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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
2013年03月26日 20:35 来源:《文学评论》(京)2012年5期 作者:金理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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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本文重新解读了路遥《平凡的世界》这一文本中凝聚的“改革”初启阶段中的含混、未完成性与丰富性。尤其关注主人公孙少平所象征的现实与想象的症结,同时也力图把握这个“失败者”在历史节点上曾经尝试的精神创获。据此彰显“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繁复多样的“多重决定”关系。



  一孙少平的主体想象

  从今天来看,《平凡的世界》无疑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文本,囊括了叙述者及故事叙述年代所特有的复杂性。竞争性话语的登台、角力,在一个渐次开放的历史时空中青年人的活跃以及自我压抑,作家在塑造这一文学形象时所参引的思想资源及遭遇的困境……凡此诸问题皆意味深长。

  不妨从小说中两个失恋的故事讲起。当田润叶得知原先的恋人孙少安要和别人结婚后,她很失望、痛苦,而这一天恰巧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日子,小说中田润叶立马就觉得“国家的痛苦袭来,个人的痛苦要放到一边”——至少在这个时候,个人和国家之间依然存在一种有效地整合,这首先让人意识到改革时代前夜的某种过渡性: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世界,但文化政治上还维系着完整性。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年代里,社会内部也已危机四伏。同样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在得知郝红梅移情别恋爱上班长后很失落,为了平复这挫败感,他产生了幻想:未来的某一天,当“我”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这座城市”,再路遇郝红梅他们,会是怎样的情形?……这是一个年轻人对自己未来的期待和假想,或者说是对“主体位置”的期待和假想。这段话马上会让我们联想到1960年代的《千万不要忘记》,丁少纯想模仿的对象就是“工程师”,而这成了丁少纯的罪过。由“皮夹克”、“西服”等符号体系所组成的“工程师”的趣味、品味和生活方式,暗示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领导权。而由此引发的消费意识、资产阶级思想、“年青的一代‘脱离领土’的欲望”,无疑会给意识形态带来冲击。所以在《千万不要忘记》中,需要以旗帜鲜明的政治方式解决文化冲突,“说服”和“训练”如丁少纯这般不合法趣味的拥有者①。我们还可以想到《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上发表的高小毕业生杨一明写给他哥哥的信,信中透露的自己的理想是“升学、升学、再升学”,将来当“伟大的工程师、科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原子学家、万能的科学家、杰出的宇宙飞行家”,后来因未得升学而参加农业生产,觉得“理想、志愿也就付诸流水,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消失了”,“整天在农村,白天顶着太阳,晚上陪着月亮,手拿锄头、镰刀,成天和地球打交道,天天照常,真是太倒霉、太没出息了”。《中国青年》同期刊发了六位农村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或主任针对杨的“一些错误思想所写的六篇文章”,而下一期上又刊出作家赵树理的《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与杨一明同志谈理想和志愿》,文中苦口婆心劝诫立志当“伟大工程师”而又梦想破灭的青年人“放弃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放弃从三种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的怪梦”②。而到了《平凡的世界》所在的七八十年代,先前社会主义在面对“工程师”时的紧张与焦虑完全内化为了创作者的无意识,成为小说主人公很自然、中性、客观的渴望。“主体位置是对我们期望成为所是的理想化表述……位于无意识当中、被拦截和压抑的强大欲望可以被视为驱动我们寻找主体位置的主要原因。”③两代青年人对“主体位置”想象的背后,打响了一场争夺战:在丁少纯的年代,“期望成为”工程师的欲望似乎被范导者们成功地“拦截和压抑”了,但也许只是潜入了无意识中,终于在孙少平身上破壳而出……可见,从6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社会主义是不是应当给予人物质上的丰裕,如果没有得到满足,类似的“渴望”会不断产生。必须正视丁少纯的欲念与渴望,诚如研究者所言,“这一渴望并不能因‘祖国的明天’和‘世界革命’而被强行压抑或者干脆取消……否则,革命就无法剔除自身的压抑性质,而压抑性的革命在日常生活领域并不具备真正持久的召唤性和动员力量。”④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所模仿、追求的对象,往往来自于地位相距较近的阶层。以此来说,出身贫寒的孙少平确实“雄心勃勃”。想象的力量是巨大的。孙少平身上产生的幻想与渴望,促使着类似的青年个体“进城”。社会学家指出:“改革初期的成功形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分田到户’以后,政府即使不管农业,农民家庭也会自觉地、主动地搞好农业生产。但是,曾几何时,这种假象就被严峻的现实打破了。”⑤随着孙少平们必然地“进城”,这些有知识的农村青年拒绝成为新一代的农业经营者,在田间地头渐渐地只剩下妇女、小孩和老人(俗称“三八六一七零部队”)。今天我们检讨现代农业发展的止步不前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困境,可能应该考虑到孙少平当时对“主体位置”的想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人才流失现象。由此我们也感受到上引赵树理信中提及“农村远景与农村知识青年之正路”的意味深长。

  二文学青年和他的阅读史

  当孙少平接触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

  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书……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漂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

  请注意这里由“星星”和“流水”构成的景象,基本上是抽离了具体劳动的、纯粹审美的对象,一个挣脱了原本参与其中的劳作环境的青年农民,此时如同“城镇居民把自然作为永恒的审美景象来凝视”⑥。这也是一种“风景的发现”吧。首先,“星星”和“流水”构成的“自然风景”,是作为——借巴赫金的话——“片断的美景”被纳入到“个人私室的世界,只是作为优美的片断,在人们散步、休憩的时刻,当人们偶然一瞥眼前景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后文的论述将会表明,这一“风景”的出现,“与田园诗或稼穑诗的自然截然不同”,它预示着“人的形象开始移向私人生活”⑦。其次,只有阅读后的人才能看到“星星”和“流水”,与之相伴随的,是以无以名状的孤独体验——“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而表现出来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内在“主体性”的获得。“只有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⑧也就是说,当“内在的人”发现“风景”的同时,他往往对“眼前的他者”、“周围外部的东西”冷淡而无所关心。我把它引申为一种对周围人、事的隔膜、格格不入感:“孙少平热爱自己家里的每一个亲人。但是,他现在开始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烦恼的情绪。一家人整天为一口吃食和基本生存条件而战,可是连如此可悲而渺小的愿望,也从来没有满足过!在这里谈不到诗情画意,也不允许有想象的翅膀……毫无疑问,他将再没有读书的时间——白天劳动一天,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入睡。……如果他当初不知道这世界如此之大也罢了,反正双水村和石圪节就是他的世界。但现在他通过书本,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他的思想怎么还会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那个小天地呢?”阅读意味着发现一个“外面的世界”,与庸俗、让人失望的当下生活迥异。越是沉迷于阅读所通向的“外面的世界”,其个人的存在越是容易从他/她所置身的现实世界中、从其与周遭事物的交互关系中“抽离”出来。“抽离”还意味着,发现“辽阔的大世界”的同时,日常生活的焦虑也随之发生了。当下生活的不如意,在孙少平这里,表现为先前社会对个人发展空间的压抑。

  阅读是自我塑造的重要媒介:怎样才可以称为“人”,怎样才可以实现完善的“自我”,这一自我如何认识世界,追求何种价值……当孙少平沉迷于《艰难时世》、《简爱》、《苦难的历程》、《复活》、《欧也妮·葛朗台》、《白轮船》……时,他汇入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新人”为追求的阅读工程和历史脉络中。孙少平希望通过阅读重建自我的身份,他一次次去“县文化馆图书馆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阅读量惊人,那些《马丁·伊登》、《热爱生命》等小说中孤身奋斗的主人公,一次次进入他的梦乡,“所有这些人都给孙少平精神上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他现在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为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并且开始用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某种情况和某些现象了。当然,从表面上看,他目前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这种“超越”还以旁观者田晓霞的观感表达了出来:“我发现你这个人气质不错!农村来的许多学生气质太差劲……”问题是,这只是内在“气质”的重组,而不是实际身份的转变。诚如杨庆祥的洞见所示:当小二黑开始读书的时候,“当小二黑变成了高加林”,他将必然意识到,“他的环境、他的阶级身份不是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和信心,而是苦闷和焦虑”⑨。

  孙少平必然要投向“外面广大的世界”,不仅是借助阅读中“想象的翅膀”,更得是现实中行动的脚步。然而当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启动之后,孙少平们注定只能成为进城的农民工。哪怕孙少平是一个如此独异的个体,一个能在超强度的劳动后,还可以在烛光下忘我夜读的打工仔:恋人田晓霞和哥哥孙少安来找在黄原市打工的孙少平——

  二楼的楼道也和下面一样乱。所有的房间只有四堵墙的框架,没门没窗,没水没电。

  两个人在楼道里愣住了:这地方怎么可能住人呢?……

  孙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青紫黑淀,伤痕累累!

  《平凡的世界》的读者肯定会对上面这个场景过目难忘。孙少平“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阅读,想必依然憧憬着“远方的世界”、“生活在他处”;让人动容之处在于,路遥以孙少平脊背上的“伤痕累累”,呈露出“现实”对“阅读”的强行楔入。像孙少平这样的青年农民在迈向城市的进程中要付出多少惨重的身心代价?

  还需注意的是,孙少平对远方的期待,与同一时期的香雪、凤娇们有所不同,后者“是具体的和实实在在的,是精神里充满了物质性的”⑩(“铅笔盒”、“挂面”、“火柴”、“发卡”、“纱巾”、“花色繁多的尼龙袜”……),而孙少平则以浪漫、激情的心态去憧憬抽象、理想的远方,比如投身到“北极的冰天雪地里”“赤手空拳”地战斗……这也与他身上的文学气质有关,尽管实际上“他只能象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在工地上“扛石关、提泥包、钻炮眼”。我们在感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时也被孙少平身上那种向往远景、斗争不已、不被辖制的力量所感动(这种“文学青年”所孕育的气质和力量,其积极意义下文再谈)。

  三“素质话语”与孙少平的个人化意识

  对于孙少平这样的打工者来说,现代城市的吸引力来自于对未来的一种模糊、朦胧的希望和想象,恰恰是文学阅读,有力地导引了这一希望和想象的过程。然而孙少平在城市所遭受的不平等、他脊背上的“伤痕累累”,预示着实现希望和想象的可能性实在渺茫。路遥如何处置、解决被阅读所唤醒的孙少平内心翻腾的欲望、所遭遇的烦恼和困境?这一部分尝试讨论路遥在塑造孙少平之时有可能依据的一种路径。基本思路是:主体并非纯粹、绝对、静止的单一身份,而是与社会具体现实中流行的各种话语有关的一系列定位;据此思路,探究在孙少平的主体建构中,“素质话语”的参与,同时通过这样的解读,将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在其自身的历史空间中语境化。以上所谓“参与”可以作两层解说:首先,“素质话语”作为当时的主流话语可能对路遥产生影响,进而被吸收到路遥笔下的个体对未来的展望和主体形塑当中,即便这一“影响”缺乏实证说明。其次,也可认为路遥与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潮有着某种耦合,“作者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是,“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所塑造”(11)。

  孙少平是这样一个“特异”的农民工:他出身农村,在城市接受教育,最终成长为模范的能动者,既非都市里落后、低素质的外来人,也不是需要加诸同情的无助受害者(田晓霞曾反省自己不该以怜悯的态度对待孙少平)。这样的形象与贯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素质”为焦点的主流话语相吻合。“素质”用来指称人的一系列属性(文化、教育、道德、行为方式等)及其可塑性(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改善、提升)。从80年代早期开始,“素质”一词频繁见诸于国家领导人发言、党代会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及主流媒体上,成为有关现代性和国力发展的各种表述中的核心要素。更重要的是,素质话语不仅是基于自我规划和自我发展的政府治理形式,也内化为普通民众的日常心理(比如在很多家长看来,通过为孩子提供英语和计算机等素质教育,就能够在提高孩子素质的基础上实现个体的“自我发展”)。“在后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都被淹没在倡导提高全民素质的可能性以及试图推动他们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国家运动、流行媒体以及商业广告当中。”(12)

  素质配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瞄准了农村及贫困地区人口,日渐被用来映射在落后的内地农村和发达的沿海城市之间社会和经济分化的地理学。自90年代以来,农民走出乡村进城,似乎成为其素质得以改善的唯一途径,就好像狭小的双水村再也无法向孙少平提供认同。孙氏兄弟所选择的不同道路,也正对应了官方在农村发展、城乡流动思路上的一个转换,也是现实发生的转换。“80年代一个主流的观点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应该远离大城镇,在本地的副业、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中消化。当时的口号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了90年代,这一观点越来越让位于一种论调,即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村现代化因而也是整个民族现代化的本质,而仅仅通过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是不能实现的。”《平凡的世界》中有一章描述孙少安苦劝少平回乡而未果,其间作者隐秘的情感倾向颇值得玩味;而从整体篇幅而言,孙少平无疑是第一主人公——这些似乎都暗示了孙少平所代表的道路的吸引力、竞争力。

  素质配置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集中关注人的内在属性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而“将注意力从源自政府创造或认可的结构、制度和实践的缺陷和不平等中转移开”。素质话语强调个体的忍耐、韧性、敢冒风险、吃苦耐劳、自我牺牲……这些被视作个人与民族发展所必需的价值观念。而我们发现这也无一不是孙少平的典型性格。就某种程度而言,孙少平这一人物形象如同一座历史的“浮桥”,一方面暗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描述青年人在时代风暴中斗争成长的“十七年”期间的革命经典;另一方面,孙少平也被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的社会工程所接纳,最终将成为市场经济结构中的劳动力模范(13)。这就好像《人生》中,在亚萍的眼里,高加林是保尔·柯察金和于连的“合体”。但《平凡的世界》正是被作为个人奋斗的励志故事而获得很多代青年人认可的,这部长篇可视作《奋斗》的前史、改革年代“苦难哲学”甚至“活着哲学”的先声(14)。近期有“意见领袖”坚称“不主张农村孩子读大学”:农村孩子读完大学想要留城,在城市里没有关系、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娶不到老婆,在城市中他们常常是二等公民……这种意见不是从事情的根本上去考虑如何使每个人获得公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却号召农村孩子以自我牺牲来维持残酷的局面。这与孙少平/路遥当年将苦难自我归因的逻辑未必没有相通之处。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断裂”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终究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危机,我想,孙少平式的忍苦耐劳哲学正提供了一种化解危机的“粘合剂”。《平凡的世界》展现了孙少平的“匮乏”和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孙始终将克服“匮乏”的途径放在默认“匮乏”的前提之后的个体奋斗与自我完善之上;将“不平等”待遇看作素质提升所必须经历的严酷考验(恰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与此同时,对“匮乏”与“不平等”的历史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却没有太多思考(15)。我们还必须注目于孙的身份,像他这样的青年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二等公民”,长期外在于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体系,只能依靠自己的打拼来闯出一片天地,这也加剧、固化了那种将在生存竞争中的成败归咎于自身原因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改革开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无所改变,新近的一份关于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年轻人日益将个人的成败、进退归结于个人责任,“尽管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很多可选之项”(16)。正是在此意义上,孙少平这个文学形象深刻地嵌入到改革时代的社会肌理中。孙少平的“个人化意识”和改革的大工程紧密相联,前者内在地配合了后者,同时也是受后者持续影响的一个象征;在此互动中,政府和社会机构将其应负的责任顺理成章地推卸、转嫁了。而《平凡的世界》的“长销”,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励志型读法”的接受视野,“以‘心若在,梦就在’之类修辞方式,将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要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平凡的世界》就会一直‘长销’”(17)。

  在对“素质话语”有所了解之后,让我们重返孙少平的阅读史。“现实”对“阅读”的楔入,也正是“现实”对“文学”的打断。客观情势即将封闭向“地之子”孙少平们提供选择的可能性。是阅读唤醒了孙少平并且指示给他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路遥只得仍然通过阅读将所有的问题消解:“书把他从沉重生活中拉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地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如上文所述,孙少平惯于将忍耐、韧性、吃苦耐劳、自我牺牲等“内化”为个人品质,将其自身遭受的“艰难和困苦”、脊背上的“伤痕累累”看作个体奋斗与自我完善所必须经历的严酷考验。由此,阅读赋予了孙少平一种关于忍辱负重的哲学(路遥所谓“更高意义的理解”),将苦难自我归因。内化苦难与“素质话语”的相互“配合”,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理解潜意识的规律……就等于开始理解意识形态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我们是如何习得和实践这些我们必须赖以生存的思想和规律的”(18)。与阅读相关的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翻版了《班主任》的中心情节,孙少平在开班会——那天班上正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时候“偷偷把书藏在桌子下面看”,被同学揭发……这个场景——空洞高蹈、让人漠然视之的政治学习,和忘我投入私人阅读而无视去获取政治的能量的孤独个体——一方面预示了此后(《平凡的世界》完稿于80年代末)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分裂,另一方面孙少平的姿态与上文提及的他(及路遥)总是将苦难自我归因而“不假外求”的哲学因果贯通,自此丧失了阿伦特意义上我们在此相遇并共同担负责任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末尾,这个“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的阅读者重回煤矿:

  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黄绿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

  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这个画面看起来光明、美妙,其实脆弱、经不起追问。与特定社会阶层相关联的劳动、工作的环境(矿山、煤堆),被“永恒的审美景象”所置换,画面中的“山野”、“蓝天”、“太阳”,还是和孙少平最初憧憬的“外面广大的世界”一样朦胧、虚无缥缈,路遥/文学最终赋予了孙少平们“永恒的抽象”,而不再有“现实的具体”……在80年代以青年人为主人公的小说中,我们一再可以发现类似的“妥协的结局”,在铁凝为香雪设计的结尾中,陪伴着人物的是“不知名的小虫在草丛里鸣叫,松散、柔软的荒草抚弄着她的裤脚”、小溪欢腾着“歌唱”、“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恰似路遥最后给予孙少平的“山野”、“蓝天”、“太阳”……

  四“历史的符号”与“历史的反抗”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孙少平是一个文学青年。他不安于被辖制的气质,使其在成为被现代化征用的资源的同时,又若即若离地产生冲突。

  孙少平的形象,在今天可以被理解为某种主流话语(“活着”哲学、“奋斗”神话)出现的“前史”或“想象性的审美预演”(19)。这当然源自后来者所作的历史批判与反思。问题是,当代文学的生命力一方面在于把文学历史化,另一方面更要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为文学与文学人物作出一个解释——由路遥所展示的孙少平的命运,在时代节点与历史现场中给出了何种努力,他的生存斗争与精神生活在特殊境遇里有何创获。

  复杂的是,在素质话语的笼罩下,在人物将忍辱负重等品质“内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一种对内部精神的追求。也就是说,路遥理解的、孙少平追求的解放、自我完善、创进不已是对个人有意义的,而不只是成为社会整体解放的一个零部件。这似乎又反身消解了人物对主流话语和社会整体规划工程的简单依附。“面对更好的‘机会’,省委副书记女儿的爱情,孙少平更看重的,不是寄生虫(无论是家庭或是体制的庇护)的虚荣,而是劳动者的尊严——他是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20)他甚至在市场初启的大幕中想象一种超越雇佣关系的劳动者主体:“某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地把自己搞得像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用的工匠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

  更进一步,与小说中其他人物不同,孙少平似乎永远在流浪,执拗地拒绝固守本位:他首先走出以土地为象征的“超稳定结构”,当城市人的身份唾手可得之时又决然放弃。“迎着清冷的晨风,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匆忙地走着”——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孙少平类似“过客”永无止境地行走在当下的姿态(21),使得上文议及的自我“内在化”终究不同于“活着”哲学、“奋斗”神话,不同于以赛亚·伯林批判过的“退居内在城堡”(22),因为孙少平拒绝种种“隐藏的强制者”试图为他设定的条件,为他“发明出来的生活形式”(23)。这样的一种反抗中就有文学青年某种“不安分”气质的参与。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论述,权力的产生来自于“使人们(社会作用者)接受他们在既有事物秩序中的角色,因为他们无法看见或想象有其他选择,或者因为他们认为这角色是天生或不可变的,不然他们就是视之为老天注定或对己有利的”(24)。而孙少平拒不接受在“既有事物秩序中”被“派定”的“角色”,他身上天然的文学气质集中结晶着这份抗拒和反省。我们不得不感叹,此时的“文学”依然具备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路遥并不自外于“现代化”的共识,我也并不将他夸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者,但是他赋予孙少平的这份“不安分”,这种尽管模糊、无法具体赋形却又真真切切的对“其他选择”的想象、远见和不放弃,总能够在此后历史展开中为后人提供打开“理性”、“自我”、“发展”、“市场”、“现代”等合理化限制的可能。这难道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值得人去珍重的品质?正是秉持着对人生的不竭思索,对未来的特殊想象,当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利益共同体初步形成,其他人都安于甚至急于“对号入座”在其中寻获一份“归属感”之时,孙少平在不断放弃固定自我的流动状态中成就了一个丰富的主体。

  文学“既是历史的符号又是历史的反抗”。一方面当注重文学与社会环境的依存关系;但另一方面,这一依存关系并不意味着决定论式地将文学视作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而应当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探析文学对社会环境作出的不同反应,尤其是这种反应的“自由”(25)。毫无疑问,80年代的现代化方案整合了当时整个社会民众心理,路遥并不外在于这一共识,此共识也以素质话语的方式渗透到孙少平的意识中。由此这一形象有意无意地配合了社会整体性的规划方案,但他又特殊地具有不假外求的自我创进的力量,从未丧失“对那个不管多么狭小但在其中我们选择做喜欢之事的领域的信念”(26),在不断放弃中自由选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少平为他所身属时代的“同时代性”作出了声明,“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但正是因为这种境况,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27)。经由这个卷入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的人物,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文学的力量;而在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被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打造成“给定”的、“合格”的个人的时候,回望孙少平愈发让人觉得意义深长。

  诚如研究者所言,孙少平的“方案”失败了,“双水村的后代们,将被‘看不见的手’驱赶到矿井中,生产出‘带血的煤’”(27);但这个“失败者”启示我们他在历史节点上曾经拥有的创造的自由。也许,他的主观努力与精神创获,在未来依然可以为变革客观情势提供可能……



  注释:

  ①详参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蔡翔:《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

  ②赵树理:《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与杨一明同志谈理想和志愿》,《中国青年》1960年第16期。收入《赵树理全集》(第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③马克·J.史密斯:《文化——再造社会科学》,第75页,张美川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④吕永林:《事关未来正义的正义——从蔡翔新著〈革命/叙述〉而来》,《上海文化》2012年第1期。

  ⑤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3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⑥特里·伊格尔顿:《四首自然诗》,陈太胜译,《上海文化》2012年第1期。

  ⑦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338页,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

  ⑧柄谷行人:《风景之发现》,《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5页,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

  ⑨杨庆祥:《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⑩程光炜:《香雪们的“1980年代”》,《上海文学》2011年第2期。

  (11)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17页,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版。

  (12)本节关于“素质”话语的介绍,主要参考杰华(Tamara Jacka):《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第一章,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本节中未经注出的引文均来自此书。

  (13)2001年11月,在调查者提出是否愿意回乡时,在北京的打工妹王兰回答:“我确实想发展自己,在这儿我可以做到。即使北京给了我许多痛苦和许多坏印象,但总的来说人通过奋斗才能够成熟。”参见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第121页。这正是一个孙少平式的回答,而且具有代表性。

  (14)参见王一川:《中国晚熟现实主义的三元交融及其意义——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

  (15)小说展示孙少平是一个有着出色思考能力的个体,但他对导致城乡鸿沟的一系列历史和制度性前提却无所认知,也并不提出质疑,有时甚至全然认可城乡差距的“天然性”。

  (16)贺美德(Mette Halskov Hansen)、庞翠明:《个人选择的理想化:中国农村青年眼中的工作、爱情和家庭》,《“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第66页,贺美德、鲁纳(Rune Svarverud)编著,许烨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17)(20)(28)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18)约瑟芬·多诺万(Josephine Donovan):《女性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第149页,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9)参见张旭东等:《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21)“过客”般永无止息地跋涉、行走,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构成意味深长的谱系。如鲁迅《野草·影的告别》,《野草·过客》,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描写。

  (22)参见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自由论》,第204、205页,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当代文学界对“纯文学”、“向内转”等思潮的反思,与伯林的批判思路吻合。

  (23)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自由论》,第210页。

  (23)斯图亚特·霍尔(S. Hall):《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体研究中的被压抑者的重返》,《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1卷),第103页,薛毅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25)将文学理解为“既是历史的符号又是历史的反抗”,是罗兰·巴特的看法。转引自赫·绍伊尔(Helmut Scheuer):《文学史写作问题》,《重解伟大的传统》,第106、107页,章国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6)以赛亚·伯林:《历史的不可避免性》,《自由论》第143页。

  (27)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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