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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史亦野亦锦绣 读莫言新作《锦衣》
2017年08月31日 10:48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马兵 字号

内容摘要:千呼万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五年,莫言终于在今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出了自己的新作。

关键词:戏剧;新作;锦衣;小说;文学史

作者简介:

  千呼万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五年,莫言终于在今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出了自己的新作。令人稍感意外的是,以小说名世的他,这次带来的并不是小说,而是一部情旨畅茂的戏剧《锦衣》。此外,还有一组向君特·格拉斯、大江健三郎、帕慕克等优秀同道致敬的诗歌《七星曜我》。然而熟悉莫言的读者又当有会心之感,从《霸王别姬》到《我们的荆轲》,从《檀香刑》里的茂腔悲风到《蛙》结尾处九幕话剧的一咏三叹,莫言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作为戏剧家的野心”。因此,他以戏剧《锦衣》回归,在自我的写作谱系中固然不无谋求“变法”的意味,本质上还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不过就大处而言,莫言素来致力于在小说与戏剧之间重建互援关系的实践,尤其近些年对戏剧创作有加无已的偏好,显现了他面对汉语文学相对沉滞的文体秩序的一种破壁之志——自晚清“小说界革命”以来,一个多世纪里,小说一直占据文体中心的位置是不争的事实,而戏剧则相对最为边缘,这一点在既有的各种现当代文学史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尤其是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史,戏剧所占篇幅越来越少,在有的文学史里甚至阙如。

  莫言的戏剧热情在这一背景下似乎不合时宜,但未必不具有前瞻意识。我们注意到,在关于戏剧的访谈和演讲中,他多次提到过新文学肇始阶段陈独秀等启蒙先驱对戏剧的鼓吹,并认为陈独秀的判断在当下“依然很正确”。今天来看,“五四”一辈知识分子对戏剧的推崇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体选择,而毋宁说是一种历史进化论的选择,他们看重的是易卜生、托尔斯泰等的社会问题剧所代表的启蒙现代性,换言之,是戏剧这一文体“形式的道德”决定了他们对其倚重的态度。而且“五四”一辈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是近现代欧美的新式话剧,对于渊源有自的传统戏曲基本是持批判立场的,无论是古典的唱腔曲式,还是写意的形体表演都遭到新剧阵营严厉的抨击。明乎此,便不难发现,莫言与“五四”先驱对待戏剧其实是和而不同的:一方面,莫言认为戏剧入人心之深的感染力是所有叙事类文体中最强的,普通中国民众,尤其是老一辈人,他们基本的价值观几乎就是被各种戏剧类作品所塑造的,那么要贯彻其“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信条,戏剧自然因其“形式的道德性”而被他推重;另一方面,莫言对戏剧新旧之争的历史教训心知肚明,而他素来的文学立场也让他更青睐于在民间发掘戏剧质朴的力量,并尝试对旧戏和民间戏曲的审美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当下戏剧创作的源头活水。

  《锦衣》的意义或即在此。此前在创作《我们的荆轲》时,莫言在“故事新编”的同时,格外强调了借剧写心、直面自我的动机,同时观众和读者也注意到了话剧内蕴的强烈解构色彩。与之相比,《锦衣》更像是一步大幅度的后撤。这部戏写的还是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背景是晚清,它大量运用民间戏曲元素,突出的是外在的传奇色彩,即莫言所谓将“革命党举义攻打县城的历史传奇与公鸡变人的鬼怪故事融合在一起,成为亦真亦幻的警世文本”,这里无论是对“故事”的强调,还是对“警世”的标榜,都与传统戏曲的题旨相似。在戏剧的结构和人物塑造上,《锦衣》也是全面向传统戏曲复归,如单线的叙述,起承转合的情节走向,性格固定单一的功能化的人物设置、写意的动作和装置、大团圆的结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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