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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的代际衍变与艺术贡献
2017年12月08日 08:46 来源:西大文艺学 作者:周燕芬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将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当做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局部存在,以地域性的陕西文学为切入口,探讨中国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时代变革,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独到的艺术贡献,以及历史的局限,当下的困境和问题。二从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实验性开拓,到1949年后中国当代文学体系的全新建立,置身于解放区地缘文化环境之中的陕西文学,顺应文学的时代主流,凸显文学的时代风格,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陕秦历史文化的深厚渊源,陕西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生发和构成关系,持续影响和推动着陕西文学的发展,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属于一方地域的陕西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继续彰显着强有力的艺术创造精神。

关键词:小说;创作;艺术;贾平凹;当代文学;柳青;保卫;陕西文学;生活;地域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燕芬(1963——)女,陕西米脂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以来的文学时代,就是长篇小说的时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绩代表着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相应地,长篇小说创作上的局限,也是这一时代文学的问题所在。这就使得长篇小说的研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和途径。

  中国国土的幅员辽阔和多民族共存的状态自然形成了丰富复杂的多元区域文化,各种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又造就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群落及其文学审美形态。客观说,各种区域文化在中华民族大文化中的构成性影响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因此多样化的地域性文学的成就以及与中国整体文学的构成和影响关系也并不能等量齐观。相对来讲,以周秦汉唐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为源头,以发生在陕西境内的延安文艺为母体,陕秦文化滋养下的当代陕西文学创作,既表现出独具一格的地域性文化和审美特征,同时在中国当代文学迁延变化的几个历史时期,都带着更为典型的民族国家文学的总体思想气质和艺术特征。换句话说,中国当代文学之脉,始终强烈地跳动在陕西文学创作当中。陕西以群体的创作规模构成着当代文学的库容,推动着当代文学的进程;同时,陕西作家所创造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学不同的阶段,都相当程度地代表着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保卫延安》《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废都》《白鹿原》《秦腔》等作品,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陕西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之一。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具备着超越地域性的文化和审美品质,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研究,既是对地域性文学研究的拓新和深入,也有超越地域性研究的递增价值和全局意义。

  本文将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当做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局部存在,以地域性的陕西文学为切入口,探讨中国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时代变革,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独到的艺术贡献,以及历史的局限,当下的困境和问题,进而引向对未来文学发展的预期性思考。

  一

  陕西作为当代文学重镇的地位和影响,与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持续走高有很大关系。如果以长篇小说的创作来看陕西作家的代际演变,柳青和杜鹏程代表的应该是第一代作家群体,他们以时代性的厚重卓越之作,居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显著位置,也持续影响了陕西的后辈作家。

  当代陕西文学的直接源头是延安解放区文艺。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就发端于解放区文艺,是解放区文艺的直接和全面的延续。确切而言,那曾经是一种互为滋养、水乳交融的关系。作为当代文学前身的解放区文艺既在汉唐气象、古都傲气的氛围中振奋了民族自强自立的内在精神,又现实而具体地吸取了陕北民间艺术的精华,营构出新中国文艺的雏形面貌。早在延安时期,与赵树理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追求相一致,杜鹏程、柳青等作家开始了自觉实践《讲话》方向的文学活动。柳青的前期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就是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的新收获,他建国以后的创作从文学观念到审美风格都与前期一脉相承,是这一基础上的提高和深化。

  正因为陕西文学根植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深厚土壤,与解放区文艺融为一体,所以,陕西文学得天独厚,承接延安文艺传统,顺应时代文学主流,在新中国逐渐一体化的文学环境中,陕西文学适应性强,成长迅速,杜鹏程和柳青以他们的长篇创作在新中国文坛上脱颖而出,都具有相当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十七年”这一特殊时代估论文学成就,分量最重的无疑是长篇小说创作。如果以1956年为界将“十七年”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的话,1954年出版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1960年出版的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恰恰是这两个阶段最有代表性和备受关注的作品。《保卫延安》在中国当代文学起步途中具有界碑性意义,以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为案例,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问题可以深入讨论。

  首先从作家主体及其相关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完成角度来看。杜鹏程代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居于当代文学首要位置的第一代作家,这一代作家大都经历了相似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他们都是早年投身革命,由于革命的需要而深入生活,体验革命人生,认识和理解革命思想,也积累了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宝贵素材,他们是为了革命拿起笔写作,进而萌发了终身从事文艺创作的念头。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他们与时代精神相呼应的文学成就构成了新中国文学的主流阵营。因为特殊时代的关系,这一代作家普遍存在知识素养和专业训练欠缺的问题,比较幸运的是1942年开始,杜鹏程在延安大学有过三年集中和系统的读书生活,这对以后杜鹏程从事写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另一个对杜鹏程的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具有塑成作用的是此时发生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如果说在延安大学之前参加的革命实际工作,在杜鹏程来说还没有上升到政治理性和创作源泉的高度去认识,自己还并不能深刻地理解投身伟大的群众运动的重大意义。那么,经过参加延安整风,经过对毛泽东《讲话》思想精神的理解和接受,使杜鹏程的政治觉悟和文学意识大大增强了,他的革命作家的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也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普通革命者到一个革命作家的角色转换也在有意无意之中开始了。1947年延安保卫战开始后,杜鹏程作为随军记者上了前线,那时候的随军记者,其实就是部队的成员,杜鹏程除了进行新闻采访,还一心想为自己的创作体验战斗生活,积累战争素材,他选择到部队的最基层扎根落户,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都和指战员们生活在一起。就在与官兵们相濡以沫的战斗生活中,杜鹏程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战争日记》,酝酿和准备着他的《保卫延安》。不待说小说所表现的延安保卫战是真实的战争事件,小说的发生背景,几位伟大历史人物都是真实的记载。就连小说中周大勇连队的主要故事也是以这个连队为基础,周大勇、王老虎等主要人物形象,其原型也来源于此。毫无疑义地说,没有真实的延安保卫战,没有杜鹏程亲身经历过的部队生活,就没有小说《保卫延安》。《保卫延安》的成功创作,是那个时代阐释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生活关系最典型最有力的例证。从《战争日记》到《保卫延安》,告诉我们革命文学何以会发生,也告诉我们,“老杜绝不是文人意义上的作家,他是战士意义上的作家,是革命家。”[1](p652)杜鹏程的人生道路与他的革命道路一致,他的生活实践与他的思想认识同步,也与他的文学创作经历同步,他是典型的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型的现实主义作家。探讨杜鹏程每一个单元的文学创作的发生,都不外乎“投入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三段式,这在“十七年”一代作家那里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其次从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所具备的史诗品格讨论新中国文学艺术方向的确立。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有一句很著名的作家自述:“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2]杜鹏程是带着一个伟大的文学梦想投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创作之中的,对于他来说,这也不啻于一场艰苦的文学征战。不只是杜鹏程一个,一代共和国作家集体进入了一场新时代的文学征战,他们以文学的形式再次走入刚刚过去的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用他们激情的笔墨为共和国的诞生构筑文学艺术的“史记”,为新时代的开局和新政权的确立,提供了不可摇撼的历史合法性证明。《保卫延安》从面世到现在,人们最为关注和最多研究的,就是作品所具备的“史诗性”文学特征。最早从“史诗”角度评价《保卫延安》的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他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的长文中指出:《保卫延安》“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说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它的英雄史诗的基础是已经确定了的。”[3]冯雪峰从《保卫延安》对于时代精神的张扬,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对于长篇小说史诗构架的初步探索,以及因此而显现出的崇高文学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地论述,肯定了《保卫延安》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开拓意义。《保卫延安》应合了时代对于文学的期待和要求,全力写出时代必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探索性地构筑了“革命战争史诗”的艺术框架,确立了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范式,虽然仅仅是起步,但这一起步在当时还是令人满意的,其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它达到了时代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准,使得《保卫延安》成为代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新文学成就的一部佳作。

  冯雪峰在总结了《保卫延安》之前十余年的战争文学后说:“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也就是说,即使它还不能满足我们的最高要求,也总算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部。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它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在艺术描写上留有今后可以一次一次加以修改和加工的余地”。“但是,即使再加工,也不是现在,应该在作者的才能更成长和更成熟的时候。我们现在先应该满意这样的成就。”[3]可见,冯雪峰在当年给予《保卫延安》高度赞赏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作品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今天来看,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英雄人物的理想化,反面人物的脸谱化等“十七年”小说普遍存在的弊端,在《保卫延安》中已经出现。在谈到杜鹏程创造的彭德怀形象时,冯雪峰就说:“要把这样的高级将领的精神和性格,全面充分地描写出来,以造出一座巨大的艺术雕像,是只有天才的艺术大师才能办到的。作者当然还只是一个开始在成长的尚未成熟的天才。”[3]冯雪峰反复讲到的人物塑造的“不充分”和作家艺术才能的“不成熟”,意味着他清楚地看到了这部共和国初期的长篇小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艺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批评家已经意识到这不仅是作家个体的写作能力的限制,也是特定时代的局限。作为一部战争小说,《保卫延安》明显缺乏广博深厚的战争文化内涵的思考,正如陈思和所揭示的:“如果创作者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状态,从战争中生命力的高扬、辉煌和毁灭过程里揭示它的美感,把它转化成审美形态表现出来,那么,严肃的作家充其量只能达到《保卫延安》这样的高度而不能更前进一步,至于一般作家,就只能在战争背景下写一些传奇性的英雄故事而已。”[4]虽然1957年出版的吴强的战争小说《红日》,相比于《保卫延安》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思想的禁锢和文学观念的限制,始终难有根本性的艺术突破。

  《保卫延安》作为共和国童年时期的小说样本,标识着一个令人欣喜但也亟待成长的时代文学的新起点。1960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问世,这部同样出自陕人之手而轰动全国的长篇巨制,与之前的《保卫延安》一起,分别以革命历史题材和农业合作化的现实题材,代表了建国后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题材类型。作品在对50年代震荡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的全方位展开中,再次进入对中国农民人生命运的揭示和思考。小说一出版,就被称之为是当代农村题材的史诗性作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柳青模拟外在社会生活的文学思路,贯穿在写作中的自觉、明确和坚定的政治意识,塑造特定时代需求的“新人”形象,以及传达时代精神、负载作家的理性思考和政治激情的叙述方式,都显示着一种时代文学既定艺术规范的业已形成。《创业史》是“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一个代表,也是“十七年”长篇小说艺术范式的一种标本性的证明。柳青的《创业史》之所以在五六年代的长篇小说中成为翘楚并为主流文化所认同,首先因为作家积极主动地应合了时代的政治期许,实现了作家个体与时代社会的共一关系;在此前提下,还因为柳青最大限度地坚持了艺术上的独立精神,《创业史》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肯定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成就,比如塑造出既有历史内涵又具生活智慧和人性体温的梁三老汉等中国农民形象;比如柳青颇见功力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让笔下的农村生活故事有着永不褪色的艺术感染力。这些都是柳青长年浸润“艺术的学校”磨练功力而得来。相对而言,柳青是“十七年”革命型作家群中具有良好的学识结构和艺术素养的一位小说家,《创业史》被认为是建国后“新的文学话语和叙述方法的参与者和建构者”,是“革命文体”的创造者[5],同时也要看到,柳青也是现代小说艺术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和发展者,《创业史》发散出的中国传统文学与苏俄现实主义文学的气息,证明了柳青自觉吸纳和融合中外小说艺术经验的气度和能力,这大概是我们一直感受到的《创业史》的丰富和深厚之原因所在,也是柳青的艺术个性所在。即就是“十七年”间被集体信奉的作家“深入生活”,在柳青这里也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姿态,他把自己安家皇甫村十四年艰苦的生活体验,当做“唯一适合我这个具体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既不动摇也不宣传[6](104),他将这种首创性的生活方式和认知生活方式,纳入了自我选择、自我适应的艺术个性之中,使之成为小说创造的有机构成部分。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再度评价《创业史》到底“写得怎样”?我们放不下和难以割舍的这本小说,其实是从多方面提供了今天我们还能引以为镜的艺术经验和启示意义吧。

  从现代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看,上个世纪的50年末到60年初,长篇小说呈现出情节结构与性格结构并存且二者相互结合、逐步转化的发展态势,情节线和性格发展线二者经纬相织,复线式立体式史诗结构俨然出现。严格地讲,《保卫延安》的侧重点仍旧是革命战争史,这是由于英雄性格史的不成熟造成的。《创业史》则以英雄人物为中心来结构作品,并带动巨大的历史事件同时运行,从而把广阔的社会生活引入作品,形成庞大而深厚的艺术画面。柳青以立体网状结构突出作品的艺术整体性,营造宏伟的史诗巨著,显然代表了当代长篇小说的一次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在新的小说观念和小说艺术范式的形成中,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问题和弊端,诸如小说对社会政治化主题的刻板演绎,“两军对垒”的模式化结构布局和类型化的性格塑造,都带来对小说真实性和人物生动性的巨大损伤。这种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观照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一个时代文学的固有局限,在《保卫延安》和《创业史》中都表现的非常突出和典型,而且正因为这两本小说分别被当做当代文学的开端之作和成熟时期的范式之作,才更强烈和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文学风气,从而构成性地决定了当代小说的整体审美品格。甚至于,时至今日当代小说所面对的艺术限制,也常常能从共和国文学的发生时期,即那个时代所谓的“共同文体”或“既定常规”中找寻到一些因缘余绪。除过这些作品本身的文学史意义和经典性的讨论,文学基因的传承和突变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是我们回返文学历史现场更为深远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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