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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江户时代女性汉诗对中国文学的因革 ——以江马细香、梁川红兰为例
2016年02月25日 10:20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0153期 作者:乔玉钰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江户时代是日本汉文学的全盛期,涌现出以江马细香、梁川红兰为代表的众多女性汉诗人。她们的作品在典故借用、诗句化用等方面对中国文学多有因袭,同时又具备较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诗中意象构筑、女德体认以及乡邦风物描写都富有异趣,呈现出与同一时期明清女性文学不同的风貌。考察江户时代女性汉诗,对全面展现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江户时代/女性汉诗/中国文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女性文学在东亚的接受与影响研究”(14CZW028)。三、江户女性汉诗本土化演变成因举隅日本汉诗作为一种“变异体”,是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21],一方面受到中国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持续进行着本土化演变。

关键词:江户;日本;创作;中国文学;赖山阳;文化;女性汉诗人;诗歌;风物;意象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江户时代是日本汉文学的全盛期,涌现出以江马细香、梁川红兰为代表的众多女性汉诗人。她们的作品在典故借用、诗句化用等方面对中国文学多有因袭,同时又具备较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诗中意象构筑、女德体认以及乡邦风物描写都富有异趣,呈现出与同一时期明清女性文学不同的风貌。中日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两国女性诗人立身之道有别,进而影响于各自创作。考察江户时代女性汉诗,对全面展现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江户时代/女性汉诗/中国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女性文学在东亚的接受与影响研究”(14CZW028);教育部第49批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乔玉钰,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女性文学、日本汉学研究

 

  自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今东京)开幕府至1867年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还政于天皇,此260余年被称为日本的“江户时代”。该时期偃武息戈,为政者倡导儒学,民间亦兴起向学之风,加之中国典籍大量输入,达到了“日本汉文学的全盛期”[1]①。而日本人用汉字创作诗歌的源头虽可上溯至7世纪的天智天皇,但此后1000多年,汉诗大抵由贵族及僧侣垄断。而到了江户时代,“汉诗发展到这个时期,成为家喻户晓的士人文学、儒者文学。一般知识阶层的日本人,几乎没有不会作汉诗的”[2]。

  江户时代汉诗之隆盛还体现在女性汉诗人异军突起②。江户前期,以和歌名世的井上通女(1660-1738)等人的汉诗作品已渐受瞩目。内田桃仙(?~1720)在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的宴席上赋绝句一首,获赐丝绢两匹;在权臣柳泽吉保(1658-1714)50寿辰的诗会上,又与荻生徂徕(1666-1728)等当世大儒同席赋诗。日本首部女性汉诗集——立花玉兰(1733-1794)的《中山诗稿》也于1764年在江户刊行。到了江户后期,富冈吟松(1762-1831)、片山九畹(1777-1836)、江马细香(1787-1861)、津田兰蝶(1795-1815)、龟井少琴(1798-1857)、原采蘋(1798-1859)、高桥玉蕉(1802-1868)、梁川红兰(1804-1879)、篠田云凤(1810-1883)等一批女性汉诗人的活跃,逐渐颠覆了日本自古以来“汉文学专属男子”、“汉文学质性上与女性不宜”之类的思维定式,女性汉诗得到广泛认可,当世知名汉诗人菅茶山(1748-1827)、赖山阳(1780-1832)、梁川星岩(1789-1858)等都彰显女性汉诗,并对女弟子的创作悉心指导。

  江户时代女性汉诗人中成就最著者,当推江马细香与梁川红兰。细香为大垣藩(今岐阜县)兰医③江马兰斋(1747-1838)长女,幼名多保,又名袅,字细香、绿玉,号湘梦、箕山,赖山阳女弟子,有《湘梦诗稿》、《湘梦诗草》四卷、《湘梦遗稿》二卷传世。红兰名景、景婉,号红鸾、红兰、道华,以“张”为姓,故又称“张红兰”④,梁川星岩之妻,有《红兰小集》二卷、《红兰遗稿》三卷传世。

  细香与红兰在当世诗名颇著,俞樾曾应岸田吟香(1833-1905)之邀编纂《东瀛诗选》,收录细香诗28首,红兰诗14首,数量在36位闺秀诗人中居第一和第二。这两位女诗人虽“才情横溢,艳流笔端,使须眉男子为之失色”(《細香と紅蘭》吉川幸次郎序)[3](P1),但长期以来,日本国内的汉文学研究偏重于男性作品,女性文学研究则偏重于《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以假名创作的“国文学”,女性汉诗一直被忽视。即便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汉文化圈”为单位进行古典文学研究,东亚汉诗所受关注日增,朝鲜时代的女性汉诗文也已得到系统整理,但日本江户时代的女性汉诗人仍乏人问津⑤。本文选取细香和红兰这两位被奉为“双璧”(《細香と紅蘭》铃木虎雄序)[3](P4)的女性汉诗人为例,通过具体作品,探讨其对中国文学⑥的因袭及本土化演变。此外,细香为赖山阳女弟子,红兰为梁川星岩之妻,与当时的知名汉诗人交往密切,以她们为例,对探究江户时代中国文学在男性文人中的接受也具有窥豹一斑的作用。

  一、对中国文学的因袭

  江户时代著名儒学者、汉诗人江村北海曾言:“夫诗,汉土声也。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4]这种观点在当时很具代表性,加之该时期中国典籍的输入“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时代”且“速度前所未有”[5],为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女性汉诗人在创作中也有意识追求中国风味,这主要体现在用典与化用诗句两个方面。

  (一)典故的借用

  细香有咏雪诗曰:“身步蓝田琼玉间,趦趄老脚岂辞艰。乾坤一白眩银海,不见平生惯见山。”(《雪日陪户田大夫南庄饮即事》)[6](下P495)据诗后所附注释,“银海”原作“双眼”,由后藤松阴⑦改定,该典苏轼曾用于《雪后书北台壁》一诗,且有这样一则轶事:

  道经以项肩骨为玉楼,眼为银海。……世传王荆公尝诵先生此诗,叹云:“苏子瞻乃能使事至此!”时其婿蔡卞曰:“此句不过咏雪之状。妆楼台如玉楼,弥漫万象若银海耳。”荆公哂焉,谓曰:“此出道书也。”(《苏轼诗集》卷十二王文诰注)

  由此可知,即便对宋代士大夫而言,“银海”也属僻典。松阴刻意将“双眼”改为“银海”,体现了江户文人良好的汉学素养和对用典的热衷,这种倾向也影响到女性汉诗人,细香《闻藤城山人去冬为本邑里正,今夏赴犬山公召,赋此寄赠》一诗云:

  人生蕉鹿梦悠悠,无限尘纷何日休。好与鴟夷混踪迹,春风一棹五湖舟。[6](下P493)

  藤城山人即细香挚友村濑藤城(1790-1852),应犬山城主之邀任藩儒官,细香借《列子·周穆王》中的“鹿梦”之典与范蠡自号“鴟夷子皮”辞官归隐之典,表达了人生得失荣辱如梦、居庙堂不如处江湖的规劝。再如两首画竹诗曰:

  胸里无成竹,毫端岂得工。休嘲馋紫笋,拟贮渭川丛。(《题自画墨竹》)[6](下P438)

  自骂袜材供苦辛,霜毫呵冻写修筠。莫言残岁闲中老,侬亦匆忙偿债人。(《辛亥岁晚作》)[6](下P512)

  苏轼赞文同画竹“胸有成竹”,并调侃其食笋曰:“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由于画名远播,“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文同不耐其烦,将缣素投之于地,声称“吾将以为袜材”(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细香13岁师从京都画僧玉潾(1751-1814),成年后颇具画名,尤长于墨竹,借用典自比画竹名家文同,既是对画技的自诩,又使作品呈现中国风味。

  江户时代是儒学在日本最兴盛的时期,兼之幕府对“朱子学”的大力提倡,“三从四德”等女德观念为知识阶层熟知,女性汉诗人亦通过用典表现对儒家女德的认可,红兰有诗曰:

  谁剪梧桐失凤栖,丹山万里梦魂迷。多才敢望蔡雍(此处为“蔡邕”之误)女,知道愧非王霸妻。

  黄壤无由终养育,青冥何路共昇跻。鹿车后约分明在,茅舍柴门白水西。(《客中述怀》)[7](P9)

  客居新赁两三椽,灶额多寒稀见烟。反舌宁嗔翁子拙,同心夙得伯鸾贤。

  林园啼鸟春来也,门巷无人昼寂然。慵役尖头临乞米,裙衫送尽拔花钿。(《客居》)[7](P75)

  梁川星岩诗名虽著,却终身贫困潦倒,红兰随之颠沛流离,笔下多有“家贫为客久,岁晏怯衣单”(《寒夜侍外君》)[7](P19),“断丝寻绪绽冬服,落叶添薪供午炊”(《寓笔》)[8](P113)的凄苦语,但二诗借王霸妻助夫守志、鲍宣妻鹿车共挽、朱买臣妻嗔夫贫贱、梁鸿妻举案唱随等典故,表达了安贫乐道、相濡以沫的贤妇志节。这体现出儒家女德观念在江户时代已具备一定影响力,至于这种由外来文化植入的道德观念在影响上达到何种程度,后文将继以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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