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学 >> 东方文学
韩国盘索哩与中国鼓词因缘考
2019年11月08日 09:52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郭雪妮 闵子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盘索哩诸多起源论中,“中国讲唱起源说”曾一度遭学界质疑,中国讲唱文学作为“他影响源”的可能性,也只能在承认本土“巫习起源说”的既定框架内小心求证,这种定于一尊的研究模式使中国讲唱文学被囫囵围观,而作为其“细部”的鼓词以及鼓词与盘索哩的关系却被遮蔽了。构成这种遮蔽的成因是复杂而动荡的,但民间口头文化记载匮乏这一现象无疑加剧了研究的难度。本研究拟从盘索哩的起源论切入,以明末遗民东浮朝鲜这一史实为中心,从根源上发掘韩国盘索哩与中国鼓词的隐性因缘,为盘索哩研究辟一新叶。

  关 键 词:盘索哩/鼓词/讲唱文学/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郭雪妮,陕西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闵子,韩国籍,延边大学科技学院韩国语系教授,吉林 延吉 133002

 

  一、盘索哩起源论及中国鼓词的提出

  “盘索哩”是以鼓为主要伴奏乐器,以说唱结合的方式表演一个较长故事的韩国传统口头艺术。盘索哩(Pansori)由名词“盘(pan)”和动词“索哩(sori)”复合而成。“盘”既指表演的场所,又指众人共同参与的场面,同时还兼量词作用,有“玩一盘、唱一盘、乐一盘”等之意。“索哩”指天地间的一切声音,在这里特指盘索哩的演唱音调。①关于盘索哩的起源问题,韩国学界争议很大。所有观点概而察之,可攒为三类:一曰“巫习起源说”;二曰“笑谑之戏起源说”;三曰“中国讲唱起源说”②。其中,又以“巫习起源说”呼声最高。

  “巫习起源说”以郑鲁湜的论述为发端,他从巫俗的角度解释了盘索哩的起源,其取精用闳,于抉择爬梳史料之外注重实地考察,提出南原邑一带盛行的以春香为题的巫女表演,乃是最早的盘索哩雏形。③之后,张筹根从全罗南道地区具文岛和罗陆岛的世袭巫戏出发,从侧面支持了郑鲁湜的主张。他认为巫术表演者和盘索哩广大(表演者)的根基都源于同一个地方,盘索哩广大是从舞蹈巫师中分化而来的。④另有一些学者从音乐论出发,探索盘索哩与巫歌的关系。如李慧求关注了京畿道地区的清水沟,通过对巫乐表演的思考,论述了巫歌音乐与盘索哩的联系。⑤如徐大锡认为,巫家以歌唱方式叙事的手法与“盘索哩”以歌唱讲故事的方式是一脉相通的。⑥这些观点将盘索哩的起源或追溯到“巫俗传统”,或指向“叙事巫歌”,甚至“巫戏表演”,尽管论述角度千差万别,但最终都殊途同归于“巫习起源”。

  “笑谑之戏起源说”是韩国学术界的另一种重要观点。金东旭从盘索哩的音乐形态出发,提出“盘索哩混合着各种歌曲,又夹杂着才谈方式的述说,以此为线索,可以从广大笑谑之戏中找出盘索哩的成立过程”。⑦另外有学者提出,朝鲜时代为了参加王宫每年举行的傩礼,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们争相表演“笑谑之戏”。这时,有些广大把南道巫乐和民间故事编织成长篇歌曲来演唱,盘索哩便由此而产生。⑧这种通过研究国家对艺人的管理制度来支持“笑谑之戏起源说”的观点,本质上与“巫习起源说”是同一的。

  至于“中国讲唱起源说”,若只是宏观一瞥,便不难发现,盘索哩采用韵散结合的说唱方式,以第三人称代言体表演,文学脚本被多重创作的特性,以及其表演中使用的道具、行业术语等,都与中国讲唱文学惊人相似。上世纪60年代,学者金学主首次提出“韩国的盘索哩可能起源于中国的讲唱文学以及中国的讲唱艺术”⑨,之后,不断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领域,但囿于对中国讲唱艺术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文化寻根模式的抵触心理,部分学者的关注点胶着于平行“优劣论”,而始终无法进行超越性的考古研究。如成贤子选用宋代说唱话本与盘索哩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在叙事结构或在音乐方面,盘索哩遥遥领先于中国讲唱艺术。⑩在这种语境下,学者张筹根采用迂回策略,捃摭大量文献史料,以支持盘索哩“巫歌起源”的姿态,提出“巫歌”可能起源于中国唐代变文,并从三个角度层层推进,论述了中国讲唱文学与盘索哩的关系。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这样看来,韩国的叙事巫歌、佛典说话、李朝小说都和中国的讲唱文学有密切关系。”(11)遗憾的是,张文中虽不乏警拔之说,但所引中国文献仅有几本台湾著作,并未涉及大陆学界史料,因而其论述“中国讲唱文学”的部分不免有些发力不足。

  上世纪90年代始,中国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且从研究开端就带入“异域之眼”,直接选取与盘索哩最为接近的讲唱曲种展开,其开创性意义值得肯定。如李万鹏先生用韩语发表的论文《韩国盘索哩与中国大鼓书的比较研究》(12),池水涌先生更是将“苏州弹词”与“盘索哩”(13)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进行比较研究。但这些研究都趋向于横向的、平行的研究,构成其立论关键的可比性问题,无疑是后续研究者首要关注的焦点。

  关于弹词与盘索哩的可比性问题,韩国学者张守连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指出:“以往关于中国的说唱和盘索哩的研究事实上并不多见,虽然有几位学者在比较研究中做过这一课题,可是没有直接去做文本的比较研究,在他们共同的见解中,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如果说盘索哩受到中国说唱的影响,那么只能是鼓词。”(14)金学主也有过类似论述:“如果说盘索哩是英祖年间前后发生的,那么中国的讲唱对盘索哩的影响,首先要从弹词和鼓词中寻找。”(15)紧接着,他从弹词的叙事体、伴奏方式、说唱方式、使用乐曲等方面出发,否定了弹词影响的可能性,觉得盘索哩和鼓词更接近,更值得进一步研究。

  李万鹏先生提出盘索哩与大鼓书的比较,无疑说明中国学者已经觉察到了盘索哩与鼓词的相似性。但遗憾的是,术语概念的模糊不清必然造成研究对象的暧昧,所谓“大鼓书”是鼓词发展到清代之后只唱不说的“段儿书”,其与盘索哩又说又唱的特性相差甚远,如此一来,该文的可比性也有质疑之处。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鼓词的定义为:“一般以鼓、板击节说唱的曲艺形式。鼓词的名称,起于明代。……清代初年以后,鼓词演唱相当兴盛。”(16)关于鼓词的起源问题,至今也是一个谜。可以说,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学者观点迥异。如郑振铎先生从文学的视角出发提出:“鼓词源流可溯至唐代变文,至宋,变文之名消失,而鼓词兴起。”赵景深先生从曲艺的角度认为:“鼓词是流行于北方的民间的讲唱文学,它较早的称呼是鼓子词或鼓儿书。从鼓子、鼓儿的命名上,可见它是以鼓的伴奏而得名的。(17)”侯宝林先生从民俗学的角度考证,提出鼓词起源于劳动歌谣。他在《曲艺概论》一书中援引黄芝冈《从秧歌到地方戏》中的材料:“早年农人插秧、耕田,在田里群唱秧歌,用来兴歌、节歌、送歌的有一面大鼓,这鼓叫秧歌鼓”,并由此联想到鼓词伴奏之鼓。(18)

  与鼓词起源的不确定性紧密相关的,就是鼓词概念的不明晰,尤其是鼓词与鼓子词概念的模糊。如前所述,赵景深先生曾说鼓子词是鼓词较早的称呼,而郑振铎先生的论证中似乎也有模糊之处,如《中国俗文学史》第八章《鼓子词与诸宫调》中说:“鼓子词仅见于宋,是小型的‘变文’,是用流行于宋代的词调来歌唱的,当为士大夫受变文影响之后的一种典雅作品。”(19)他将赵德麟的《蝶恋花》鼓子词录载下来,作为材料支持。之后,在第十三章《鼓词与子弟书》章节,他又说“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为最早的鼓词之祖”,这显然又将鼓子词和鼓词归为一体了。后人对此不加辨析,在此观点上无限膨胀,造成了鼓词概念的深度模糊。因此,寒声先生在为《中国鼓词总目》的代序中,才会说:“我很崇拜赵景深先生,不过鼓子词、鼓词虽然同属音乐文化,如果脱离音乐研究则往往容易出错。因为鼓子词从音乐上说,它是宫调曲牌体音乐,唱词多属长短句。……和诸宫调、北杂剧同属一体系,即曲牌体宫调音乐。……而鼓书、大鼓、大鼓书、鼓儿词,从音乐角度看,同属板腔体……中国板腔体说唱、吟唱是继承了唐代释家变文和宋以后宝卷宣唱和歌唱方法的。”(20)

  今综合各家之言,试述鼓子词与鼓词之别:其一,鼓子词产生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当是宴会之时,供学士大夫们一宵之娱乐的”(21),而鼓词产生于民间,是土生土长的庶民艺术;其二,鼓子词的讲者与唱者是分离的,一人是讲说的,另一人是歌唱的,且伴奏乐器以弦索、笛子为主,而鼓词讲唱结合系于一人之身,伴奏乐器主要是鼓;其三,鼓子词属于小型的讲唱文,短的甚至只用一首词(22),内容多讲述才子佳人的风流艳事,而鼓词多属鸿篇巨制的大型讲唱文,以讲述金戈铁马历史兴衰为主。

  相较之下,陈汝衡先生的论证就比较谨慎,他指出“鼓词名称,起源很早”,之后提及赵德麟的鼓子词,“赵德麟的鼓子词因为铺张辞藻,够不上是通俗文学,但它的体制,却是上承唐代变文形式,下开民间鼓子词话本的先河。”(23)李家瑞先生的观点就更精确了:“赵德麟的鼓子词有唱无说,因此鼓词本支祖宗当以明代贾凫西的木皮鼓词为最早。”(24)贾凫西约活动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至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明亡之后,他不愿为清朝鹰犬,便自带板鼓,以滑稽玩世的姿态说唱历史,他所唱的就是现今流行的“木皮鼓词”。《木皮词》的草创及流传,约当明清鼎革之际,这一时期社会风云激荡,大批明朝移民逃亡至朝鲜南部,据现存文献资料及学者推断,盘索哩的形成时间(25)与之惊人吻合,而起源地点诚如郑鲁湜、金大幸等学者所言,恰是朝鲜南部,这种时空上的巧合或可称本研究之契机。

  二、时空巧合及传播的可能性

  若深切考察中朝古代文化交流史,就不难发现以朝贡制度为载体的官方文化交流,以边市贸易为契机的民间文化交往,都可能成为鼓词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本篇以“明末移民”为限,今唯刺取“时空巧合”这一线索,溯源细剖。

  研究明末移民,首先要关注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壬辰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向朝鲜移民这一事实。”(26)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派遣大军侵略朝鲜。朝鲜李朝向明廷驰送告急咨文,明廷应李朝之请,两次出兵援朝,最后明、朝水陆联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就是壬辰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朝鲜称之为“壬辰、丁酉卫国战争”,明朝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27)。壬辰战争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明史》记载:“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28)在这场战争中,明王朝可谓倾国相助,以至于国力大损,弱化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使明王朝陷入了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在战后不到五十年便告灭亡。而李氏朝鲜“经此浩劫,益增对明的崇慕,认明对朝鲜有再造之恩,尤其在知识阶层中,表现出日益根深蒂固的遵命思想和事大主义”(29)。朝鲜对明朝的“再造之恩”感激涕零,这显然为日后大批明朝移民涌入朝鲜埋下了伏笔。

  韩国“明义会”编辑的《朝宗岩文献录》、《朝宗岩文献录续集》、《朝宗岩文献录后记》和《大明遗民史》,是研究明末移民的重要参考文献。目前中国学者对东浮朝鲜的明移民的先行研究,管见所及的有牟元珪《明清时期中国移民朝鲜半岛考》(30),作者通过扎实的文献整理,梳理了从明初到清末东浮朝鲜的中国移民;李光涛的《中韩民族与文化》(31)一书,着重论述了东去朝鲜的明遗民李如松、孔枝秀、黄功等人;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32)在第四章着重探讨了明遗民身份及在朝祭祀活动;吴一焕《海路·移民·遗民社会——以明清之际中朝交往为中心》(33)一书系统整理了明清之际的社会资料,及从“移民”到“遗民”的身份转换。

  笔者在参考《李朝实录》的基础上,结合上述著作,将明移民归为四类:一是壬辰战争之后滞留朝鲜的明朝将领及其后裔,可称“留民”;二为明朝灭亡后,为反抗满族统治而移居朝鲜的文人武士、官吏贵族,可称“遗民”;其三是被清军虏到沈阳,后随作为人质的朝鲜世子凤林大君东去朝鲜的明遗民,后称“九义士”;四为因贸易往来、海上遇险等辗转迁徙到朝鲜的明朝移民,多为商人、艺人、囚犯等,可称“流民”。在研究这四类移民身份与鼓词传播的可能性之前,首先要注意到鼓词的发源地——山东,以及山东在中韩交流史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如前所述,贾凫西是山东曲阜人,其《木皮词》最早也是由山东流传出来的。鼓词发展到清代,成为以摘唱为主的大鼓书,而其源头也在山东。关于山东与大鼓书的渊源,陈汝衡先生曾说:“大鼓书发源于山东,所谓梨花大鼓乃是鼓书的老祖宗。”(34)若以山东为基点,集中笔墨考察明末移民本贯、身份与接触鼓词的可能,以及东浮朝鲜后的主要活动,或不失为一坦途。

  据“明义会”明末遗民资料记载,属于第一类“留民”的明东征将领施文用、千万里、片碣颂、徐鹤等,以南方人居多,籍贯尤以浙江为最,这恐怕与水师不无关系。壬辰战争后,他们多因伤病未愈无法撤离而滞留,之后在朝鲜娶妻生子。但他们在朝鲜社会中刻意保持明朝社会特征,政治态度十分明确。名将片碣颂曾与施文用、杜师忠、徐鹤等登头流山,作诗《与同来诸公登头流山》曰:“登高望北燕,烈士剑心白,漠漠腥风外,谁知万里客。”明亡后,徐鹤向西而哭,从此隐于小屋,杜门不出。如此看来,东征将领传播鼓词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不能忽视的是跟随将领们留居朝鲜的士兵。据《燃藜室记述》:“明军入朝鲜的将官有370多人,士兵22万。”《皇朝遗民录》又云:“万历、壬辰丁酉间,征倭诸将娶于东邦,或有子女,不能率归,仍为东人者多矣。”多为庶民出身的士兵群体,接触鼓词的可能性很大,他们定居朝鲜南部后,传播鼓词的可能不容忽视。

  第二类“遗民”,即明亡后东浮朝鲜的文人武士、官吏贵族,多为避难而迁居朝鲜。这些人或为名门之后,如麻舜裳,为明抗倭提督麻贵曾孙;或官居高位,如浪础,为明崇祯时兵部侍郎;或为孤高士人,如金长生,饱读诗书却一生漂泊。这些人多经辽东、山东沿海漂流入朝,他们或本贯山东,或曾留居山东,可以说都曾浸润山东地方文化多年,如麻舜裳曾任登州通判督粮,浪础曾谪居登州,金长生籍贯正是登州府。据《新增文献备考·舆地考》海路记载:“中国有乱则避于我东者……不可胜数,而多由登州。”(35)然而,这些浸润山东风俗多年的明“遗民”入朝后,就耳目所及之记载,多为祭祀明朝皇帝,世代认同明朝臣民,保持着名副其实的明朝“遗民”身份。至于鼓词这种余技,似并无文献可考。

  再来看“九义士”等人在朝鲜的活动。崇德二年(1637年),凤林大君与昭显世子为人质,质居沈阳。曾有九位明人,先后被清军掳至沈阳,后因志趣相投,先后投奔朝鲜质子馆,后人称为“九义士”。“九义士”中除了黄功和郑先甲为进士外,其他的都没有功名,跟明政府关系也不密切,属于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但他们对明朝却有着满腔的怀念之情。顺治二年(1645年),凤林大君被送回朝鲜,遂将“九义士”带走,以图实现恢复明朝之志。凤林大君继位后试图有所作为,但天不予寿,在位十年即崩,复明之计就此破灭。关于“九义士”籍贯及其后裔,详见下表:(36)

  通过上表不难发现,“九义士”中有五人属山东籍贯,另外与“九义士”同来朝鲜、与风林大君甚为密切的四位明朝女性遗民,也与山东颇多关联。如前所述,“九义士”与士人阶层不同,其身份与庶民阶层更为亲近。尽管目前尚乏确凿证据敲定“九义士”作为传播媒介,但并不妨碍研究进一步延展的可能。

  另外,除上述有记载的明朝移民外,经辽东、山东沿海漂流至朝鲜的逃人和流民数以万计。据《清代全史》记载:“天启元年(1616年)七月以后,镇江等地辽东汉民逃亡朝鲜者达数十万。”(37)据《明熹宗实录》卷十:“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陷辽阳、沈阳,辽民经镇江逃亡朝鲜者,达两万之众。”(38)而从海路漂往朝鲜者,尤其是山东半岛等靠近朝鲜半岛等地的居民亦不少。关于这部分流民的史料记载几乎是空白的,据现有的材料片段看,这批流民以流浪艺人、商人居多,他们登陆朝鲜后,因担心被遣返,一般都会辗转移居到湖南地区全罗道附近。为了谋生,大多数流浪艺人只能重操旧业,以街头卖艺为生,而其中可能不乏鼓词表演者。

  有趣的是,据韩国学者们考证,盘索哩起源地正是在湖南地区全罗道一带。壬辰战争中,这里曾是援朝明军抗倭作战的主要地区,战后因伤病等原因滞留在朝的明军及其后裔,便长期居住于此。关于他们对当地文化的影响,韩国学者曾这样表述:“在此役(壬辰战争)中,曾由明军播下民间信仰的新种子,此即对“关圣帝”(羽)的崇拜,因明将士们大肆宣传关公显灵的故事,以至汉城到全罗道、庆尚道等地兴建关公庙。”(39)说唱关公故事是中国鼓词艺人最喜爱的曲目,从说唱关公故事到兴建关公庙,及至今日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关公信仰,这其间鼓词说唱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再者,从明亡之后大批遗民逃往朝鲜所居地来说,以朝鲜南部居多,且多集中在庆尚、全罗与京畿诸道。一来是因为这里居住着大批明军遗民,风土人情比较熟悉,兼之朝鲜当地人对明朝的感恩之情顺移到对遗民的态度上,则是非常友好,极尽各种方便,这是遗民们选择南方居住的第一个原因。二来朝鲜南部气候温暖,多平原水田之地,而东来遗民中,以原籍中国江浙、山东地区为多,从山东威海到朝鲜海州仅相隔360公里海路,都属于季风带气候,自然条件非常接近,所以乐于居住。第三,朝鲜北部偏寒,而且与清朝接壤。清政府曾多次要求朝鲜遣返遗民,出于对明朝的感恩,朝鲜最初对遣返一事态度消极,后迫于清廷压力,不得不行遣返之实,故大多数遗民都迂回地逃往朝鲜南部,最后定居于此。(40)

  明末移民聚集于南道这一事实,与盘索哩起源于南道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必然的影响关系,这仍需进一步求证。尽管有扣盘扪烛之嫌,但似乎无碍我们大胆推测,在明末遗民聚集的湖南地区,鼓词艺人击鼓说唱的形式与韩国民间传统的巫戏表演结合,广大们借鉴这种方式表演,从而促进了盘索哩的产生与成熟。

作者简介

姓名:郭雪妮 闵子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