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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乌托邦主义与文化研究的未来”展现诸多研究路向
2019年08月12日 06: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戴潍娜 张雨楠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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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张雨楠/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通讯员戴潍娜 记者张雨楠)作为一种跨学科批评理论思潮,文化研究正面临如何破解批评锋芒减弱、探索突围之道的情势。2019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事业与文化战略研究”创新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批评”创新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激进乌托邦主义与文化研究的未来”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河北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人民出版社、《东南学术》、《北京文学》等单位的近60位代表与会。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张雨楠/摄

 

  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教授 本网记者 张雨楠/摄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张雨楠/摄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批评”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徐德林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事业与文化战略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刘方喜研究员联合主持。

  激进乌托邦主义:约翰·斯道雷的阐释逻辑及其相关问题

  徐德林对特邀嘉宾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斯道雷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约翰·斯道雷教授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之一;早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于中国大陆的2001年,他的代表作之一《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便被译为了中文,加之他近年来多次受邀来华讲学或者参加学术会议,所以可谓是中国文化研究共同体的老朋友和启蒙良师。”同时,徐德林阐述了举办本次会议的初衷和主题用意,“斯道雷教授今天的讲座关乎其最新力作《激进乌托邦主义与文化研究:拒绝现实化》(Radical Utopia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On Refusing to be Realistic),不仅可以有效地钩沉人们对‘乌托邦’这一概念自托马斯·莫尔以降的演变的思考,而且可以启发人们探寻文化研究的突围之道:作为一门学科显影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初,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甚至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引发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效地挪用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但受各种‘后学’的影响,近年来的文化研究已然淡忘了曾经作为核心维度的阶级,其结果是文化研究不但批判锋芒明显减弱,而且发展也严重受阻,因此,我们现在必须从‘拒绝现实化’入手,通过重新启用阶级概念,再次把文化研究激进化。”

  约翰·斯道雷发表了题为“激进的展现:反对共谋的乌托邦主义”(A Radical Unfolding: Utopianism against Complicity)主旨演讲。他阐释了作为一种抵制形式的激进乌托邦主义及其当代意义,围绕“激进乌托邦与合谋”“权力与现实社会结构”“欲望”“现实与不可能”“人性的历史化”等多个概念作了辨析,对于“别无选择”这一资本主义教条开始让位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一赋能性口号的可能,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评理论的未来图景。

  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巍认为,1950年代阿隆和贝尔等人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其原因不过是右派想终结左派的意识形态而已,而196O年代兴起的“新左派”运动则是对“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否定;进入1970年代中后期,右派重掌大权,到1990年代初,福山以及其他右派学者又宣布“历史的终结”,似乎世界历史终结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由此,程巍对约翰·斯道雷提出的问题是:“激进乌托邦主义可以对这种被建构的现实形成一种否定,从而昭示世界史还存在别的更好的可能性。我感兴趣的是,每一种社会理论都有其隐含的历史主体。您的‘激进乌托邦主义’诉诸的历史主体是谁?是中上层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吗?”

  考察约翰·斯道雷通过重读乌托邦主义的谱系,通过重新检视各种对于乌托邦主义可能有所启发的支持性资源,对乌托邦和乌托邦主义重新加以理论阐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编审萧莎认为这无疑是富有原创性的,不过,考察激进乌托邦主义这个新观念与既有的乌托邦理论的关系,她认为:“虽然乌托邦这个词的历史不长,实际上乌托邦主义早已存在于各种文化传统中。在人类所到之处,一方面,乌托邦主义为人类营造着美好生活的希望,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断产生疑问,乌托邦到底是否值得向往,是否可能。激进乌托邦主义与他们的乌托邦理论是什么关系?从事拉美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魏然对约翰·斯道雷提到的人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不断演化更感兴趣,他提出在如今人类和AI并存的时代,人性可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张雨楠/摄

  中国政法大学徐文贵老师对斯道雷讲演中的三个关键词作出了回应。第一,“关于‘欲望’(desire),柏拉图《会饮篇》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驯服欲望(taming of desire)或‘欲望教育’(education of desire)学说。第二,关于‘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德国浪漫派尤其是诺瓦利斯的‘魔化’说以及弗·施莱格尔将世界‘浪漫化’的构想,这两个提法都与想象有关,也与陌生化理论存在一定相似性。”

  “通过陌生化,人们认识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激进乌托邦主义想通过欲望教育来解放人的想象力,将习以为常的去熟悉化,提供一种有别于实在的替代选项(alternative)。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席勒的审美自由王国到德国浪漫派的诗性共和国,都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idealism)色彩,旨在构建一个完美国家(perfect state)。如果此前所说发端于柏拉图的传统可归入蓝图乌托邦主义,那么它也同样提出了欲望教育、使现实世界魔化或浪漫化、在此间建立理想国度等构想。如果激进乌托邦主义也执着于欲求、陌生化和非现实性,它在何种意义上实质性地区别于蓝图式的乌托邦主义?”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张雨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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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戴潍娜 张雨楠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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