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洋洋近百万字的小说《应物兄》（2017）发表，中国的学院小说再度成为公众议题。其实，从格非的《欲望的旗帜》（1996），到汤吉夫的《大学纪事》（2006），从李庆西的《大风歌》（2016）再到李洱的《应物兄》，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注视着代表中国文化未来的学院中的生存图景，整体上表达出一种深刻的知识分子的现实关切。这让我想起俄罗斯深厚的学院文学传统。

　　俄罗斯学院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其经典文学的主人公大多是知识分子身份，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罗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托尔斯泰的列文，更不必说契诃夫对整体知识分子状况的系统描写。而到了20世纪，尤其是战后的苏联文学，作家对学院中知识分子生存境况的书写，也反复展现出文学创作对精英文化的关切与反思。

　　学院作为理性与良知的象征

　　学院是一个社会的知识生产场所，同时也是这个社会的良知的维系者。孔子的学堂、柏拉图的学园，都是人类“轴心时代”理性与德性的滥觞之所。因此，在任何一种文化框架中，凡是代表知识最高层级的学院，也是整个社会寄望最高的对象。二战之后的苏联，进入社会重建的崭新进程之中，这片素有“文学中心”倾向的土地上，“学院期待”自然就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中国学院小说从钱锺书的《围城》开始，就奠定了一种以讽喻为格调的传统；与此不同的是，苏联学院小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批代表着崇高精神旗帜的知识分子形象，从正面的意义上来阐发学院作为理性与良知的符号价值。

　　这一类创作的代表作家是丹·格拉宁，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发表了一系列中篇和短篇小说，把视角转向学院中的科技工作者的境况，如《第二方案》（1949）、《科尔萨科夫工程师的胜利》（1949）、《个人意见》（1956）等。《第二方案》的主人公亚历山大·萨维茨基准备以他的一个最新设计申请副博士学位，但在答辩之前，他却得知6年前另一位学者尼古拉耶夫对此曾做过研究，但不幸的是他在战争中牺牲了。萨维茨基于是千方百计寻找到尼古拉耶夫的手稿，发现后者的工作极为出色，不仅提出一个方案，甚至还有应对更多可能的第二方案。这个手稿没有人看过，萨维茨基完全可以把它“拿到”自己的论文中，或者对此秘而不宣，以便顺利通过答辩。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自己的“第二方案”，在答辩中宣读了尼古拉耶夫的研究成果，而放弃了自己的申请，从而在一个庄严的场合表达了对尼古拉耶夫的崇高敬意，也维护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科尔萨科夫工程师的胜利》则以颂歌式的格调塑造了一个战胜各种困难、自主研发自控设备的工程师群体。

　　当然，格拉宁在刻画这些知识分子正面形象的同时，也描写了蜕变为私利主义者的学者形象，以衬托前者的崇高精神。如短篇小说《个人意见》中，年轻的工程师奥利霍夫斯基因为拒绝向学术权威斯特罗耶夫让步而开罪了研究所所长米纳耶夫，因此，米纳耶夫处心积虑禁止奥利霍夫斯基的论文发表，甚至想方设法将他开除，以保住自己所长的职位。小说生动地讲述了米纳耶夫的蜕变过程，他自己年轻时与奥利霍夫斯基一样，为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案而向总设计师发起挑战，但他失败了，当面临被辞退的结局时，他屈服了，从而学会了沉默，然后是随声附和，最后他成为了总工程师、所长，反过来开始对付年轻的奥利霍夫斯基了。但从格拉宁的整体创作来看，他还是以歌颂为主，并且这种倾向一直保持到70年代他的中篇小说《奇特的一生》的创作之中。这部小说被称作文献性小说，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就是现实中的苏联昆虫学家柳比谢夫，但小说并没有使用一般传记的手法，而是突出描写了主人公的“时间统计法”，即对时间的使用按照统计学方式来对待，苛刻到要求自己把一分一秒都要用于科学研究。作家通过突出这位科学家的极端生活方式，探讨了一种圣徒般的科学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