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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古代《诗经》接受史考论
2016年02月26日 08:14 来源:《文学评论》第20155期 作者:李岩 字号

内容摘要:与中国一样,朝鲜历来的儒学者都相信《诗经》经过孔子之手而被删修,最后成为了《诗三百》,所以将其信奉为至高的儒家经典。这时期的《诗经》学研究越过《毛诗序》、《郑笺》、《毛诗正义》等中国宋以前对《诗经》的注释和解析工作,进入了一个以宋朱熹的《诗集传》为权威蓝本的《诗经》学注析和研究阶段。归根到底,朝鲜人把对《诗经》的研讨,看成磨砺自己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试金石。随着对《诗经》学理解的深入,朝鲜的文人学者都把《诗经》看成评价诗歌理想价值观的典范,不同的人们都以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学观接近《诗经》并研究《诗经》,发表了自己一系列的观点,以力求发现和挖掘其中的“真意”。

关键词:诗经;文学;朝鲜;学者;朱熹;研究;儒家;诗歌;孔子;毛诗序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与中国一样,朝鲜历来的儒学者都相信《诗经》经过孔子之手而被删修,最后成为了《诗三百》,所以将其信奉为至高的儒家经典。在长期处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朝鲜文人学者那里,《诗经》无疑成为了反观自己的文学观、诗意识和理论批评的一面镜子。高丽王朝及其文人学者都把《毛诗序》和郑玄的《毛诗笺》等看成是《诗经》笺注和解释史上的正面传统,因为孔颖达等人的《毛诗正义》坚持了“疏不破注”的基本原则,传承着它们的基本内涵。李朝是朝鲜《诗经》学研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期的《诗经》学研究越过《毛诗序》、《郑笺》、《毛诗正义》等中国宋以前对《诗经》的注释和解析工作,进入了一个以宋朱熹的《诗集传》为权威蓝本的《诗经》学注析和研究阶段。归根到底,朝鲜人把对《诗经》的研讨,看成磨砺自己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试金石。

  作者简介:李岩,中央民族大学

 

  与《诗经》及其探索文字的接触,在朝鲜古代也有漫长的历史过程。朝鲜于三国初期,力求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陆续进入封建社会。在整备封建制度的过程中,三国都以教育子弟培养人才为目的,逐步发展了教育体制。而三国的各种教育,都以本土文化和中国先进文明的融和为教学内容,来培养生徒的践行能力和书本知识。其中书本知识尤以东传的中国学术文化为基本课程。据《三国史记》,高句丽于372年(小兽林王二年)设立太学,主要以中国的四书五经教育子弟。在中国古代,《诗经》从来就属于五经或六经、九经之一,资料显示高句丽当时所使用的五经已经包括《诗经》。又据《日本书记》,百济王仁于285年应邀赴日本时带去《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并给太子教儒家经籍,“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能达”①。当时的百济,已设有完整的教育机构,传授儒家的四书五经。此时的百济,在中央官制中专设五经博士,专门管辖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务,王仁和后来的高兴等文士都担任这一“五经博士”。五经代表了中国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而《诗经》从来就占其中之一的地位。应该认为王仁去日本教给太子的儒家经籍中,极有可能有《诗经》。新罗的社会发展稍晚于高句丽和百济,但可知的是它的思想文化建设也离不开中国先进文明的助佑,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引进中国学术典籍和画像之类的文化成果,后来逐渐在太学奉案孔子像,以示学脉和尊奉。《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于圣德王十六年(718)在太学备置孔子、十哲、七十二弟子像,还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春秋》、《左传》、《毛诗》、《尚书》等教育生徒。尚不知之前流行于三国的《诗经》都是哪些系统的,但这一记录显示新罗统一半岛前后《毛诗》已流行于学界,甚至成为了太学教育生徒的主要教科书之一。当时儒家思想还没有被指定为统治理念,主要在伦理教养、思想文化知识、官僚实务提高等层面上被推广。在对《诗经》的学习和把握上也一样,当时尚未从经学的角度考虑问题,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只是因为它属于五经之一,从知识的层面上纳入必修课程之中。

  高丽光宗九年(958)实施的科举制度,诱发了国人发展教育的热情,国内除了促进中央的国学、地方官学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私学教育,以崔冲的文献公徒为首的十二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以科举取人,从真正经学的角度把握和研究《诗经》,开始于高丽时期。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管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还是各地的私学,教学内容一律都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其他兼营医学、天文、算学等杂课教育。这种教育环境自然诱发了经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精通儒家学说的文人和学者。高丽王朝几百年间,从中国输入大量文化典籍,至其中叶时,对中国典籍的藏书量已经达到可观的程度,在某些方面几乎赶上中国。《增补文献备考》第二百四十二卷记载,高丽宣宗八年(1091),宋哲宗派使要求高丽政府调查所藏稀贵之书,并转写其中宋廷所无绝本以送还。估计在这么丰富的藏书量里,定有有关《诗经》的注解、义疏方面的文献,而且曾广泛被高丽人阅读。据《高丽史》卷六的记载,高丽王朝向来有令资深学者御前讲经的制度,而讲经的内容中亦有《诗经》,如“睿宗十二年十一月甲午”、“十三年二月壬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十六年五月辛卯”,“仁宗十一年六月甲申”等日,都请学者专门听讲《诗经》。这说明作为五经之一,《诗经》在高丽王朝备受重视,被纳入讲经制度的议事日程中,国王亲自听讲。不仅如此,高丽王朝还大量刊行《诗经》及其义疏版本,颁给朝廷众臣,令各等文臣精读《诗经》及其义解注疏本,领会其思想要旨。据《高丽史》,仅靖宗十一年(1045)四月一次,命秘书省刊行《礼记正义》七十本和《毛诗正义》四十本,除收藏于御书阁一本以外的绝大部分都下赐给朝廷文臣,以进一步精通其要义。“(靖宗十一年四月)己酉,秘书省进新刊《礼记正义》七十本、《毛诗正义》四十本,命各藏一本于御书阁,余赐文臣。”②估计高丽王朝四百七十余年间,对《诗经》的廷前讲演、学校授课以及对其注解、义疏本的刊行和颁行,不知有多少次。

  与中国一样,朝鲜历来的儒学者都相信《诗经》经过孔子之手而被删修,最后成为了《诗三百》,所以将其信奉为至高的儒家经典。随着对《诗经》学理解的深入,朝鲜的文人学者都把《诗经》看成评价诗歌理想价值观的典范,不同的人们都以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学观接近《诗经》并研究《诗经》,发表了自己一系列的观点,以力求发现和挖掘其中的“真意”。在长期处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朝鲜文人学者那里,《诗经》无疑成为了人们反观自己文学观、诗意识和诗歌理论的一面镜子。在探讨的过程中,朝鲜学界和文学界也围绕《诗经》中的一系列问题存在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为什么在朝鲜也会出现这种不同意见呢?其中无疑有一些因素如个人学问基础、志向、时代背景、思想文化环境、文学观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此与每一个学者主要赞同中国哪一种《诗经》学观点也有很大的关系。自从朱熹的《诗集传》传入朝鲜并被认定为朝鲜《诗经》学研究至高范书以后,围绕朱熹的《诗经》学观点开始出现了更多的不同意见。尽管这些文人学者一般都是儒学者,有着共同的儒家世界观、价值观、学问基础,而且都尊奉“圣贤之意”,以朱熹《诗集传》为传授“《诗经》之奥义”的标准教科书,但在围绕《诗经》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上,都长期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和分歧。

  朝鲜文坛和学界围绕《诗经》学研究而存在的这种不同意见和分歧,从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早在中国汉代,也把《诗经》学当作观照国家治乱兴亡的一面镜子,认为它有对时政赞美或讽刺的深刻寓意,《颂》则“美盛德,组织形容”,《风》则“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具有“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教化作用,尽管这种“美刺”和“谲谏”,必须“止乎礼义”。对《诗三百》的这种社会功用效果,《汉书·王式传》以王式用《三百五篇》谲谏昌邑王的古事说明道:

  式为昌邑王师,昌邑王嗣位,以行淫乱废,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答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谏之也。臣以《三百五篇》为谏,是以无谏书。”观式之言,汉儒治《诗》之说,约略可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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