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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超越与文化的回归 ——井上靖“西域”小说中的文化观初探
2015年09月14日 11:30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20148期 作者:刘素桂 叶琳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井上靖以其独特的文化思维模式,在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域这片“异域”的土地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通过一种对自然与人性的超然参悟与解读,铸就了其一代大师的基业。也向世人阐述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文化作为一种集体行为是超越国界的,无论历史是和平延续还是战争屠戮,历史都将毫无保留地承载着文化的自然流淌,并最终让各种文化回归为人类共同的现实享有。显然,从文化发展的积极一面,我们可以找到成吉思汗永不停息、戮力远征的目的——这是一种为使蒙古不断强大的积极努力,更是那些未知文化对成吉思汗的吸引,让成吉思汗永远保持了对“先进文化”的强烈痴求,一种人类对先进物质生产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纯粹追求。

关键词:文化;西域;井上靖;中行;民族;成吉思汗;蒙古;异域;敦煌;小说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井上靖以其独特的文化思维模式,在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域这片 “异域”的土地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通过一种对自然与人性的超然参悟与解读,铸就了其一代大师的基业。井上靖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用大量著名的“西域作品”诠释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与不同历史片段之间文化的溶解、交流、传承与超越的深刻内涵。也向世人阐述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文化作为一种集体行为是超越国界的,无论历史是和平延续还是战争屠戮,历史都将毫无保留地承载着文化的自然流淌,并最终让各种文化回归为人类共同的现实享有。

  关 键 词:井上靖/文化观/溶解/超越/回归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2LZUJBWY B026)。

  作者简介:刘素桂(1979- ),女,山东昌乐人,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兰州 730000;叶琳(1963- ),女,山东济南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日本当代文坛巨擘井上靖(Inoue Yasushi,1907-1991年) 是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故事性强,带有抒情性,时间、空间跨度大,这些特点使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同时,作为 “战后让日本文学重新恢复趣味性的先驱者”,[1](P52)井上靖作品中以 “西域”题材为代表的规模宏大的行动文学及发人深省的哲理文学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封侯之作。虽然这类作品在其全部创作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却颇具特色,在题材创新与开拓方面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不论就小说的题材还是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而言,都彰显着作者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本文即以其中国历史题材的小说,特别是西域题材的小说——《异域之人》《敦煌》等作品为对象,探讨井上靖文学作品所含的文化观。

  一、文化的 “溶解”解读

  1.班超、行贺的“悲剧”

  《异域之人》的主人公班超奉命出使西域,客居西域三十年,七十一岁高龄时才得以返回故土,然而迎接他的不是百姓们的夹道欢迎,而是一群小孩子“胡人!胡人!”的蔑称。“大漠的黄尘改变了他的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孤独的岁月从他身上夺去了汉人固有的从容稳重的神情。”[2](P361)三十年的异域生活使他变成了一个“异域之人”。正如美国克拉克·威斯勒在他的《人与文化》中所说:“一个人完全有可能从一种文化形态转到另一种形态,而不用改变他的基本人性或丧失任何个性感觉。”[3](P16)三十年的异域生活使班超由原来汉土培养出的汉文化形态彻底转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西域形态。

  《僧行贺的泪》的主人公僧侣行贺,二十二岁时加入了遣唐使一行,作为留学僧被派往唐朝,滞留唐朝三十一年后回到日本。回国一个月后,数百名僧人齐聚东大寺聆听行贺讲解唯识、法华两宗教义。然而,无论担任发问者的僧人明一提出什么问题,行贺总是一言不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突然,一阵骂声劈头盖脸而来。‘虚度年华,学疏才浅!’行贺呆呆地看着眼前红头涨脸的明一,坐满几百名僧侣的殿堂里鸦雀无声。”[2](P506)

  三十年的匈奴生活从班超身上“夺去了汉人固有的从容稳重的神情”,同样,三十一年的留唐岁月也几乎夺去了行贺的日语语言能力。他即使明白明一的问题,也不能用日语应答自如。“这时,行贺的心里突然堵上了一个东西”,“那像是在唐朝常年沐浴着的黄色沙粒,又像是扬子江里那粘糊糊的黄褐色流动体。行贺苦于不能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现在的心情而心急若焚。他仍旧闭着双眼。忽然很自然地浮现出仲麻吕和清河的身影,还想起了一直杳无音信的仙云。”[2](P506)此时,行贺应该是理解了一直不想回国的清河和仙云的心境。与行贺一起来到唐朝的遣唐使清河,改名为河清在唐任职。“皮肤也好,眼神也罢,他正在失去他原来的一切。”[2](P498)比他们早些年到达唐朝的阿倍仲麻吕也有同样的遭遇:“仲麻吕入唐时才二十岁,如今已年过半百,他身穿唐服,语言、习惯全跟唐人一模一样。”[2](P493)

  对此,仙云曾批评说:“一个日本人,当他丢掉回日本的念头时,他就算完了。清河也好,仲麻吕也罢,到头来都是些无用的家伙。”[2](P496)然而,即使是这样批评过他们的仙云,最终也成了“不断丧失故国心的人”。在仙云痛斥仲麻吕和清河的时候,行贺也抱着同样的想法:“在这个国家得到一定地位的仲麻吕,用不着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故国去,他这种心情行贺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他又觉得有些反感。特别是对清河忘掉遣唐大使的职责,为唐朝效力这件事,他和仙云一样打心眼儿里反对。”[2](P496)仲麻吕、清河,还有仙云他们最终都留在了唐朝,变成了异国之魂,而行贺却在时隔三十一年之后终于踏上了故国日本的土地。然而,迎接他的却是那些令他朝思暮想的故乡的人们的指责——“白费了两国的粮食”“辜负了朝廷的厚望”。[2](P506)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国家、地域的文明历史,是造成人类文化民族差异性的最初根源和直接原因。“面对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人们采取了不同的人化自然的方式,创造出了不同的人化自然的成果,从而也就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并进一步发展和衍化出了不同的文化簇团,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4](P252)一种文化一经产生,就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它对外来文化会有一种潜在的、必然的 “溶解”作用。班超被祖国的孩童蔑称为“胡人”,行贺遭故国的高僧们指责为“学疏才浅”。然而,班超并不是“胡人”,行贺也不是“学疏才浅”。只是,三十多年的岁月以及异国的风土、文化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及语言生活方式,却成了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评判这是不是他们的罪过,或是不是他们的失败,我们需要承认和正视这种“自然”的改变。因为,固有的地域环境与文明,会将强行闯入其中的异域之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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