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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文学中的“长安乡恋” ——以井上靖的长安书写为例
2015年04月29日 10:14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作者:郭雪妮 字号

内容摘要:日本汉学家对唐都长安的关注与研究,复苏了战后日本关于遣唐使时代的上位记忆。井上靖作为战后日本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开拓者,一方面在多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涉及长安,另一方面又对长安空间的描述极为模糊与冷淡,小说《天平之甍》更有对长安的“绕道而行”之嫌。井上靖曾为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作后记称:“我的《天平之甍》、《杨贵妃传》以及其他以唐代长安为背景的小说,曾多次蒙受《长安之春》的恩惠。二、从历史长安到文学长安的转换竹村则行在《杨贵妃文学史研究》第5章《关于鲁迅未刊出的腹稿〈杨贵妃〉——时间旅行的幻灭》中指出,唐代长安和1924年西安的巨大差异,导致鲁迅对长安的幻想几近破灭,以至于“腹稿《杨贵妃》”成了永远的未刊出的作品。

关键词:长安;井上靖;日本;小说;文学;天平之甍;西域;创作;研究;中国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日本汉学家对唐都长安的关注与研究,复苏了战后日本关于遣唐使时代的上位记忆。历史小说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更加深化了长安作为日本人精神故乡的可能。井上靖作为战后日本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开拓者,一方面在多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涉及长安,另一方面又对长安空间的描述极为模糊与冷淡,小说《天平之甍》更有对长安的“绕道而行”之嫌。借井上靖创作依据原典文献还原逆推,不难发现他对西域题材的偏爱以及对战后日本文学指向的理解,必然无暇使长安清晰化。

  关 键 词:井上靖/日本文学/涉外文学/唐都长安/《天平之甍》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留金发[2012]3013)。

  作者简介:郭雪妮,女,陕西西安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研究科特别研究员

 

  井上靖曾为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作后记称:“我的《天平之甍》、《杨贵妃传》以及其他以唐代长安为背景的小说,曾多次蒙受《长安之春》的恩惠。对我而言,这本书是辞典、参考书,是在书写长安的场合不可或缺的座右之书”。①如果井上靖的这番热烈表述是事实,那么他的历史小说中长安形象的模糊、空洞难免令人疑窦丛生:1.《天平之甍》中对长安的“绕道而行”难道纯属史料之误?与井上靖憧憬的“神秘的、未知的、谜一般的”西域相对,板着面孔、高高在上的长安是最高权力的象征,“长安—西域”的对峙是否影响了井上靖对长安的书写兴趣?2.作为历史小说创作基本素材的研究文献应如何化入小说?从历史长安到文学长安,其间是否存在着技术转换上的困难?围绕上述问题,以日本汉学界的长安研究为材料,或许可以阐释井上靖文学中长安书写的诸多矛盾性构造。

  一、西京、东都纯属史料之误?

  井上靖的长篇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在中日文坛上获誉极高,小说开篇以公元733年日本遣唐使团赴唐为背景,僧人们在风浪里生死未卜,支持他们的便是对遥远唐都的热烈期待:“只要不翻船,总到得了唐土。那时,就可以见见久闻大名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在那里走走看看,一定有许多感想”[1]11。遣唐使们对唐都长安的想象显然更多来自前辈们的经验描述:“以前的遣唐使都是乘官船一直去长安,到首都长乐驿,受内使的欢迎出席第一次宴会。以后骑马入长安,等不及在迎宾的四方馆里去恢复疲劳,即上宣化殿朝拜……这种在长安京豪华的礼节,广成等已经耳闻多次。”[1]14

  然而,井上靖似乎并不理解僧人们对长安的迫不及待,而是安排他们登岸苏州后辗转至洛阳:“大使广成等到达洛阳,已是次年天平六年,即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的四月。从到达苏州后八个月,他们不去长安,只在东都洛阳”[1]14。由热烈期盼到希望骤然落空,四僧的失落便可想而知了:“他们因唐廷留在洛阳,不免大为失望。……在洛阳虽也有同样的接待,但日本使节们总是愿意现身长安舞台上,饱享大唐初夏的阳光”[1]14。这段情节对长安的“绕道而行”是否尊重史实?井上靖在《我的文学轨迹》一书中说:“如果说之前写《漆胡樽》那类的小说,不依据正史也可以,但《天平之甍》就完全不行。”[2]146据井上靖随笔《〈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文章》所述,他对《唐大和上东征传》的书名、著者以及传本之间的差异相当了解,所以才会特别指出其所依版本为“宝历十二年东大寺戒坛院刊本”[3]10。另外,安藤更生博士的研究成果也为《天平之甍》的创作提供了大量史料。笔者通过对这批历史文献的还原逆推,并结合域外典籍、出土墓志相互印证,试图揭示井上靖对长安“疏忽”的真相。

  据《续日本纪》天平五年闰三月条记载:“癸巳,遣唐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辞见,授节刀。夏四月己亥,遣唐四船自难波津进发”。[4]114与之对应的中国记载,见《册府元龟》卷9《外臣部》朝贡第四:“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多治比广成)与傔从五百九十人,舟行遇风,飘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事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

  小说《天平之甍》中关于本次遣唐使的选定、出发时间、登陆地点以及登场人物等与史料几乎完全吻合。“四月初二日晨,广成一行自奈良城启行,向忆良歌中所说的难波津出发。”[1]6“从筑紫大津浦出发,整整在海上漂了三个多月,其他三条,也在八月中先后漂到苏州海岸。”[1]14另据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附录鉴真年表记:“唐开元21年日本天平5年(公元733年)四月第九次遣唐使出发。荣睿、普照随行。八月到苏州。”[5]121小说中登场的荣睿、普照等人物也多是有据可考的。据《延历僧录》所收《高僧沙门释荣睿传》记荣睿:“至洛阳,奏敕、大福先寺大德定宾兼十德受戒毕”。②《高僧沙门释普照传》记普照:“唐开元二十一年至洛阳,奏敕受戒,敕福先寺定宾律师,为照等受戒”。只是文献中这些仅有寥寥几笔的人物,到井上靖笔下变得格外丰满立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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