担对历史的责任,对他者的伦理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在七十年代以来众多日本新左翼知识人转向保守主义的时刻,柄谷行人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重新引入马克思、维特根斯坦等理论资源来思考日本的“他者”、“外部”,这是一种重要的方向调整,可以视为一种尝试超越日本式“自然”的实践。也只有理解了柄谷行人早期写作背后的战后日本批评史问题,才能够恰当评价他后来的理论工作的意义。

作者简介

姓名:高华鑫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