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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化与公共性:讲好中国文论故事
2020年08月12日 09: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国贞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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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首倡要讲好文化研究的故事,并给出好故事的三个标准:第一,必须揭示“正在发生的人类事务”的复杂性、矛盾性;第二,必须不断寻求改变的可能性;第三,好故事不是热衷于自以为是、虚张声势地为人类指点江山、规划未来,而是基于可靠的知识,告诉人们正处的位置。

  文化研究有自己的故事,文学理论亦然。文学理论界同样面临如何讲好当代中国文论故事的问题。《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19)》(陶东风、和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全书坚持将中国文论语境化、问题化、事件化的立场,自始至终突出问题意识。作者从纷繁复杂的当代中国文论中提炼出27个问题,以此组成27章。针对每个问题均致力于语境化分析,深入当时复杂的社会语境,探讨文学事件背后的复杂动因。以对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讨论为例。人们对此通常有不同认识,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该书另辟蹊径,深入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认为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压力,中国致力于寻求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发展方向与现代化道路,力图在文化现代性与文化民族性的双重诉求中求得平衡,“新民歌运动”就是这个探索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发展道路”的论争要解决的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它与执政党的文化发展方向、新政权的合法化诉求紧密相关。由此可见,“新民歌运动”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歌实践,而是高度国家化的文化战略。这种分析理路也是格罗斯伯格一再强调的:文化研究首要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想去哪里,而在于我们如何从现在的位置到想去的地方。

  陶东风自2001年发表《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以来,就一直坚持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的语境化、事件化(以及他所说的历史化与地方化),以之作为重建文艺学知识的基本思路。2004年,他主编的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可以看作这一文艺学重建思路在教材编写上的尝试。而该书则是这一思路在当代中国文论史研究中的具体实践,它所包含的内容更广、涉及的历史跨度更大、研究更为全面深刻。

  语境化地讲述当代中国文论故事,如果换一个术语,或可称为“回到发生现场”。这也是陶东风提出的概念。2018年,他发表了《回到发生现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以邓丽君流行歌曲为个案的研究》《发生期中国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与接受效应——以邓丽君为个案的考察》两篇论文。文中明确提出,本土化的大众文化理论和方法建构,需要回到当代大众文化的历史语境与发生现场,对之进行发生学的研究。这两篇文章通过大量实证材料、人物访谈、田野调查,证明只有回到历史现场、语境化的中国大众文化发生学研究,才能超越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方法与价值取向的机械搬用。因此可以说,回到发生现场,是陶东风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的文艺学反思始终坚持的研究思路,这一思路对中国的文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带来一定的影响。

  除了语境化,全书又一个贯穿始终的方法论立场,是对当代中国文论公共性的突出关注和强调。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领域几乎所有的重大理论探讨,都是作为超越文学艺术的公共议题和公共事件出现的。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大规模的文艺争鸣——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到新时期文艺“二为方向”的确立,莫不如此。因此,只有抓住中国当代文论的公共性及其形态变迁,才能揭示其中国特色;同样,只有呈现当代中国文论发生和演进的公共维度,才能把语境化的立场落到实处。如此则可知,语境化与陶东风一直致力的文学(文学理论)的公共性研究内在相通。书中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公共性问题”作为全书导论,显然就是延续了其一贯的理论旨趣。导论中明确指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问题,是中国当代文艺学总体性、贯穿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清理,必须超越文学领域,进入更大的文化公共领域(它包含但不限于文学公共领域)才能有效展开。书中指出,以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为界,之前30年和之后40年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形态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公共性有了非常不同的表现。

  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理解、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几乎在每章中均有体现。比如,第二章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次文艺界大批判时指出,在这一时期,文艺学在新政权那里并不是简单的关于文艺自律的学术研究,它首先是整个思想战线的前哨,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回应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讨论时,书中指出,有的学者在断定中国文论“失语”时,一直是在代表“中国”说话,其论述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民族—国家。这样的言说语态必将遮蔽文艺学研究的个人维度,导致个性的丧失。中国文论是由无数个别文论家的言说组成的,它们之间存在差异,当然这些差异中也不乏共性。但是这个共性是在自由生产出来的个人文艺学成果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特别设计出来的。只有忠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个人感受,才能凸显中国特色。不必过分强求,也无须刻意设计。

  总之,该书始终坚持通过语境化讲好文艺学的故事。也正因此,它不是一本单纯的文论史,而是一部有着深刻问题意识、明确价值立场的研究专著。我们需要这样的专著,因为需要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曾经在哪里,唯有这样才能清楚前进的方向和路径。

  

  (作者单位:山东政法学院文化艺术传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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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国贞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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