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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与西班牙文学
2020年12月03日 10: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小曼 刘丽芬 字号
2020年12月03日 10: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小曼 刘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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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望舒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他生前译介过大量西班牙文学作品,为西班牙文学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班牙文学最早可追溯至10世纪前后,深受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吉卜赛、阿拉伯文化的交互影响。“五四”时期鲁迅等一批作家型译者提倡译介“弱小民族”文学,西班牙文学由此获得关注,但因语言受限,西班牙文学经历了相当长的转译期。此间,作为转译者之一的戴望舒由接触、了解西班牙文学,进而对其痴迷,转而学习西班牙语,成为第一位直接翻译西班牙文学的作家型译者,而西班牙“27一代”现代派诗歌也促其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型。

  转译“98一代”助多元文学观形成

  1898年的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这激起了西班牙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热潮。他们反对腐朽的君主政体,提出创作具有民族风情的西班牙艺术,并自称“98一代”。1928年戴望舒开始翻译外国文学,西班牙“98一代”文学展现出的抗争精神引起了他的注意,但这时他不懂西班牙语,只能依靠法语转译。同年,戴望舒转译了伊巴涅斯的《良夜幽情曲》和《醉男醉女》。1929年9月,《新文艺》第1卷第2号上刊登了他所译的阿左林(又称阿索林)的散文《修车人》与《麦饼人》。1930年3月,他与徐霞村合译了阿左林散文集《西万提斯的未婚妻》。这段转译经历为戴望舒日后学习西班牙语埋下伏笔。

  西班牙“98一代”文学虽然没有直接影响戴望舒的创作风格,但拓宽了他对“现代”的理解,促使他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多元文学观,使其认识到,“现代”并非单指英语世界通行的“现代主义”,以及辞藻华丽、感情隐晦、扑朔迷离的“象征派”,还应包括源于拉美后又传至西班牙的“现代派”文学。此时,戴望舒正与“象征派”渐行渐远,重现实批判和启迪民智的“现代派”文学为他带来了一缕阳光,使他在现代文学的世界里寻得另一栖身之所,也为他后期文风转型奠定了基础。

  直接翻译“27一代”促创作风格转型

  20世纪20年代的西班牙,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被称为“27一代”。他们的诗歌倾向各不相同,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认识世界并进行创作。1932年,戴望舒赴“象征主义”诗歌的发源地法国留学,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于1933年游学西班牙。在那里,戴望舒看到了内战爆发前夕西班牙整个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同时代的“27一代”现代派诗歌所展现的思乡之情、古为今用的创作理念和强烈的反抗意识都与他内心的诉求完全契合,于是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西班牙“27一代”现代派诗歌的译介中。

  戴望舒给《西班牙一小时》的作者阿左林写信,收到热情回复并获得该作品的翻译版权。同时,他也结交了西班牙“27一代”的代表诗人洛尔迦。在正式发表译作前,戴望舒先发表了《迦尔西亚·洛尔迦》《西班牙抗战谣曲》,首次将“西班牙谣曲”这种创作形式和洛尔迦介绍给中国读者,之后正式从原文翻译了洛尔迦的诗集《洛尔迦诗抄》。1939年7月,《顶点》第一期发表了他翻译的《西班牙抗战谣曲抄》,其中包括阿尔贝蒂的《保卫马德里·保卫加达鲁涅》、阿莱桑雷德的《无名的军民》和《就义者》、贝德雷的《山间的寒冷》、维牙的《当代男子》、伯拉哈的《流亡之群》、洛格罗纽的《橄榄树林》、鲁格的《摩尔逃兵》,这是西班牙“27一代”文学初次大规模而又成体系地被译介到中国。

  在西班牙文学翻译几乎全部需要依靠转译的时代,戴望舒发掘了在欧洲颇具影响力的西班牙“27一代”诗歌并直接翻译,发表了一系列至今都无出其右的优秀译作。与此同时,受西班牙“27一代”影响,戴望舒后期的创作风格发生转型,他在1945年发表的诗集《灾难的岁月》,文风明显有别于忧郁神秘的《雨巷》和《我底记忆》,语言明快简洁、感情充沛,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战争胜利的渴望和苦难终将远离的信心。由此可见,20世纪30—40年代是戴望舒与西班牙文学译作互促的蜜月期。

  未竟《堂·吉诃德》铸成终身遗憾

  众所周知,杨绛所译的《堂·吉诃德》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且直接从原文翻译的全译本。由于译者严谨的态度,以及过人的文学功底,该译本在我国至今销量最高,影响深远。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也曾尝试从西班牙语翻译《堂·吉诃德》。

  翻译《堂·吉诃德》并非戴望舒学习西班牙语的初衷,他学习西班牙语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和翻译伊巴涅斯、阿左林、洛尔迦等人的作品,但作为一名精通双语的优秀译者,面对当时国内《堂·吉诃德》只有转译本的现状,他义无反顾地肩负起直接翻译这部名著的责任。因此,他从法国回国后开始翻译《堂·吉诃德》,不久爆发了抗日战争,他从上海辗转至香港,译书计划随之流产。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一直随身携带稿件,坚持翻译。遗憾的是,他临终前也未能完成这部名著的翻译,人们也错失了提前30年读到《堂·吉诃德》直接译本的机会。显而易见,未竟的《堂·吉诃德》是戴望舒翻译生涯中的最大遗憾。

  总体看来,创作与翻译是戴望舒短暂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大主题,二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转译西班牙“98一代”文学促其形成多元现代文学观,为后期创作风格转型奠定了基础;直接翻译“27一代”诗歌更是其创作风格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他作为第一位能直接翻译西班牙文学的作家型译者,引进了小众的西班牙“27一代”现代派诗歌,对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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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小曼 刘丽芬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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