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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
2015年04月22日 09:22 来源:中国外国文学网 作者:穆宏燕 字号

内容摘要:伊朗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度全面西化,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但社会道德沦丧,传统文化失落。这时,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大都发生思想转变,认为只有回归伊朗自身的伊斯兰文化传统,才能实现民族自救。因此,伊朗知识阶层与宗教阶层的结盟成为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因此,也可以说,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民族选择和皈依自身文化传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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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伊朗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度全面西化,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但社会道德沦丧,传统文化失落。这时,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大都发生思想转变,认为只有回归伊朗自身的伊斯兰文化传统,才能实现民族自救。因此,伊朗知识阶层与宗教阶层的结盟成为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因此,也可以说,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民族选择和皈依自身文化传统的结果。

  关键词:伊朗 现代化 文化认同

 

  一

  与中国近代史相仿,由于国力的衰落,从19世纪开始伊朗逐渐成为英俄等西方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并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凯伽王朝的纳赛尔丁国王(1848—1896年在位)登基后,在一批思想比较开明的大臣的支持下,决心“师夷之长补己之短”,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向西方学习,并进行改革,类似中国清王朝的洋务运动。这是伊朗第一次正式与西方接触,由此,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照进了伊朗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纳赛尔丁国王在文化方面进行的改革,诸如开办现代西式教育、创办报纸等,在伊朗思想文化领域起到了重要的现代启蒙作用,其直接后果是为立宪运动做了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1905—1911年的立宪运动是伊朗现代史的开端,其宗旨是力图使伊朗成为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反扑和外国列强的镇压之下,立宪运动最终失败。立宪运动对促使伊朗社会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人的传统风俗习惯、思想和思维方式,但并未使伊朗社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后,第一代国王礼萨王虽然由于在政治上的专制一直被伊朗人视为暴君,但他致力于将伊朗从落后蒙昧的封建社会推进到20世纪的现代社会,并为此做了种种改革和巨大的努力。“礼萨王决心使波斯‘西方化’,把它推进到20世纪去,因为他看到了西方一派生机、繁荣和强大。” 礼萨王全面师法西方(主要是法国和德国),开始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大力度改革,建立国家银行,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工业,建设现代化的通讯网络和交通网络,压制宗教势力,全力发展现代教育,解放妇女,全民改西式着装,等等。礼萨王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使伊朗完成了西方社会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进化过程,使伊朗社会从中世纪进入到现代社会。礼萨王的改革使伊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伊朗基本上成为一个世俗主义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西化。但是,礼萨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力度的改革完全依靠的是强权政治和武力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以野蛮的手段冲击强大而保守的传统社会,推行现代化的改革。” 因此,礼萨王是用强权手段压制了因改革带来的伊朗社会的种种矛盾,而不是解决或消除了这些矛盾,这为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因。

  1941年,盟军为开辟一条从波斯湾到苏联的运输线而出兵占领伊朗,将奉行亲德政策的礼萨王赶下台,扶持礼萨王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登基,我国学界称之为巴列维国王。由于巴列维国王完全是英美势力扶植起来的,因此采取的是亲英美的政策。盟军的军事占领,促使了伊朗社会的进一步西化,“这座城市(指德黑兰——引者注)的生活步调加快了。我们生活在外国语言、外国音乐、外国习惯和外国观念的包围之中。” 美国这时也认识到中东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开始全力向中东渗透,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自然成为美国的主要渗透对象。1941—1953年,伊朗成为苏联与英美在中东进行利益角逐的战场,苏联更多地控制了伊朗的意识形态领域,伊朗人民党(共产党)成为当时伊朗的第一大政党,使社会主义运动在伊朗蓬勃发展,而美国和英国更多地控制了伊朗的经济领域。1953年,针对由英国掌控的英伊石油公司对伊朗石油的垄断,伊朗爆发声势浩大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旨在把亲英美的巴列维国王赶下台。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用重金收买伊朗军队,将石油国有化运动镇压了下去,同时残酷绞杀了伊朗人民党,使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在即将成功之时骤然失败。之后,巴列维国王再次采取其父亲的做法——在实行君主集权的同时,推行大力度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该改革的目的是“把伊朗建成独具特色、君主专制政体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该改革即著名的“白色革命”(该命名是为了与人民党的红色革命和宗教阶层的绿色革命相区别,绿色是伊斯兰教的代表色),这是一场由国王发起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革命,巴列维国王为白色革命制定的具体目标是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强国”(排在美国、苏联、日本、联邦德国之后)。白色革命的第一个主要内容是土地改革,使伊朗农业实现现代化。土地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使伊朗农村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改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土地改革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伊朗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使伊朗的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巴列维国王也为土地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伊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是清真寺的地产,掌握在宗教阶层手中,这些地产使伊朗的宗教阶层具有独立的经济体系,土地改革损害了宗教阶层的利益,而巴列维国王又对宗教阶层采取强权压制的政策,因此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并最终导致了伊斯兰革命的爆发。白色革命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实现伊朗工业的现代化。伊朗的支柱工业是石油化工,60、70年代伊朗的石油产量迅速提高,而巴列维国王利用中东战争期间中东地区石油减产而抬高伊朗的石油价格,使伊朗的石油美元滚滚而来,为伊朗经济的全面现代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工业化的目标也基本实现,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成就结合在一起,使伊朗从一个农牧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白色革命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除了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以外,还有森林国有化、水利资源国有化、教育现代化、医疗卫生现代化、妇女社会地位法律化等内容。60、70年代伊朗经济的近乎于疯狂的飞速发展在当时是世界上的奇迹,巴列维国王虽然没有实现“世界第五强国”的梦想,但在70年代初,伊朗人均国民收入已列世界第9位,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使伊朗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使伊朗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人类近现代文明史都是以西方近现代文明为坐标来书写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只要以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宗教和世俗的分离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这一认识未从根本上动摇,那么现代化就是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的必然发展方向,谁也不愿处于落后挨打、受人欺侮的地位。这又带来一种悖反: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要实现现代化,必然面临程度不一的西方化。伊朗在经济上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方面也走向全面西化。一时间,西方的文化艺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很快替代了古老的东方传统,大街上到处是着迷你裙露背装的时髦女郎,清真寺旁边开起了灯红酒绿的酒吧和夜总会,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所谓繁荣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绞尽脑汁地论证出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自有其目的。亨氏认为现代化加强了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化,促进了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宗教复兴,“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世界正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第71页)。亨氏强有力的诡辩能力很容易让读者跟着他的逻辑走,从而认同他的观点。大概亨氏的话符合了中国现状的利益,国内不少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 从理论上来说,亨氏的观点是成立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确不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但是,亨氏所罗列的历史上各大文明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并没有造成自身文化异化的例子(第68页)与现当代的现实情况没有任何可比性。历史上,不论是中华文明对佛教文化的吸收,还是伊斯兰文明对古希腊文化的吸收,或者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都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上的主动吸收,没有任何经济强势胁迫下的强加。主动的吸收可以做到取其精华,弃其与自身文明不相适合的因素。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完全是一种西方经济强势胁迫下的文化强加,是被动的吸收。西方国家的先发现代性使他们占据了“先发制人”的优势,使他们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必然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政治利益(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强加在这些游戏规则中。比如,曾经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就是把西方意识形态强加于经济游戏规则的典型事例。这是赤裸裸的硬性强加。另外还有很多隐形的软性的强加,比如附着在因现代化而改变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以及某些非普遍性的道德意识。在伊朗,巴列维国王(1941—1979在位)的现代化最如火如荼的时期,也是美国的文化强加最高峰的时期,对此伊朗公主也说:“美国人搞出了一个奇怪的援助方式,即文化援助,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尽可能‘美国化’。” 当西方把自己的现代经济模式以“全球化”的名义推向世界时,必然把附着在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推向世界。因此,非西方国家要做到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殊非易事,进退之间,尺度很难把握。我是衷心希望非西方国家能做到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但若真能完全做到,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又该如何重新阐释?现实中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就是西方化,在民众的普遍认识中,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代名词。

  然而,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即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宗教和世俗的分离、实用主义在解放了“人”的同时,也把人类的贪欲从神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我并非主张人类应该回到中世纪,而是认为应该换一种思考),人类的贪欲已经违背了自然法则,甘地曾对人类的贪欲敲过警钟:地球足够所有人的需求,却不够少数人的贪婪。 巴基斯坦著名诗人兼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在伦敦获得博士学位,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西方虽然推动进步,却抛弃了延续性,西方的世俗个人主义使个人的概念脱离神性,并使西方成为偶像崇拜而隐含邪恶。结果,西方最后会自我摧毁。 因此,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会不会把人类引进死胡同?我并不反对现代化,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完全凸现的今天,在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性越来越受到广泛质疑的今天,我们的确应该换一种思考。现代工业文明使西方文明从基督教文明变为享乐至上文明,坚守最初信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普遍认为西方文明背离了神的原则,从信仰天经者变为“不信道者”,如同《旧约》和《古兰经》中背离神的原则而犯下种种罪恶的那些部落一样,必然遭受真主(神)的惩罚,《古兰经》 6:157说:“背弃我的迹象的人,我将因他们的背弃而以最严厉的刑罚报酬他们。”《古兰经》7:182说:“否认我的迹象者,我要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渐趋于毁灭。”《古兰经》7:185说:“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天地的主权和真主创造的万物吗?难道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寿限或许已临近了吗?”这种观点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中也普遍存在,美国当代原教旨主义浸礼会牧师杰里•福尔韦尔认为9•11事件是对西方世俗主义罪恶的一种惩罚。 针对西方世俗主义的享乐至上,阿维夏伊•玛格里特和伊恩•伯鲁马在《西方主义》一文中说:“没有什么文明间的冲突。大多数宗教,尤其是一神教,都容易滋生出反西方的毒素。” 亨廷顿也认识到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广泛的宗教复兴“并非拒绝现代性,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第101页)。因此,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体现为:西方世俗享乐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对立,前者视后者为蒙昧、落后、顽固、狂热;后者视前者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不信道者。正如伊朗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1923—1969)在其最有影响的政论著作《西化瘟疫》中抨击当时伊朗的“西化瘟疫患者”一样:“西化瘟疫患者是不信道者,不信仰任何东西,又对什么都相信,只是一个收集者而已。……既没有信仰,也没有原则;既没有理想,也没有信念;既不信仰真主,也不信仰人性;既不受社会嬗变的约束,也不受宗教和非宗教的制约。他们甚至连非宗教者也不是,而是没有任何精神信仰者。他们有时也去清真寺,就如同去俱乐部和电影院一样。”

  但是,巴列维国王既严重低估了已经统治伊朗人精神生活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力量,也严重低估了西方文化对伊朗的强力渗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而西方在较早的时间里,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其价值体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发展得相当完备。西方列强利用自己强大的国力将自己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绝对价值体系强行推向东方社会。因此,20世纪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就是西化。伊朗宗教阶层“把所有现代化措施看作是牺牲老的价值观去换取颓废和不信真主的西方国家的那些东西” 。这是每一个意欲实现现代化的东方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的确,经济上的飞速现代化将伊朗这样一个具有古老伊斯兰传统的东方国家强行拉进了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中,两种观念十分悬殊的价值观在伊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巴列维国王实行的现代化,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并意欲一蹴而就。超速发展之下,表面上国家经济发达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实质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根本无法得到解决。社会生活表面繁华的光环掩盖之下的实际上是混乱——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心的混乱。信仰失落,传统消亡,道德沦丧,整个社会色情泛滥,物欲横流,唯利是图,不惜采取坑蒙拐骗等一切卑劣手段暴敛横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极其严重。倘若说传统文化的失落更多的是让伊朗文化人感到悲哀的话,那么社会道德的沦丧则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伊朗人触目惊心。一个民族赖以立足于世的精神支柱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正是广大民众在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诅咒现代化的关键原因。

  面对两种价值观的强烈冲突,伊朗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是十分矛盾的,作为伊朗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他们渴望自己的祖国现实现代化,走向繁荣富强,渴望新思想新价值,但同时也是他们这些人对伊朗传统文化又有着强烈的眷恋和尊崇,对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失落感到痛心疾首。当时的伊朗知识分子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纷纷谴责西方化带来的信仰沙漠化。伊朗现代著名诗人阿赫旺(1928—1990)在诗集《〈列王记〉的结束》第一版序言中说:“我叹息为什么在这时代精神变得是那样陌生?人们为什么不守卫古老传统中的圣洁?人们为什么要蹂躏花朵?为什么……” 一连串的“为什么”表达了诗人对社会道德沦丧的痛心疾首。著名女诗人福露格(1934—1967)的长诗《大地的经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德沦丧、人性堕落的根源在于人失去了精神信仰:“怎样的没有尽头的空啊/太阳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那已从心中逃掉的悲伤的鸽子的名字/就是信仰。” 伊朗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在其最有影响的政论著作《西化瘟疫》中,在深刻剖析现代化(西方化)给伊朗社会带来的重重灾难的同时,还明确认识到宗教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应该担负起抗击西化瘟疫的责任。宗教教育可以阻止西化瘟疫下的信仰缺失,而人文学科可以通过加强本国的文化文学和风俗传统来遏制西化瘟疫的蔓延。 因此,对全面西化带来的民族精神危机,伊朗知识阶层开始去审视、反思和批判这场以全面西化为实质的现代化。这时,宗教阶层倡导的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正好契合了他们的这种内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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