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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文学与现实中的两性关系 ——访英国著名女作家费伊·韦尔登
2019年01月17日 09: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姜红 字号
关键词:女人;男人;女性;女权;韦尔登;节食

内容摘要:近日,英国著名女作家费伊·韦尔登1967年的文坛首秀《食戒》(又译《胖女人的笑话》)中文版问世后,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于两性关系、节食减肥等问题的热议。在女人数量多于男人、女人收入微薄而男人是家中顶梁柱的时代尤其如此。如今的女孩似乎觉得男人比女人低劣,很多男人暴力、粗俗、麻木不仁。温和的女权主义者《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您的哪些观点契合女权主义,又有哪些不同之处?波伏瓦认为,男人被默认为本位,而女人则是“他者”:“因此,人类是男性的,男人没有将女人定义为独立的存在,而是相对于男人的存在。我认为,如今女人有赚钱的自由(事实上,女人别无选择,必须赚钱),而不再像动物一样禁锢在她的宝宝身上,今天的女人生来就是独立的,不是后天使然。

关键词:女人;男人;女性;女权;韦尔登;节食

作者简介:

  近日,英国著名女作家费伊·韦尔登1967年的文坛首秀《食戒》(又译《胖女人的笑话》)中文版问世后,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于两性关系、节食减肥等问题的热议。

  已近耄耋之年的韦尔登著作颇丰,其作品探讨两性关系,关注弱势一方。她关注女性权利与福祉,但是不赞同极端的女权主义观点。记者对她进行采访后,感到她赞同的是男女“同权不同质”,认为不应当因为争取女权而否认女人自然的特质。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不同,韦尔登更倾向于女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塑造的。

  或许,女权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让女性真正获得受教育及工作的权利,有资格获得平等、独立与尊严,而且拥有选择做家庭主妇或是外出工作的自由而不受责难。

  处女作展现女性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1967年的文坛首秀《食戒》近期在中国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对于女人来说,吃或不吃、减或不减,一直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美食大国,爱情和美食常常密不可分。正如您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节食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启,然而,当我们不能一起吃了,或者说吃不到一块的时候,生活往往变得索然无味。当时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的?

  韦尔登:《食戒》是我大约半个世纪前的作品。自21岁离开大学后,我身为单身母亲,本来一直在为生存而挣扎,但我作为广告文案撰稿人突然大获成功,几乎一夜迈入中产阶层。生活的美妙和不平都给我灵感。于是,我34岁新婚燕尔时开始创作《食戒》。此后,我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相同的灵感来源。

  女人真的相信自己的幸福取决于身材吗?胖或瘦、多或者少一两英寸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我让笔下的主人公爱丝特(Esther)发出这样的疑问。

  爱丝特是我的一个缩影: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近40岁,正在节食。我当时认识的大多数女人都是这样。我想要通过《食戒》向她们解释其困境。我看到,大多数妻子注定要一辈子持家, 即使在孩子们长大离开家庭之后也依然如此。

  在我和爱丝特看来,中产阶级——举行宴会的阶层——中的太多女性都没有必要过于重视自己的身材和体重,为这种想法所累。在女性很少外出工作赚钱的时代,大多数女性在接受完教育后到结婚前几年间可能外出工作,而结婚后就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她们的生存先是依靠父亲,然后就是丈夫, 因而很担心丈夫会被更年轻、更有魅力的人抢走。所以,如俗语所说,“莫让红颜凋谢”就显得十分重要。无论当时或现在, 哪个女人想发胖呢?苗条意味着青春、健康、活力、金钱, 而肥胖则与衰老、懒惰和消沉相联系。

  美貌一度是女人获得男人欢心和金钱的途径。在女人数量多于男人、女人收入微薄而男人是家中顶梁柱的时代尤其如此。

  如同我一样, 爱丝特忍受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的遭遇。我们那个时候很害怕自己嫁不出去,原因是这样不但会蒙受屈辱,而且会陷入经济窘境。正如当时的名作家萧伯纳所观察到的那样,“女人的义务是尽早结婚,而男人的义务是尽可能保持单身”。

  50多年前,生长于西方的爱丝特决定放弃节食而长胖、变得不修边幅。这是卡尔·荣格所说的“反向转化”(enantiodromia)的一个例子,意即一个人本来痴迷于某一行动,但是却突然转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

  爱丝特现在如此享受廉价却让她感到舒服的食物,徜徉在脂肪和糖的世界里。穷人的饮食富含碳水化合物,而富人则相反,其结果自然就是穷人往往很胖,而富人身材苗条。

  准备宴会的为人妻者需要保持身段苗条、外表整洁,以免丈夫误入歧途,被更年轻、更风趣、更苗条的人抢走。如果以离婚告终、丈夫离开妻子,人们往往会归咎于妻子,认为她没有保持容颜,没有努力留住丈夫的心。如果妻子要离开丈夫,那么房子、财产和孩子都要归丈夫所有。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很少有女人要求离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7年的爱丝特向命运抗争。爱丝特是我的代言人,也是我们这一代很多女性的代言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节食这一共通之处,您的生活似乎与当时的大多数女性很不一样。您如何平衡职场生活与家庭生活呢?

  韦尔登:我自己的生活和她们颇为不同。我来自新西兰,能看到女性的生活是可以有所改变的。

  写作《食戒》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还小,家里又没有洗衣机。我当时的丈夫是位艺术家,他的耳朵难以容忍家用电器的声音,当时那种打字机发出的声音也包括在内。因此,《食戒》是我用笔和纸写出来的。我每天一大早都是在家人还没有起床时就在炉火边写作。

  白天,我把三个孩子留给保姆照顾。我工作的内容是做好广告策划,为客户盈利。午饭时间,我每周都会有两顿吃着最奢侈的食物。下午我计划着如何让孩子们安睡,然后按照当时烹饪专家伊丽莎白·大卫的食谱为丈夫和客人准备晚宴。现在回想起来,我惊叹自己当时精力那么充沛。

  我很快也涉足电视剧编辑和电视广告。但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工作环境中,我开始意识到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一些成见的影响。比如人们认为,妻子赚的都只是“零花钱”,因而对其征收重税。人们还认为,任何一个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男人为她埋单。

  我接受升职却受到一个男同事的责难,说我抢了男人的饭碗。实际上,我在这个工作环境中的存在对他而言就是一种痛。然而据我了解,那时候工薪阶层的很多女性,无论是未婚、离婚还是被遗弃、身有残疾者,往往才是养家糊口的人,她们做着卑微的工作,拿着微薄的收入——清洁、护理、洗衣、烹饪、打字等,其实也是她们传统妻子角色的延伸——而且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男人的支持。人们对她们视而不见而且加以拒绝,甚至广告商也会忽视她们,因为从她们身上无利可图。我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就是要打破造成女性无助感的种种迷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时您的作品也引起了争议,而且有人对您的个人生活产生了误解。

  韦尔登:创作《食戒》后,我不是很受欢迎。男人们对这部作品的愤怒让我吃惊。在一些聚会上,如果我走进房间,一些男人甚至会掉头走开,不愿与我共处一室。在他们看来,宣扬女人除了熨烫男式衬衫还可以做其他事情,是一种大不敬,好像太阳从此不再升起似的。

  有些人以为,我写出这样的小说,首先是我自己有严重的超重问题。这种说法并不错:我一辈子或多或少都在“节食”。我婚姻有问题?其实不然。但是正如爱丝特在书中所说:“婚姻就像是背在我身上的一座制度大山,这个负担过于沉重。”“她感到婚姻仿佛化作一股压倒性的力量向她袭来,在这股力量之上,承载着整座人类文明大厦,包括城市与国家、知识与宗教、金融与法律;除此之外,还有文明的浮华、狂热的激情和人类的繁衍。……当她向自己丈夫的权威发起挑战时,她实际上是在与自己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为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50年后的今天,女人的身材、外表似乎依然很重要。

  韦尔登:在大街小巷遍布照相机的情况下,今天的女人们自然很在意自己外貌上的不足。只有少数人是天生丽质,但是大家总是被天生丽质者的美照所包围。

  现代女性可以自食其力,或者说至少社会也是这么期望的。男人在她们的生命中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可或缺。在自拍盛行的当下,女人之间竞争的重点开始变化,以前是为了争取男人,现在是要让其他女性叹为观止,对“节食”的强烈需求尤胜以往。厌食症成为一个问题。

  书中的爱丝特不再节食, 这对她苗条、优雅的朋友菲利斯(Phyllis)来说非常可怕。菲利斯认为,爱丝特因为纵容自己发胖而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处于节食中的菲利斯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正在提升。今天西方的节食者仍然有这种想法。我想,现在东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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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姜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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