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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诗与思想艺术的探索者 ——对话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倪蕊琴
2020年07月30日 10: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建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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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蕊琴,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3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52年2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1954年由学校推荐,作为中国首批赴苏留学生之一,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研究生部学习,1958年学成归国,组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长期担任该专业教授与学科带头人,曾任中俄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等职。

  倪教授是国内托尔斯泰研究的老一辈代表性学者,其主要著作和编著有《俄国文学魅力》《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当代苏俄文学史纲》《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政论、宗教卷)等,另有译著《白轮船》《适得其所的人》《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等,其成果多次获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俄苏文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学术群体,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几所高校外,上海地区的部分高校也有较强的研究力量,华东师范大学的俄苏文学研究群体颇为学界关注。这支队伍不仅有俄苏文学研究和译介的传统,而且拥有一批优秀的俄苏文学学者,并有其独特的研究领域。倪蕊琴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她在托尔斯泰研究方面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

  近日,在纪念伟大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对倪蕊琴教授做了一次深入的访谈。倪老师虽已九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她说:“我有托尔斯泰情结。”

  莫斯科,列宁山,我的托尔斯泰缘

  陈建华:倪老师,您长期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研究,而列夫·托尔斯泰是您最为倾心的作家。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俄罗斯文学并关注托尔斯泰的?

  倪蕊琴:那还是在我的中学时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随着家人避战乱,从南方到大西北,小学换了三所,中学换了五所,生活颠沛流离。不过,中学这几年,我还是读了一些书,这些书中有俄国文学作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在中学读的,挺喜欢小说中的娜塔莎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进入苏南文教学院俄文专业就读,1952年赴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两年后,作为首批赴苏留学生,我来到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攻读研究生。我的专业方向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主攻的是托尔斯泰研究。我关注托尔斯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陈建华:您在莫斯科大学四年研究生学习期间,哪几位苏联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对您帮助最大?

  倪蕊琴:主要有三位。一位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古德济教授。我系统地听过他的“托尔斯泰专题选修课”。当时古德济教授已是银发老者,我们在他的小书房里上课。从这门课上和他的专著《托尔斯泰评传》中,我系统了解了托尔斯泰的创作道路,也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学者。另一位是我的导师阿·阿·萨布罗夫。他除在莫大工作外还兼任托尔斯泰博物馆的学术指导,我每个月会到博物馆去见他,向他汇报我的论文进展情况。我导师健康状况不佳,但仍全身心地研究托尔斯泰。我1958年回国后不久便得知导师去世的噩耗,所幸的是他的遗著《列·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和诗学)》在次年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导师的那种为学术而鞠躬尽瘁的精神深深铭刻在我的心头。第三位是谢夫曼教授,是导师介绍我认识他的。谢夫曼是《托尔斯泰和东方》的作者,当时他正为写作此书收集资料。与他的交谈启发了我去关注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翻译、评论和流传的情况,并且写出了最初的两篇俄文文章:一篇是《托尔斯泰在中国》,刊登在《俄罗斯文学》1958年第4期上,能在苏联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文章,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另一篇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在中国的改编和上演》,主要谈了田汉和夏衍改编《复活》的动机及两个改编本的不同特色,这篇文章在纪念托尔斯泰诞生130周年的研讨会上宣读了,后又刊登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期刊1958年号上。我很敬重谢夫曼教授,把他当作副导师。

  陈建华:谢夫曼的《托尔斯泰和东方》很有影响。我手头的这本书是1962年戈宝权先生送给您的,后来您又转赠给了我。该书第166页有一段文字,谢夫曼注明是转引自您发表在《俄罗斯文学》上的那篇文章。此外,作者还在第129页和第158页的另两段文字上加了注,也说是根据您的译文。

  倪蕊琴:第129页那段辜鸿铭小传是当年我专门为他翻译的,译自中国《东方杂志》1911年第1期。第158页那段文字引自我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上发表的文章。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当年为写这些文章和准备学位论文在苏联列宁图书馆寻找资料的情景。

  我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列宁图书馆连续工作。每天早早起床,尽量吃得饱一些,中午就在小卖部随便吃一点,晚上回到列宁山上的宿舍时,差不多已筋疲力尽,而一天的收获却往往令我欣喜。在阅览室我一人占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书刊。当时还没有复印技术,凡是我需要的文字资料,只好快速抄录下来。所以当时我梦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节约下来的助学金大多买了书籍,其中包括托尔斯泰的“百年纪念版”90卷集。回国后我才知道,《托尔斯泰全集》国内只有两套,一套是戈宝权先生的,另一套是我的,连国家图书馆都没有。回顾买书时的节衣缩食、东奔西跑,感到非常值得。这套书为我提供了重要资料,也帮助同行解决了不少问题。

  陈建华:您是1958年回国的,此后几年里哪些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倪蕊琴:回国后,我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20世纪60年代初,有件事印象较深,即参与《外国文学作品选》的编写。这套作品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教育部列入的第一批文科教材,上海高教局从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各调一位老师,我校调三位老师,组成编委会,周煦良先生任主编。我负责俄苏文学部分,选入了一些“人情味”较浓的文字,如《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与娜塔莎第一次见面的片段,《安娜·卡列尼娜》中母子会见、安娜之死的片段等。这套四卷本的书于1961年出版,拨乱反正时又修订重版,影响较大。

  陈建华:改革开放以来,您有不少重要的著译问世,仅托尔斯泰研究而言,1982年至1991年十年间,您主持完成的就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托尔斯泰比较研究》等,此外您还参与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的相关工作。这些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国内托尔斯泰研究的面貌。您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倪蕊琴:说说《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这本书吧。1980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托尔斯泰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托尔斯泰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会后就出版了这本论文集,收入20多篇论文和研究资料。我参与了部分工作,除了论文《俄国托尔斯泰研究简论》外,我根据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年谱》等材料编译了《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简表》,并与我的研究生一起译出了90卷《托尔斯泰全集》的目录。

  陈建华:古谢夫的《列·尼·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年谱》是一部出色的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记得当年管珑教授与您分别负责上下卷的翻译工作,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了清样,可惜因经济原因最终未能问世。1980年在杭州也举办过一次关于托尔斯泰的学术讨论会,也出版过一本文集。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的这两部文集,以及1982年和1983年相继问世的两部编著《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和《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为改革开放后重新起步的托尔斯泰研究奠定了基础。

  倪蕊琴:可以这么说。《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这本书中,戈宝权、陈燊、夏仲翼、匡兴、钱谷融、钱中文、余绍裔等学者的文章都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匡兴先生的《托尔斯泰否定莎士比亚问题初探》,说是“初探”,其实是一篇写得相当深入和到位的文章。这些学者往往有较强的理论修养和文学鉴赏力,同时又具有学贯中西的底蕴,所以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托尔斯泰研究热”,起点不低。

  托尔斯泰:长篇艺术的开拓者

  陈建华:您对托尔斯泰做过多侧面的研究,其中尤为推崇他的长篇艺术,这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倪蕊琴:托尔斯泰是深广无比的大海,他在世界长篇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托马斯·曼称托尔斯泰是“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荷马”,“故事绵延不绝,艺术与自然合而为一,纯真、宏伟、实在、客观、永生不死的康健,永生不死的现实主义!所有这些,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比在现代史诗的任何作者笔下都要强烈”。他的创作不愿受任何框架的束缚。以《战争与和平》为例,作品一问世,评论界就被这一庞然大物惊呆了。有人对作品的体裁等提出异议,称这不符合欧洲传统。托尔斯泰表示,这部作品采用了他认为最能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思想的适当形式。它是作家艺术探索的成果,突破了旧传统,综合过去叙事艺术的成就,创造了史诗性长篇小说的新样式。

  陈建华:托尔斯泰本人也认为:“史诗的体裁对我是最合适的。”您对托尔斯泰长篇的心理描写艺术有过研究,也请谈谈您的见解。

  倪蕊琴:托尔斯泰擅长表现“心灵的辩证过程”,并使人的内心生活第一次得到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自我观察与自我分析,常常追逐着一种思想、一种感情的产生与变化的轨迹,捉摸着心理自我运动的过程,探寻它的表现形式和活动规律。人的心理活动本身成了作家研究的对象和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笔下的主人公(从伊尔倩耶夫到涅赫留道夫公爵)心理活动轮廓分明,人物思维活动符合逻辑性,合情合理。他善于捕捉和描绘那些内心处于极端痛苦、精神濒临绝望边缘的人的心理,如《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对安娜自杀前心理活动的全过程加以展现。在马车上以及火车站,安娜的心理活动是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识流动,跳跃性较大,但她思考的中心仍然是自己的命运、和渥伦斯基的爱情以及人生的意义。所以,这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意识流,也不完全是下意识,而是下意识和意识不断交替的一种心理活动。这段描写可以说是世界文学中最震撼人心的篇章。

  陈建华: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了《安娜·卡列尼娜》后,称赞托尔斯泰是“艺术之神”。陀氏也是心理分析大师,您能说说这两位作家在这方面的区别吗?

  倪蕊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内心的奥秘剖析也许更为无情,他仿佛要把人心灵深处的每一个角落都彻底翻抖出来,连最细小的隐私也不容躲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进行过长期的自我分析,但与托尔斯泰不同,他尽量把自己隐蔽起来,在他所塑造的几十个主要形象中,没有一个带自传性质。与托尔斯泰塑造的人物相比,他笔下的人物带有病态的狂热,甚至歇斯底里。这种病态心理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像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强调自我的存在、自我的价值,而不顾作为社会人应遵循的共同法则和道德制约,因而在孤独中徘徊挣扎;有的像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那样,内心和行为中善与恶、爱与恨、崇高与卑鄙交织在一起,相互撞击,造成内心支离破碎,性情乖戾。简言之,尽管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对心理过程本身感兴趣,但前者更多的是注意一般情况下的常态心理,而后者更多的是注意特殊情况下的病态心理。

  陈建华:您认为托尔斯泰对世界长篇艺术发展史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倪蕊琴:托尔斯泰是以毕生精力,对社会的和人生的根本性问题进行“追根究底”的探索的伟大作家,他发展了长篇小说这一“最广阔而不受拘束”的文体,以便最充分地表达他对人、社会和世界的艺术概括。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是史诗式叙述和心理描绘的综合,而这种综合也决定了作家创作的基调:雄浑、淳朴、明朗。托尔斯泰长篇艺术的影响超过同辈作家,从罗曼·罗兰到法朗士,从亨利希·曼到托马斯·曼,从德莱塞到高尔斯华绥,世界上无数长篇小说家受到他的熏陶。而托尔斯泰对俄苏作家的影响更是经久不衰。在高尔基的《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恰科夫斯基的《围困》等鸿篇巨制中都能看到对托尔斯泰长篇艺术的传承。

  托尔斯泰:思想的艺术家

  陈建华:您近些年比较关注托尔斯泰的思想探索,为什么?

  倪蕊琴:屠格涅夫称托尔斯泰是“思想的艺术家”,言简意赅。在托尔斯泰的全部重要著作中,像一条红线似的始终串穿着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真理的寻求。托尔斯泰给艺术下的定义是“人们之间传达感情的手段”。他的审美观和道德观是密切联系的。当他认识到真理是在劳动人民一边、贵族只有平民化才有出路时,他忠贞不渝地身体力行。不仅在作品中宣扬这个真理,而且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动、衣食住行都实行平民化,每天做皮靴、耕田、犁地、吃素、穿农民服装等。从政治观点来看,这是缺乏理性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而在道德上却对人们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当他宣布放弃全部财产,放弃1881年以后全部著作的版权时,全世界为之震动。对于这样的作家,我们后人当然可以理性地谈论,但却不能不产生敬慕的感情。

  托尔斯泰主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如伊尔倩耶夫、奥列宁、彼埃尔、安德烈、列文、聂赫留道夫等,是性格不同却一脉相承的人物,也是作家自己的肖像。一个史诗作家的“自我”在作品中得到如此充分而鲜明的体现,这在世界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探索型的人物体现了作家世界观激变前后的不同特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在封建农奴制崩溃时期转向劳动农民寻求力量的典型,是有道理的。不过,在我看来,托尔斯泰倾心于农民更重要的是出于深沉的内在需求。他目睹广大农民勤劳俭朴,却一贫如洗,地主夺去了他们的土地,而他自己却是一个大地主。他观察到罪恶的国家机器是由他们这一阶层的人支持着的,法庭、监狱、军队、教会就是为了惩治、镇压那些“妨碍了官吏和富人享用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财产”的人们的。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还包含着对人性分裂的思考,对“文明人”的否定。

  陈建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17卷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其中第15卷是您负责编选与翻译的。这一卷近50万字,大部分都是新译出的,对读者全面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很有帮助。

  倪蕊琴:这一卷除了政论之外,还包括了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文章,所以新版便改名为政论、宗教卷。我在编选时翻阅了他大量政论和宗教等方面的文章,对托尔斯泰的思想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我还在90卷《托尔斯泰全集》中选出作家研究中国古典哲学家(老子、孔子、孟子等)的文章,与中国人对话的信件等,编入了文集。读着《当代奴隶制度》《不可杀人》《论俄国的社会运动》《论俄国革命的意义》《我不能沉默》等,我简直感到惊奇。这位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托尔斯泰伯爵对政治的关心、对人民命运的关心,难道比哪一个政治家少吗?他深入农村、工矿、贫民区进行社会调查,把带有封建性的原始积累期的俄国资本主义称之为“当代奴隶制度”;他与农民、工人交谈,论证俄国革命势在必行。尽管托尔斯泰反对一切暴力,但他明确宣称革命者使用暴力是统治者所逼,是从统治者那里学来的手段。我过去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位伟大、博学的作家、思想家会得出“不以暴力抗恶”这类不切实际的结论呢?细读他的著作,才理解了他的思维方式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

  陈建华:几年前,您有一篇几万字的论文《“托尔斯泰主义”纵横谈》在国内发表。您是怎样看待托尔斯泰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思想的?

  倪蕊琴:我近年来对“托尔斯泰主义”进行了反思。你说的那篇文章主要谈了5个方面,即“托尔斯泰主义”产生的渊源及其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命运、托尔斯泰精神在当代苏俄的重现、从“托尔斯泰主义”到“甘地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在当代的意义。托尔斯泰进行了长期的思想探索,他的探索从克服自身的利己主义、要求道德完善开始,再进而对本阶级进行批判。他从观察思考中得出只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劳动才是道德力量的源泉的结论,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体现这种劳动的宗法农民身上,并且从他们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撕毁上流社会的一切假面具。同时,他也从道德角度无情地抨击金钱和利己主义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称它为“当代的奴隶制度”。他否定了“先进的西方”,把眼光转向了过去,转向了保持着宗法制的“静止不动的”东方,向印度、中国,向古老的东方求教。19世纪80年代,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把基督教教义与东方宗教和哲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托尔斯泰主义”,即以“不以暴力抗恶”为核心,宣扬以“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博爱”为宗旨的一个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在托尔斯泰看来,孔、孟等学说是东方的宗教和哲学,他视孔子的《大学》为中国人的圣书,还特别推崇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认为《道德经》与基督教义完全一致。在《老子的学说》一文中,他说老子教导人们“如何从为肉体而活转化到为灵魂而活”,所谓“道”即指这一转化道路。托尔斯泰在寻求生活意义过程中与中国古代贤哲的学说发生了交汇,并受到深刻影响。尽管作家根据自己的理念解读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企图从道德层面着手去解决社会和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他的思想探索仍能给我们以启迪。

  陈建华:这让我想起您的一篇文章《读〈给一个中国人的信〉》,当时是为了纪念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我为筹备纪念会而向您约的稿。我记得您的文章开头说过一句话:“作为中国人,我们怎能忘怀作家那执着的东方情结、中国情结。”

  倪蕊琴:《给一个中国人的信》是写给辜鸿铭的。重读这封信时,最为震撼的仍是托尔斯泰那段对中国未来的经典预言:“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生活中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中发挥伟大的作用。”试想,作家讲这番话时,中国已经遭受西方列强半个多世纪的侵略和蹂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了,不能不看到他思维的辩证法。他从强者身上看到其致命弱点,而在弱者身上找到了潜在的力量。在托尔斯泰看来,中国人没有被西方文明腐蚀,他们遵循天道,保持着吃苦耐劳、爱好和平的品质。他在《中国的贤哲》的前言中也指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最大的民族和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感情的伟大作家,我们确实难以忘怀。

  陈建华:今年是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您觉得托尔斯泰对于当代读者有怎样的意义?

  倪蕊琴:我在前几年出版的著作《俄国文学魅力》中谈及过这个问题。托尔斯泰的艺术生命是不朽的。他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使文学的艺术表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作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将会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获得思想的教益和审美的愉悦。同时,一个艺术家的创新首先取决于他的创作个性的独特,也就是说由他对现实世界观察角度的新颖,对现实事件感受的独特而定的。作家的创作个性越鲜明,他的个人的经历越具有代表性,我们也就更容易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作家的自我。托尔斯泰在自我剖析中洞察人的心灵奥秘。他为了说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为了探索生活的意义而写作。这位目睹了俄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罪恶的伟大思想家,对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对人性的本质理解得实在深透,他的忧患意识是超前的,而他的乌托邦理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人活着不能没有追求,停止追求就意味着人的精神生命的灭亡。托尔斯泰广博而又深刻的思想宝库也是值得今天的人们珍视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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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建华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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