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学 >> 东方文学
巴英词典影印版前言
2015年04月22日 09:26 来源:中国外国文学网 作者:黄宝生 字号

内容摘要:佛教创始人佛陀(Buddha)本名乔答摩•悉达多(Gotama Siddhattha),原是迦毗罗卫城(今在尼泊尔境内)释迦族王子,因困惑于人世的各种苦恼,二十九岁出家修道,三十五岁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成为佛陀(意思是觉者)。此后,他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传播佛教,直至八十岁“涅槃”。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巴利语(Pāli)是早期佛教(具体地说是上座部佛教)三藏使用的语言。

  佛教创始人佛陀(Buddha)本名乔答摩•悉达多(Gotama Siddhattha),原是迦毗罗卫城(今在尼泊尔境内)释迦族王子,因困惑于人世的各种苦恼,二十九岁出家修道,三十五岁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成为佛陀(意思是觉者)。此后,他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传播佛教,直至八十岁“涅槃”。

  佛陀在世时,反对用婆罗门教经典使用的梵语宣教,而主张用佛教徒各自的方言俗语宣教。佛陀本人的传教活动地区主要在摩揭陀和拘萨罗,因而他主要使用这两个地区的方言。在佛陀逝世后的早期佛教阶段,佛教徒曾举行过三次佛经结集。第一次结集是佛陀逝世后不久(即公元前五世纪)在王舍城举行的,目的是汇编佛陀在世时关于佛教教义和戒律的言论。第二次结集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在毗舍离举行的。在这次结集中,佛教徒在戒律上出现分歧,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第三次结集是公元前三世纪在华氏城举行的。这次结集受到阿育王赞助,主持人属于上座部。佛教经、律、论“三藏”(Tipiṭaka)的真正定型是在这次结集。按照传统的说法,这次结集的上座部佛典使用的是摩揭陀语(Māgadhī)。

  依据斯里兰卡的《大史》(Mahāvaṃsa)和其他古代史料,在这次结集后,阿育王派遣长老们到印度各地传教,也向国外传教。其中,他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率领使团前往斯里兰卡传教。这样,上座部佛教的摩揭陀语三藏在斯里兰卡得到传承。

  后来,在斯里兰卡国王无畏婆多伽摩尼(Vattagamani Abhaya)在位期间(公元前89—77年),由上座部比丘罗吉多(Rakkhita)主持,将摩揭陀语三藏经典和僧伽罗语注疏全部用文字记下。以往的佛经主要依靠口耳相传,话语始终处在流动性中,现在用文字写定,从此得以比较稳定地传承。这样,传承到了五世纪中叶,觉音(Buddhaghosa)从印度摩揭陀来到斯里兰卡,将三藏经典的僧伽罗语注疏还原成摩揭陀语。这就是传承至今的上座部三藏经典和注疏,我们现在通称巴利语三藏佛典。

  巴利语这个称谓是晚出的。因为在这部上座部三藏的经典和注疏中,并无“巴利语”这个称谓,只是在注疏中有将“巴利”(Pāli)一词用于指称“经典”的用法。正如这部《巴利语英语词典》中Pāli(Pāḻi)这个词条,第一个义项释为“一行”,“一排”,也就是指出这个词的本义。第二个义项释为“佛经的经典,巴利语经典本文,即相对于注疏的原始经文”,并引用觉音的《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中的例证(即用Pāli指称经典,而用aṭṭhakathā指称经典的注疏)。接着,指出“这是早期佛教的书面语言,与摩揭陀语(Māgadhī)紧密相关。”

  现代学者对这种所谓的“巴利语”及其与摩揭陀语的关系有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在多种说法中,有两种是主要的:一种认为巴利语就是印度东部的古摩揭陀语,或经过演变的半摩揭陀语,一种认为是印度古代西部方言。这些说法都是依据现存巴利语的语言特点提出的。现在,我们综合各种说法,也许可以这样说,巴利语源于古摩揭陀语,但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各地的佛教徒用各自的方言俗语宣教,古摩揭陀语已经融合进各种方言俗语特点,发生很大的变异,而形成早期佛教的一种共同语言。因此,近代以来,普遍用巴利语指称上座部三藏佛典也有它的合理性,便于与实际存在的即已经发生很大变异的摩揭陀语作出区分。

  欧洲学者对巴利语及其文献的研究兴起于十九世纪,卓有成就的先驱者有法国的布尔努夫(E. Burnouf)、英国的特诺(G. Turnour)、丹麦的浮士博尔(V. Fausboll)、德国的奥登伯格(H. Oldenberg)和俄国的米纳耶夫(J. Minayeff)等。他们或研究语言和文献,或校订和翻译经典。随着研究的全面展开,编纂一部适合欧洲学者使用的巴利语词典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被提到日程上来。最早出现的这种巴利语词典是1865年斯里兰卡僧人须菩提(Subhuti)的《词汇灯》(Abhidhānappadīpikā),附有英语和僧伽罗语译文。其后,有英国学者蔡尔德斯(R. C. Childers)编纂的《巴利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Pāli Language,上册1872,下册1875)。这位学者曾译有巴利语经典《小诵》(Khuddakapāṭha)和《大般涅槃经》(Mahānibbānasuttanta)。这部巴利语英语词典在英国学者里斯•戴维斯(Rhys Davids)和德国学者斯坦德(W. F. Stede)合编的《巴利语英语词典》(Pāli-English Dictionary)问世前,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普遍欢迎。

  里斯•戴维斯是一位对巴利语学术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他出生在1843年,在英国完成学业后,放弃担任律师的机会,前往德国跟随斯坦茨勒(F. Stenzler)教授学习梵语,取得博士学位。他于1864年前往斯里兰卡担任行政机构的文职人员。凭着他的语言学才能,很快掌握当地的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一个偶然的机会,引他走上研究巴利语佛教的道路。那是他作为法官,在审理一个涉及乡村佛教寺庙的案件中,看不懂一份用作证据的巴利语文件。于是,他请教一位精通巴利语的佛教比丘,跟着他学习和掌握了巴利语。1872年,他辞职返回英国,专心研究巴利语和佛教。他遍读前辈学者研究巴利语文献的论著,此后独立研究,发表了许多成果,如《佛教》(Buddhism,1878)、《赫伯特演讲录》(Hibbert Lectures,1881)、《佛教历史和文献》(Buddhist: I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s,1896)和《佛教印度》(Buddhist India,1903)等。他翻译了觉音为巴利语《本生经》(Jātaka)撰写的记叙佛陀生平的长篇序言《因缘记》(Nidānakathā),并为此写了一篇重要的导言,讲述佛本生故事的文献源流,与《因缘记》译文一起结集为《佛本生故事》(Buddhist Birth-stories or Jātaka Tales,1880)。他还译有巴利语《长部》(Dīghanikāya)经文、《律藏》(Vinayapiṭaka)经文和《弥兰王问经》(Milindapañha)等。

  里斯•戴维斯于1881年发起成立“巴利圣典协会”(Pāli Text Society)。第一届委员会中包括许多著名的欧洲巴利语学者:浮士博尔、奥登伯格、塞纳特(E. Senart)和摩利斯(R. Morris)等,他本人任主席。这个协会组织各国巴利语学者编订和翻译巴利语经典,出版《佛教圣典丛书》(Sacred Books of the Series)和《巴利圣典协会译丛》(Pāli Text Society Traslation Series)。这个协会持续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经过各国一代又一代巴利语学者的辛勤耕耘,这个协会已经出版了全部的巴利语经典和注疏的编订本,它们的英译本也已基本出齐。这就为巴利语佛教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巴利语经典编订本的不断问世,编纂一部容量大于蔡尔德斯的《巴利语词典》的“巴利语词典”成为里斯•戴维斯的一大心愿。他于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会议上提出在巴利圣典协会出版的巴利语经典编订本的基础上新编一部“巴利语词典”的倡议。而为了加快编纂进度,由各国巴利语学者分工合作,他担任主编。但是,学者们一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大多未能如约完成分担的词典编纂任务。这样,直至1909年,这部词典只完成计划的八分之一。此后,里斯•戴维斯只能独自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直至1916年,此时他已年过七十,终于找到一位得力的助手斯坦德。斯坦德出生在德国,年青时代攻读梵语、巴利语和比较语言学专业,1913年获得博士学位。自1916年起,协助里斯•戴维斯编纂这部巴利语词典。随着巴利语经典不断有新的编订本问世,这部词典编纂的工作量也在不断增加,直至1921年出版了上卷。而里斯•戴维斯于次年逝世,享年七十九岁。此后,由斯坦德独立完成下卷的编纂工作,于1925年合成一册出版。由于这部词典主要依据“巴利圣典协会”出版的巴利语经典编订本编纂而成,并由“巴利圣典协会”出版,故而词典的全称是《巴利圣典协会的巴利语-英语词典》(Pāli Text Society’s Pāli-English Dictionary)。

  这部《巴利语-英语词典》收词约一万八千条,引证约十四万多条,容量大大超过蔡尔德斯的《巴利语词典》。其次,蔡尔德斯的词典按照英语字母次序排列,而这部词典按照巴利语字母次序排列,在学术上更加规范。还有,在这部词典中,凡有与巴利语词根对应的梵语词根均一一标明。巴利语与梵语同属印度雅利安语系,或者说,巴利语是相对于印度古代主流语言梵语的一种中古俗语。因此,这些标注对于理解巴利语和梵语的词汇意义及其互相的渊源或联系均有参考价值。

  这部词典问世后,近百年来,一直是公认的巴利语权威词典,是各国巴利语学者的必备工具书。但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仍会觉得它的收词量有所不足,比不上同类的梵英词典,如威廉斯(M. Williams)的《梵英词典》和阿伯代(V .S. Apte)的《实用梵英词典》。这两部梵英词典的收词量比较能适应翻译和研究梵语文献的需要。

  其实,在里斯•戴维斯着手主编这部巴利语词典时,丹麦学者特伦克纳(V. Trenckner)也已决心编纂一部巴利语词典。他年复一年,一方面编订巴利语经典,一方面为词典收集语料,积累了大量的巴利语词汇条目。但直至他1891年逝世,尚未正式进行编纂。就在特伦克纳逝世的当年,安德森(D. Anderson)受聘担任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时,接管了特伦克纳的所有遗稿,包括大量的巴利语词汇条目。但他没有马上接手编纂这部词典。他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巴利语读本》(Pāli Reader,1901)和配合这个读本的《巴利语词汇》(Pāli Glossary,1907)。这本《巴利语词汇》的词汇注释严密,显示安德森编纂词典的才能。自1903年起,他担任哥本哈根大学印度文献学教授。直至1921年,他才与史密斯(H. Smith)合作,开始在特伦克纳收集的大量语料的基础上编纂巴利语词典。他们给这部词典定名为《详解巴利语词典》(Critical PāliDictionary)。这部词典收词丰富,而且要求对词汇的考订和释义细致,词典编纂的进度不可能很快。1925年出版第一卷,此后分卷分册出版。在安德森和史密斯先后逝世后,又有其他巴利语学者接任,一任又一任可尊敬的编者默默奉献,故而这部规模庞大的巴利语词典编纂工作持续至今,全部完成还有待时日,而且可能是漫长的时日。祝愿这部巴利语大词典最终能顺利完成,成为巴利语学术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这样,在以后很长的时期内,我们仍会主要使用里斯•戴维斯和斯坦德合编的《巴利语-英语词典》。同时可以利用《详解巴利语词典》的已出部分,还可以利用其他相关的工具书。甚至蔡尔德斯的那部《巴利语词典》也还有参考价值。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斯里兰卡学者摩拉拉塞克罗(Malalasekara)编纂的《巴利语专名词典》(Dictionary of Pāli Proper Names)。早在1925年斯坦德为《巴利语-英语词典》写的后记中,就已指出“巴利语学术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是有一部巴利语专名词典”。因为他们的这部巴利语词典并没有收入巴利语中的人名、地名和书名等专有名词。后来,摩拉拉塞克罗承担了这个任务,于1931年开始编纂,1937年完成。这也可以说是一部与《巴利语-英语词典》配套的词典,也已成为各国巴利语学者的必备工具书。

  中国现代通晓巴利语的前辈学者有陈寅恪、汤用彤、季羡林、金克木和叶均等。但由于后继人才稀少,长期以来,中国对于巴利语文献的研究工作未能全面展开。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对佛教研究的重视,许多青年学者盼望学习巴利语。因为掌握了巴利语,有利于研究印度早期佛教,也有利于研究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各国的南传佛教。按照佛教发展史,继早期佛教之后,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兴起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将早期佛教称为小乘佛教。同时,按照佛教传播史,早期佛教流传于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各国,称为南传佛教;大乘佛教流传于中亚、中国(汉传和藏传)、蒙古、朝鲜和日本等地,称为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并行发展,延续至今。而即使研究大乘佛教,也不能割断历史,忽视早期佛教研究。因此,中国的巴利语佛教研究确实到了应该提上日程的时候。

  为此,要注重培养新一代巴利语人才。而为了培养人才,先要做一些基础建设工作。在国内尚不具备编纂巴利语词典和编著巴利语教科书和语法书的条件下,可以先引进国外的现有成果。关于国外的巴利语词典情况前面已经作了介绍。下面再简单介绍一点教科书和语法书的情况。现在,比较普遍采用的巴利语教科书有两种:一种是佛授(A. P. Buddhadatta)的《新巴利语教程》(The New Pāli Course,1937)和《高级巴利语教程》(The Higher Pāli Course,1951)。另一种是渥德尔(A. K. Warder)的《巴利语导论》(Introdution to Pāli,1963)。此外,前面提到的安德森的《巴利语读本》和《巴利语词汇》也是一种很好的辅助读物。语法书中,比较重要的有这两种:一种是盖格(W. Geiger)的《巴利语文献和语言》(Pāli Literatur und Sprache,1916),第一部分概述巴利语文献,第二部分描述巴利语语法。此书原文为德文,公认是一部权威的巴利语语法书,有不止一种英译本。另一种是迪罗塞乐(C. Duroiselle)的《实用巴利语语法》(A Practical Grammar of Pāli Language,1906,增订版,1915)。这部语法书充分利用斯里兰卡传统的巴利语语法著作材料,详细介绍巴利语各种语法现象,并努力作出语言学解释,让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大学1960至1965年开设的梵文巴利文班教学中,就用它作为巴利语语法教材。

  介绍巴利语文献全貌的著作除了上述盖格的著作外,还有劳(B. C. Law)的《巴利语文献史》(A History of Pāli Literature,1933)、诺曼(K. R. Norman)的《巴利语文献》(Pāli Literature,1983)和赫兹罗(K. L. Hazra)的《巴利语:语言和文献》(Pāli:Language and Literature,1993)等。

  现在,中西书局影印出版里斯•戴维斯和斯坦德合编的《巴利语-英语词典》,做了一件好事。以后如有可能,还可以影印或翻译出版一些巴利语教科书和语法书,这些都是为中国巴利语学术的长远发展填石铺路的功德事。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潘桂英)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