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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诗史”观论析
2015年09月15日 09:56 来源:《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20151期 作者:高平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日本近代“诗史”创作兴盛,汉诗人对“诗史”内涵及其与经史关系的认识和中国有所不同。一、日本“诗史”内涵与中国之异同在日本古典诗学中,“诗史”一词具有多种涵义,与中国有所不同。二、“自诗进于史”:日本近代“诗史”中的诗史关系在中国诗学语境中,“诗史”概念自产生起就和史学、经学有着天然的渊源,孟棨《本事诗》所谓的“推见至隐”即来自司马迁对五经之一、史学著作《春秋》的评价。如果说中国“诗史”重在“刺”时政窳败,民生日蹙,那么明治“诗史”则重在“美”天皇圣明、国力昌盛,尤其是日清战争中出现的大量“诗史”更是充斥着对日本上下一心、赴死报国的歌颂,“诗史”由此一变而为皇民教育的课本和侵华战争的赞美诗。

关键词:诗史;日本;创作;诗人;诗歌;乐府;战争;赖山阳;咏史;观念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日本近代“诗史”创作兴盛,汉诗人对“诗史”内涵及其与经史关系的认识和中国有所不同。他们将诗、史、经融于一体,充分发挥了“诗史”存史论史、建构人心、培养忠君爱国精神的功能,贯穿了令读者“自诗进于史,自史进于经”的教化宗旨。日本近代“诗史”紧密联系政治,凸显民族本位,用语雅驯而与时俱进,流露出强烈的干预现实及与晚清诗坛竞争的意识。从日本近代“诗史”的创作观念可以一窥东亚汉文化圈内部各民族汉诗发展之兴衰消长。

  关 键 词:日本汉诗/“诗史”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项目“近代中日诗学交流研究”(2014M56174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重点项目“近代中日诗学交流研究”(14JDDY02Z)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平(1975- ),男,南京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日本汉文学;近期出版的专著有《南社诗学研究》(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发表的论文有《南社诗人郁华留日诗歌考论》(载《中国文学研究》第20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诗史”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作为名词,它最早出现于南朝梁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而作为影响深远的诗学概念,则始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部李白篇之评论杜甫晚年诗歌。①作为创作实践,“诗史”远在孟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汉初《诗大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②《诗经》创作宗旨与杜诗甚是一致。后代的汉魏乐府以及六朝直面现实的优秀诗歌也都体现了“诗史”的实录精神。作为一个内涵深刻、历久弥新的诗学范畴,“诗史”影响力并不仅限于中国。随着中国文学尤其是杜诗的域外传播,“诗史”观念亦扩展至汉文化圈各成员国,日本即深受其影响。日本汉文学史上对“诗史”的阐释代有其人,而近代(幕府末期、明治时期)作为天翻地覆的大转折时代,更是出现了“诗史”创作的高潮,不仅名家辈出,佳作纷呈,而且诗学观念上亦有创新,颇具民族特色。本文从该时期日本“诗史”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表述出发,对其“诗史”观念试作探析,管窥东亚汉文化圈内汉文学发展之兴衰消长。

  一、日本“诗史”内涵与中国之异同

  在日本古典诗学中,“诗史”一词具有多种涵义,与中国有所不同。首先是作为诗歌发展史的“诗史”。如明和八年(1771)出版的江村北海《日本诗史》乃是日本第一部汉诗史,其与江村北海稍后出版的《日本诗选》及续编,一为诗史,一为诗选,配套而行,相得益彰。其次是作为咏史诗的“诗史”。如赖山阳的《日本乐府》、菊池晚香的《瀛史百咏》、秋月种树的《诗史》,皆为此方面的杰作。再次是作为评述时事人物、咏叹个人际遇的“诗史”。如记述1894至1895年日清战争③的众多作品、马场六郎收集幕末志士诗作而成的《忠烈诗史》。

  中国的“诗史”通常是指上述三类中的第三类,即当代史的书写。在《本事诗》中,孟棨称杜甫安史之乱后“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所赠李白诗“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④,显然是将杜诗中的记述时人时事之作视为诗史,所以宋代宋祁《新唐书·杜甫传》称其“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⑤。李复《与侯谟秀才》亦云:“杜诗谓之‘诗史’,以班班可见当时事。”⑥而日本则不然,除了第一类作为诗歌史的“诗史”观不占诗学主流外,第二类的咏史诗和第三类的“诗史”都是日本诗史观经常指向的对象。服部南郭《南郭先生文集》三编之《跋稷卿咏古卷末》云:“今所咏古迹,使人感愤不已。稷卿固深于诗,而以其气发泄之,古之‘诗史’有若是者。”⑦和刻本《浙西六家诗钞》卷二赖山阳评清人严遂成《海珊诗钞》云:“海珊与樊榭同年,相友善,而诗思豪迈,迥不相类。所作《明史杂咏》,时称‘诗史’。”⑧二人皆将中日咏史诗视为“诗史”之作。相对而言,第三类同于中国观念的“诗史”观在日本近代占据了核心地位,第二类的咏史诗亦深受其影响,因为不少咏史诗是为当代提供政治鉴戒而作。本文即以第三类为主而兼及第二类,展开日本“诗史”观的探析。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汉文学中的“诗史”观念对其和语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江户初期大儒林鹅峰《鹅峰先生林学士文集》卷二十八《播州明石浦柿本大夫祠堂碑铭》云:“前修有言曰:‘读杜陵诗,则可以知其世,故谓之诗史。’今披《万叶集》,读人麻吕歌,则亦可以知其世乎?谓之歌史亦可也。”⑨便将《万叶集》视为考察飞鸟时代的历史著作,柿本人麻吕视为歌史大家。近代以来,则有天野御民所编的《历世记事咏史百首》、高平真藤的《冈舍咏史集》、物集高见的《咏史抄》、朝枝文言的《咏史歌集》等以和语书写、可归入第二类“诗史”的咏史组诗,甚至出现了稻迺家实的《咏史情歌集》这样别具一格的和歌集,而藤谷虎三的和歌集《支那征伐流行歌》组诗在内容上与《征清诗史》、《东洋诗史》等反映日清战争的第三类“诗史”也没什么不同。日本“诗史”观念在其近代和汉文学两界的影响都是广泛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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